我所知道的高斯

（一）

一九六一年秋天，我剛進了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經濟研究院，遇到一件難忘的事。一位經濟系老師退休，把他的舊書籍及學報（雜誌）放在經濟學系的辦公室「拍賣」。沒有拍賣官；每本刊物都夾著一張紙，請有意購入該刊物的人把自己的姓名和願意出價若干寫在紙上。價高者得，自己心中的價格不夠紙上別人所出的高，當然知難而退，不用出價了。

我和好些同學都好奇，看看每本刊物的出價如何及出價人數多少。有些不見經傳之作，無人問津，也有一些僅「出」幾毛錢的。名著如凱恩斯的《通論》、馬歇爾的《經濟學》、費沙的《利息理論》等，出價者總有好幾位，而價格也相當可觀。但令人最矚目的，是一本一九五八年新出版的雜誌——《法律與經濟學報》。這是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出版的刊物，五八年初版，每年只出一期，每期印行不及五百本。

拍賣中的那本初版《法律與經濟學報》看來很殘破，顯然被不少人翻閱過。舊的學報從來不值錢，但這本貌不驚人的舊冊子，出價的竟然有二十多人；新的原價二元，我要出價二十五元才能買到破舊的。在那時，二十五元是可觀的數目了。當我「中標」後，從錢包裡掏出那二十五元交給經濟系的女職員時，她好奇地望著我說：「我們辦公室裡的人都等待著，很想看看哪位好漢贏得這本殘破的學報。」

是的，早在一九六一年時，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研究生，就懂得搶購這本後來具有革命性影響力的學報，但當時沒有幾間大學曾經聽過它的名字。

事情是這樣的。佛利民太太的哥哥戴維德（A.Director），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個主要思想家，其智力與深度決不在佛利民之下。戴氏只有一個哲學的學士銜頭，絕少發表文章，在芝大的法律系任教，教的卻是經濟。與他相熟的高手學者，無論是法律系的還是經濟系的，都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戴氏既不著書立說，也不喜歡教書。他喜歡閱讀，沉默寡言，但一開口說話，旁邊的人都靜下來細聽，好像怕走了寶似的。

只有世界上最高級的學府才能容納像戴維德這樣的人。如果在香港大學，他連助理教員的職位也不可能得到，更不用說講師了。然而，當時戴氏在芝大，既不寫文章也不願教書，同事們就得找點適當的工作給他幹。法律學院院長於是想到了辦一本法律與經濟合併的學報，請戴維德作編輯。不過戴氏對此也不感興趣。他認為一般的學術文章都不值得發表；而一本刊物要靠大學津貼資助，沒有市場的需求，是浪費資源，不辦也罷。但是，他覺得自己除了日夕在思想上下功夫，對校方沒有多少可以量度到的、具體的貢獻，也就不好意思推卻這編輯的職位了。

戴氏作學報編輯的作風自成一家，成為佳話。他很少約稿，從不催稿，永不趕印，絕不宣傳。每年只出一期的學報，今年應出的往往遲到下一年才面世。但一九五八年底所出的第一期，十篇文章篇篇精彩，識者無不拍案叫絕。因為只印數百本，內容很專，很深入，只有對真實世界有興趣的人才重視，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訂閱的更少。要不是艾智仁等人在我進入加大研究院之前把那學報讚不絕口，我不會從同學那裡常常聽到它的名字。

高斯（R.H.Coase）曾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他是在那裡取得學士的。學士畢業的前一年，僅二十歲，他獲得一項遊歷的獎學金，到美國一遊，路經芝加哥大學時，曾走進奈特（F.H.Knight）的課堂上聽了幾課，若有所悟，寫了一篇題為《公司的本質》的文章，不過等到六年之後——一九三七年——才發表。這篇文章很有名，但其巨大的影響力，要到四十年後才發揮出來。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竟然可以寫出一篇四十年後在經濟學上具有革命性的文章，可說奇哉怪也。

取得學士之後，高斯曾先後在兩間英國大學任教職，一九三五年轉回倫敦經濟學院任教，一九四五年發表過另一篇頗為重要的文章。一九五一年，要赴美國謀生，沒有博士銜不好辦，他就以幾篇文章申請，獲得倫敦大學的名譽博士銜。戴維德曾在英國與高斯有一面之緣，也就替他寫了一封介紹信。認識戴氏的人無不重視他的意見。於是，高斯一九五一年抵美後在水牛大學任教，一九五八年再轉到維珍尼亞大學去。這一切並無什麼特別之處；那是說，在當時，高斯的學術生涯顯得平平無奇。


（二）

一九五八年末，戴維德的《法律與經濟學報》出版了。艾智仁在洛杉磯的加大閱讀後，向人極力推薦，從此影響了我的半生。剛到維珍尼亞大學任職的高斯拿起來一看，覺得很有意思，便在一九五九年寄給戴維德一篇長文，題為《聯邦傳播委員會》。主編的戴氏一讀來稿，驚為「天」文，就把它發表於一九五九年那期學報的首位，面世時已是一九六○年了。我在一九六二年才有機會拜讀，欽佩得五體投地。即使今天，我還是覺得那樣好的經濟文章是絕無僅有的。

有趣的是，高斯的《聯邦傳播委員會》的發表，並不容易。雖然戴維德認為是天才之作，但當時芝加哥大學的眾多經濟學高手都說高斯的論點是錯了，不修正就不應發表。戴氏將所有的反對觀點向高斯轉達，高斯堅持己見，不認為是錯的，「死不悔改」。這樣書信來往好幾次，到最後，高斯回信說：「就算我是錯吧，你不能不承認我錯得很有趣味，那你就應該照登可也。」戴氏的回應是：「我照登無誤是可以的，但你必須答應在發表之後，你要到芝加哥大學來，作一次演講，給那些反對者一個機會，親自表達他們的反對觀點。」高斯回信說：「演講是不必了，但假若你能選出幾位朋友，大家坐下來談談，我倒很樂意赴會。」

後來在六○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戴維德邀請了佛利民（七六年得諾貝爾獎）、史德拉（八二年諾貝爾獎）、夏保加（A.Harberger，福利經濟的首要人物）、貝利（M.Bailey，理論高手）、嘉素（R.Kessel，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學天才，醫學經濟的創始人）、麥祺（J.McGee，壟斷理論的重要人物）、劉易斯（G.Lewis，勞工經濟的首要人物）、銘斯（L.Mints，理論高手）。加上戴維德及高斯，經濟學的討論從來沒有那樣多的高手雲集。

這是經濟學歷史上最有名的辯論聚會。辯論是在戴維德的家裡舉行。戴氏在家裡請吃晚飯。飯後大家坐下來，高斯問：「假若一間工廠，因生產而污染了鄰居，政府應不應該對工廠加以約束，以抽稅或其它辦法使工廠減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預——正如今天香港的環保言論一樣。但高斯說：「錯了！」跟著而來的爭論長達三個小時，結果是高斯屹立不倒。

多年以後，當時的在場者各有不同的觀感。史德拉對我說：「那天沒有用錄音機，是日後經濟史上的一個大損失。爭論到半途，米爾頓（佛利民）突然站起來，舌戰如開槍亂掃，槍彈橫飛之後，所有的人都倒下來，仍然站著的就只有高斯一個人。」嘉素對我說：「經過那一個晚上後，我知道高斯是本世紀對經濟制度認識得最深入的人。」麥祺對我說：「當夜是英國的光榮。一個英國人單槍匹馬，戰勝了整個芝加哥經濟學派。當夜闌人靜，我們離開戴維德的家時，互相對望，難以置信地自言自語說：我們剛才是為歷史作證。」

高斯本人呢？他差不多給那個奇異的辯論會嚇破了膽。他告訴我：「當夜我堅持己見，因為怎樣也不曾想到我可能會錯，但眼見那麼多高手反對，我就不敢肯定了。到佛利民半途殺出，他的分析清楚絕倫，我才知道自己大可安枕無憂了。」

是的，芝加哥學派之所以成為芝加哥學派，說到底，不是因為外間所說的，他們反對政府干預或支持自由市場，而是因為歷久以來，那裡有一些頂尖的思想人物，對真實世界深感興趣，客觀地要多知一點。芝加哥學派在那一夜之前早已聞名天下。但那天晚上，辯論開始時反對高斯的人都是贊成政府干預污染的。高斯反對政府干預污染勝了一仗，然而，他卻是贊成政府干預的倫敦經濟學派培養出來的。

那天晚上的大辯論，今天在經濟學界內，時有所聞。那麼，他們辯論的究竟是些什麼呢？


（三）

《聯邦傳播委員會》這個毫不起眼的文章題目，引起了多個頂尖高手大辯論，跟著促成了經濟學上有名的「高斯定律」，而這定律使舉世開始明白私有產權的重要，間接或直接地使共產奄奄一息，改變了下一代的民生——這樣說，可能是誇大了一點，但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是這樣想的。

高斯的《傳播》文章，說起來，是日積月累的結果。他自一九三七年發表了《公司的本質》後，研究的興趣都集中在專利或壟斷權那方面去。他特別感興趣的，是由政府保護或創立的專利權；在英國任職時，他考察過郵遞、廣播等行業。他的調查一向都很詳盡，很細心。提不起勁去讀他的文章的人，會覺得沉悶，沒有新意。但為了好奇而讀的，就會覺得他學究天人，是多個行業的專家。若讀者不厭其詳，細心地讀，就會發現高斯的文章在幾頁之中往往有一兩句很有創見、令人耳目一新的話。

一九五一年轉到美國任職後，高斯的興趣還是政府創立的專利權。既然他曾經研究過英國的廣播專利，到了美國，他就很自然地轉向美國的廣播專利那方面去。在美國，所有的傳媒——電台、電視台、電話、刊物等——都是由一家權力極為龐大的政府機構管轄的。這家機構的名字是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ission（聯邦傳播委員會）。高斯當然要對這機構考查一下。沒有誰會想到——連他自己也不會想到——這一查，就改變了二十世紀的經濟學！

高斯對這「委員會」的首要問題是：這機構的龐大權力，從何而來也？他追尋歷史，得到很清楚的答案。在本世紀初期，美國東岸的漁民駛船出海捕魚，一去就是好幾天，家裡的人與他們聯絡——報平安，更重要的是通知漁船颶風之將至——是要靠收音機的。但假若兩艘或多艘漁船同時用同一的收音頻率與岸上的家人對話，那麼聲音就會在空間亂作一團，使對話聽得不清不楚。後來用收音機與陸上對話的船隻越來越多，各頻率亂搭一通，弄得亂七八糟，一塌糊塗。更甚者，有些好事之徒，為了過過癮，亂用頻率，向漁船廣播錯誤的天氣訊息。這樣的情況當然不能容忍下去。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的前身，是個很小的委員會機構，設於一九二七年，用以管治播音頻率的使用，有系統地控制收音混淆的情況。有了這成功的一頁，小小的委員會，其權力變本加厲，從一九三四年開始擴展到美國所有的傳媒及通訊各方面去。

本來是明顯不過的、要一個近乎政府的機構來管轄的事，高斯卻認為是多此一舉！他認為「收音」在空間弄得一塌糊塗，是因為頻率沒有明確的、清楚的權利界定。問題的所在，是由於頻率不是私產，若沒有管轄，誰都可以任意使用，豈有不亂七八糟之理？假若每個頻率都被界定為私有的產權，那麼越權侵犯的人就會被起訴。如果所有的頻率都成為私產，那麼沒有頻率「在手」而又要使用的，大可向頻率的擁有者租用。市場於是發揮作用而大顯神威，把空間頻率亂搭一通的混淆「整理」得一清二楚，而價高者得的方法，可以使頻率的使用轉到願出高價者的「手上」去。

在《聯邦傳播委員會》一文內，高斯說了一句當時少人注意，但其實是石破天驚的話。他說：「清楚的權利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原文是：The delineation of rights is an essential prelude to market transactions。）後來舉世知名的高斯定律，簡而言之，只不過是這一句話。不要以為這話很膚淺。在今天，有好些經濟學博士還是對它不大了了。也是在今天，整個北京政權都不明其理。清楚的權利界定是私有產權。北京的執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發展市場，怎會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對後語呢？

是的，產權的問題在經濟學上早有悠久的歷史，但從來不受重視，而說及不同經濟制度的著作，在高斯之前很少是以產權的不同為核心的。自古以來，在法律上，產權的討論大都是以地產（不動產）為主題，牛、羊等「可動產」次之。高斯奇峰突出，以看不見、摸不著的廣播頻率來論產權，引人入勝，觸發了經濟學者的想像力，而頻率的混淆是侵犯產權的結果，因而很自然地就帶到污染的問題上去。污染是產權混淆的問題，這一提點，使我們對世事要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


（四）

芝加哥大學的眾多高手，當年反對高斯在《聯邦傳播委員會》一文內的分析，倒不是因為高斯認為把播音的頻率私產化就可以解決問題。（私有產權有起死回生之力，芝加哥學派怎會不知道，雖然他們以前可能沒有想到看不見、摸不著的播音頻率，也可以界定為私產。）他們反對高斯那篇文章，是因為作者把頻率公用的混淆一般化，伸展到他們認為政府必須干預的例子上去。

高斯認為，頻率公用的混淆效果，與任何資產公用的效果相同。他說：一塊地用來種植，同時又用來泊車，其效果與頻率亂搭同樣的一塌糊塗。他於是指出，泊車的人損害了種植者，要前者賠償後者可能是錯的。如果為了要種植而不許泊車，那麼種植者豈不是也損害了泊車的人？那麼種植者是否要賠償泊車者的損失呢？工廠污染鄰居，要工廠賠償給鄰居嗎？還是要鄰居賠償給工廠，請工廠減少污染？高斯也認為，說不定工廠污染越甚，對社會可能貢獻越大！

以上關於泊車與污染的論點，在三十年前聽來，實在不容易接受。這是因為：那時所有的經濟學者都同意，「損人」的人要被約束，但卻沒有誰想到，損人的人被約束，就是被「被損」的人損害了，所以應該被約束的也可能是被損的人。科學的進展就是那麼奇妙。一個在原則上相同但在性質上不同的例子，可以使分析者從一個新的角度看同樣的問題。這個新角度可能引領我們進入一個新天地，以至後來整個科學觀念都改變了。

高斯當年鴻運當頭！他為了追尋《聯邦傳播委員會》的起源而一腳踏中千載難逢的例子：一個公用的播音頻率，使大家的收音混淆不清，是誰損害了誰？答案顯然是：你損害了我，我也損害了你。要約束哪一方？答案是：任何一方也行。應該是誰賠償給誰？答案是：要看誰有使用的界定權利。以為泊車者或污染者是損人而不是被損，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在戴維德家裡的大辯論，其終局是使每個參與的人恍然而悟：頻率亂搭既然是產權的問題，那麼污染也是產權的問題了。工廠是否有權污染鄰居？鄰居是否有權不受污染？權利誰屬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業主」，要有清楚的權利界定。一旦界定了，是工廠的也好，是鄰居的也好，污染的「多少」就可用市場的交易來解決；而不管權利誰屬，只要被界定了，在市場的運作下，其污染程度都是一樣的。高斯定律就是這樣簡單。

高斯告訴我，當他那天深夜離開戴氏之家時，他已成竹在胸。回到維珍尼亞大學之後，他答應戴氏給後者主編的學報寫一篇澄清他有關那夜之分析的文章。這篇名為《社會耗費問題》之作，石破天驚，是本世紀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經濟學作品。文章很長，不同而又類似的實例很多，反映出高斯治學之博、之深。該文當然被戴維德采為一九六○年那一期學報的首選，但面世已是一九六一年了。

根據高斯的回憶，由於要趕六○年那一期，時間急迫，他寫好了一節，就先寄那一節給戴維德，分節寄出，希望戴氏能有多點時間編排該稿。這樣分節而寫，分節而寄，節與節之間的連貫性較弱，但每節較一般文章的章節有較大的「獨立」性。高斯把最後結論那一節寄出後才知道，原來戴氏對他寫該稿時的趕、趕、趕漠不關心。戴氏認為，好文章通常要多花時間寫，不趕也罷；假若高斯的稿遲三幾年才寫完，他六○年那一期大可等待下去。這樣的編輯，在市場上是必遭解雇的，但在學術的高處及態度的認真而言，戴維德是無出其右的編輯了。

那時《法律與經濟學報》是有稿酬的（現在沒有了）。我曾問戴維德，高斯《社會耗費問題》的稿酬是多少？他喟然興歎，說：「那時校方明文規定，不管文章高下，每頁稿酬相等。假若我有權按文章的重要性來發稿酬，我會將全部可用的稿酬送給他！」

一九六○年的《法律與經濟學報》只印了五百本。後來該期的需求量每年激增，就重印了好幾次，十多年後還要重印。世界上似乎沒有哪一本雜誌或學報有這樣的經驗。


（五）

不少經濟學者都知道，高斯曾不斷地申訴過：讀者不明白他的文章。但一般讀者卻認為，高斯的文字好得出奇，明朗之極。已故的莊遜（H.Johnson）是文字操縱自如的大名家；他曾告訴我，高斯是百年僅見的文字高手。但為什麼高斯認為別人看不懂他的文章？我覺得他並非過於敏感，而是他的思想深不可測，明朗的文章讀來似淺實深，使很多不真正明白其意的人以為自己明白了。

我是由一九六二年起細讀他的《社會耗費問題》的，一次又一次地讀了三年，期間每讀一次後靜靜地思索，思索後又再讀。後來我寫佃農理論時，沒有引用他那篇鴻文，因為執筆時沒有想到自己的理論與高斯定律有什麼關係。若干年後，莊遜、蕭伯保（E.Silberberg）、華特斯（A.Walters）等人在他們的書中介紹高斯定律時，都不約而同地以我的佃農理論作為該定律的應用規範。這可見有時影響越深，受影響的人反而越不知情。

一九六七年秋天，我到芝加哥大學任職，重要的事當然就是拜訪高斯。戴維德要退休，他所編的學報得另聘編輯，高斯顯然是最適當的人選。一說即合，高斯是在一九六四年轉到芝大去的。六七年的秋季開課後幾天，到該校的法律學院去找高斯，我與他素未謀面；戰戰兢兢地走進他的辦公室裡，自我介紹：「我是史提芬，艾智仁的學生，曾經花過三年的時間讀你的《社會耗費問題》。」這段話其實我已準備很久了。

說了這些話後我才打量高斯，只見他頭髮斑白，服裝古老，戴著眼鏡，「正襟危坐」於桌前閱讀。室內的書籍很多，一套一套地放得很整齊。他聽我那樣說，好奇地抬起頭來，問：「我那篇文章是說什麼的呀？」我一時語塞，心在想，那麼長的文章，從何說起？過了一陣，我還是勉強地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說合約的局限條件。」他立刻站起來，高興地說：「終於有人明白我了！你吃過午餐沒有，我們不如一起吃吧。」

就這樣，高斯和我成了好朋友。兩年後我離開芝大，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職時，久不久就接到一些不相熟的經濟學者的長途電話或來信，說高斯要他們問我，關於他某篇文章如何解釋。回港後數年——兩年多前——一位美國教授途經香港，告訴我如下的故事。高斯曾到他們的大學演講，聽眾濟濟一堂。在演講中高斯直白地說，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對。到了發問時間，一位聽者問道：「當今之世，有沒有一個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對了的？」高斯回答：「只有張五常。」

這個故事在美國不脛而走，使我受寵若驚。然而，這點驚喜得來不易。我不僅花了三年工夫讀高斯一篇文章，而在芝大的兩年間，大家在校園漫步時，他不斷和我細說他思想的根源。我和他沒有師生之名，但倒有師生之實。外間誤以為我是他的學生，他從不否認，我也從不否認。

拜師或拜友求學，我所求的有點與眾不同。從傳統的教與學那方面看，我是個不受教的人。假若一位老師轉述某一篇文章，不管說得如何精彩，我的腦子多半會想到其它事情上去。就算老師精闢地批評那文章，我也會想；文章我自己可以讀，讀時有自己的觀點。於是腦子又魂遊去了。這樣的學生還獲得那麼多的明師教導，可算奇跡。

是的，我求學的主要興趣不是求教，而是想知道一些重要的思想是怎樣形成的。艾智仁吸引我，是因為我要知道他那天馬行空的思想從何而來。後來我發現他有了高度的分析能力，還能保持著小孩子般的發問本領——那我就跟著他過過癮，天馬行空起來。我向赫舒拉發所學的是另一套功夫。他的思想只有幾個很簡單的步驟，要是拜他為師的人能細心地體會，會很容易學上手。

高斯對我的吸引更有另一原因。我認為他是本世紀最具創新能力的經濟學者；他的每個思想，不管是對還是錯，總令人覺得不知從哪裡鑽出來的，我於是決定追尋他思想的來龍去脈。我有兩年的時間跟他在一起。差不多每次傾談時，我都問及他某個思想的根源與其後的發展。知道了他思想的發展歷史而再去讀他的文章，所領悟到的就大為不同了。高斯認為我是他的衣砵傳人，顯然是因為我曾經研究過他思想的來龍去脈，所以讀他的文章時我可以循其「龍、脈」而讀「到」文字之外的含義上去。

是的，高斯的文章寫得很清楚，但我們如果僅僅欣賞他明朗的文字，就往往不能體會到他思想的深處。

（六）

與高斯在芝加哥的校園內漫步，有時連大家上課的時間也忘記了，那是我對芝大最溫馨的回憶。我們在午餐研討時，時間似乎過得特別快，轉眼就幾個小時的了。

高斯的思想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對任何問題，他似乎是先有答案才試作分析的。這與佛利民剛好相反。當我向高斯提出某個觀點，他就用預感作回應：「你似乎是對了」或「你似乎是錯了」。問他一個問題，他的腦子好像在空中隨意抓一下，拿出一個往往令人莫名其妙的答案來，然後再加以分析。這樣純以預感為先的思考方法，其預感可能會錯，但創意的確超凡！當然，一個可取的創見，通常是必須通過慎重的分析和要有邏輯支持的。

高斯的創見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我認為他有那樣的本領，是因為他先以預感，作了結論，然後才加以分析。與此相反的是，我在加大研究院時的另一位老師——即後來變得大名鼎鼎的普納（K.Brunner）——才智過人，為邏輯學的高手。普納有一個原則：未經慎重的邏輯推理的，不應該有任何結論。從推理的嚴謹那方面看，高斯不及普納，但若以創見言高下，則後者遠遜於前者了。

除了創見超人外，高斯的腦子還有兩樣過人之處。其一，他在推理時一般化的能力很強。任何人提出任何稍有趣味的論點，他就往往可以立刻舉出同類的論點或例子來論證。更有趣的是，假若與他討論的人舉出多個不同的例子來，他就返璞歸真，將不同的例子歸納到同一例子上去。他曾經對我說：「我這個人不可救藥，因為任何人提出任何例子，我都想到馬鈴薯那裡去！」很明顯，推理一般化既要分其異，也要求其同，而高斯的確有這種天賦的本領。

其二，對哪一個思想是重要或不重要，高斯知其然而不管其所以然。Demsetz與Kessel都曾對我說，沒有誰對一個思想的重要性能比高斯有更敏銳的觸覺。我曾經問高斯：「大家都同意你對思想的重要性很敏銳，但究竟你自己怎樣判斷一個思想的重要性呢？」他回答說：「我從來不作這樣的判斷，只是覺得一些觀點很有趣味，很有意思。」這是個可信的答案。是的，高斯的趣味感很強烈。自己感興趣的，他就立刻投入地參與研討，可以日夕不斷地花幾個月的時間；自己不感興趣的，他就連聽也懶得去聽。

思想的興趣所在，剛好與思想的重要性吻合，這樣的人是學術上的天之驕子。這好比一個天才的導演挑選未入門的演員，不須以什麼準則來衡量，只憑敏銳的感覺挑選；而被他認為是好演員的，將來的觀眾也有同感。在美國汽車行業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這樣的人：他們一看某輛新車的設計就知道將來市場的銷路是好還是壞，雖然當初很多行家不同意，但結果卻證明是對了。

跟高斯結交，暢談經濟，我很快就意識到他的興趣所在，因此在傾談時我往往談些他感興趣的事，這樣大家便談得很投機。我並非有意使他開心——認真的學術討論是沒有「擦鞋」這回事的——而是倘若我對高斯提出他認為是「枯燥」的事，他會置若罔聞，根本不可能談得出什麼。對他來說，經濟學可分兩類。一類是「黑板」經濟——那些在黑板上推理及求證的；另一類是「真實世界」經濟——那些以現實觀察為大前提的。高斯對前者毫無興趣，而在他感興趣的「真實世界」經濟中，他對那所謂宏觀經濟的現象漠不關心。換言之，只要我能對他提出一個在有關貨幣之外的現象，說及一點分析，他就興趣盎然，鍥而不捨地追問下去。

高斯還有一個怪癖。在一方面，他對傳統經濟學——例如馬歇爾的經濟學——很欣賞；但在另一方面，有不少眾所接受的傳統概念，他認為毫無用處，避之惟恐不及！例如，他認為「功用」（Utility）這個有悠久發展歷史的概念得個「講」字，是「空空如也」的那一種，對經濟學有負面作用。又例如，經濟學上的「均衡」（equilibrium）概念，他認為是浪得虛名，半點用途也沒有。至於什麼「長線」與「短線」的分析劃分，他更認為是無稽之談！

能夠將這些在傳統上根深蒂固的熱門概念視如糞土，而還能成為一個大宗師，其獨立思考的能力之高，的確是絕無僅有。更妙的是，這些他看得一文不值的概念，都與馬歇爾大有關係，但高斯對馬歇爾推崇備至，視若天人！不同意，反對其概念，卻對其學問尊敬萬分。這是歐美學術上的最佳傳統了。不知炎黃子孫有幾人能有這樣的胸襟？

（七）

在芝加哥大學的兩年中，我私下裡與高斯研討過的問題，其中一部分是關於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求他指導。那時該校的出版社已決定把我的《佃農理論》一書出版。我從未跟高斯談及此稿的理論——凡是寫好了的文章，我通常不願再談。但受了高斯的影響後，我在該書內補加了一章，是關於合約的選擇的。本來我在論文內已談到這個問題，但高斯給了我新的啟發，使我決定將幾頁紙的討論增加到數十頁，成為獨立的一章。

既然可以獨立成文，我就把那一章改寫，後來（一九六九）在高斯接編的《法律與經濟學報》上發表。該文的題目是《交易費用、風險，與合約的選擇》。初稿是一九六八年初在芝加哥大學寫成的。在校內傳閱了幾天後，史德拉打電話給我，簡單地說：「你那篇文章很有意思，下星期四是吉日，那天下午你要到我們的研討會上來講述一下。你可能不用說什麼，因為在座的聽眾到時都會先把你的文章讀過了的。」

芝大的研討會——他們稱為「工作室」（Workshop）——舉世知名，每星期都有五個這樣的「會」，每個會有不同的學術範圍。其中最有名的是佛利民的貨幣研討會與史德拉的工商組織研討會。佛利民的比較特別：他的「工作室」是「閉關室」（Closed Shop），因為一個學年內不打算在他那裡提供一篇文章的人，就不能參加。史德拉的卻是「開放室」（Open Shop），任何人都可以參加，但到場之前必須把文章讀過。這些研討會沒有學分，算不上是課程，除芝大外，沒有任何高級學府真正地成功過——長久地有多個熱心的參與者——更何況芝大每星期有五個之多。

它們從不間斷。參與的人都必定事前有所準備，而提供「論」稿的人可以藉此機會而獲益不淺。史德拉主持的研討會以「殘忍」知名！在座的經濟學教授與研究生參半，講者可先作十五分鐘的講話，跟著的兩個小時，聽眾就「大開殺戒」，沒有人會手軟的。我曾經見過一位外來的名學者，在史氏的「會」上被聽眾殺得片甲不留，面紅耳熱，差不多要哭出來。聽眾中有一位看不過眼，就大聲對那位外來學者說：「在我們這裡你不能坐以待斃，你要反攻啊！」

話雖如此，能被邀請到史氏那「室」中講話的，是一種光榮。我到芝大不到半年就得到史氏親自邀請，喜出望外，心想，我那篇文章實在不錯，你們再「殘忍」也應該手下留情。到了該星期四的下午，我較早到場，大有關雲長單刀赴會之感。那個研討室的設計有點怕人。提供文章的講者坐在最低之處，聽眾的座位高高在上，環繞著講者。雖然初生之犢不畏虎，但我先到場，聽眾還沒有來，坐在講者的低位，向上環視一周，內心涼了一截！

聽眾準時到達。來的三十多人，有一半是當時大名鼎鼎的高手。這使我想起某電影中以嬰兒祭神的故事。高斯是最後進場的人。他選取了一個最近我的正中座位，對我微微一笑，點點頭，示意嘉許，使我感到一點暖意。艾智仁剛到芝大來訪問，也在座，但他帶著些讀物，坐在遠處翻閱，沒有看我一眼。

史德拉首先說話，簡略地介紹了我，說我只有十五分鐘的「引言」時間。我開始講話了：「這篇文章是我研究佃農理論的副產品。那理論的結論，是在資源的運用上，佃農合約與其它合約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就不能不問為什麼會有不同合約的選擇。我的佃農理論與前輩的不同，可能是因為在開始推理時我沒有拜讀前輩的著作。」只說了這幾句，史德拉就大聲說：「這證明洛杉磯加大的老師沒有好好地教你經濟思想史！」眾人都知道他是在說幽默話，於是哄堂大笑起來。

我正要說下去，但人們一見史氏開了口，就急不及待地發問或批評了。幸而，每一問題或批評都有人替我響應。在兩個多小時的熱烈爭辯中，我自己除了開場說的幾句話之外，就再沒有說過什麼了。替我辯護最力的是史德拉與艾智仁。在整個過程中完全沒有發言的，是高斯與戴維德。

討論會之前，我為此而失眠數夜，但到頭來只聽到他人爭論兩個多小時，鬧得亂哄哄的，究竟我的文章是否被認為有點價值，就難以判斷了。第二天，在午餐廳裡遇到戴維德。我當時跟他不熟，只知他是我的前輩，他的聲望如雷貫耳。戴維德忽然走到我的身邊來，輕聲地說：「你昨天那篇文章，是幾年來我讀過最好的一篇了。」他說完沒等我回應就跑開了。我呆了一陣，掏出手帕，掩飾地抹抹快要流下來的眼淚。

（八）

能有機會與高斯討論自己的研究工作，得到他熱情的協助與鼓勵，是我在芝加哥大學時的重要收穫。事實上，整個芝大學術氣氛的濃厚，思想創新上的緊張刺激，是我生平所僅見。我當時覺得，而今天也絕不懷疑，六十年代的芝大在學術上是處於至高之處。那裡的經濟學系、商學院與法律學院，三者打成一片，高手雲集，每天的學術「節目」忙得不可開交。午餐之聚成為一種研討會議，而晚上的酒會也是如此。

作為一個博士後的初級教授，我在芝大時其實是個學生。爭取知識與思想啟發的機會那麼多，我從早到晚可說疲於奔命，晚上的酒會（每星期總有一兩次為來訪的學者而設的）散後，帶著睡意回到住所，稍事休息，又得坐下來工作了。在經濟學的歷史上，似乎只有兩個年代，兩個地方，有那樣熱鬧的思想「訓練」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年在芝大，能身歷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那時，該校經濟系的系主任A.Harberger告訴我，以他之見，當時該學系之強史無先例！於今回顧，他那似乎大言不慚的判斷，倒是中肯的。試想，當時佛利民與史德拉如日中天；舒爾茲（T.W.Schultz）寶刀未老（雖然其後要過好幾年才能拿得他的諾貝爾獎）；已故的H.Johnson其時還在芝大，旁若無人；R.Mundell（供應學派的鼻祖）要到一九七○年才另謀高就；Z.Griliches與R.Fogell在一九六九年才轉往哈佛；H.Uzawa也是在該年錦衣日行，回到日本工作。在今天，這些世外高人已是老的老，死的死，去的去矣！

這樣鼎盛的陣容，其實只是當時芝大經濟學家中的一部分。在商學院內，A. Zellner與H.Theil是經濟統計學的大宗師；E.Fama與M.Miller正在把今天的大行其道的財務投資學發揚光大。在法律學院，則有高斯與戴維德坐鎮。當時的無名小卒有R.Zecher、W.Landes、R.Parks、D.McClosky、E.Diewert、A.Laffer（拉發曲線的拉發），與張五常。很不幸，貝加（G.Becker）在我離開芝大後才加盟。要是他早到一年，我就更可誇誇其談了。

是的，在芝大時，差不多每一個同事都可以是我的老師。這樣的求學際遇，天下間到哪裡去找？在那眾多的亦師亦友中，我最接近的是高斯，他很願意在我的思想上花時間，而我對真實世界的興趣與他相同。我當然希望他能引導我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他那不知從何而來的創見著實吸引我。我從小對一個思想的形成就感興趣。於是，和高斯在芝大校園漫步時，我不厭其詳地追尋他思想的根源，而他也不厭其詳地回答。

我當時對高斯的創見中特感興趣的，可不是那後來聞名於世的高斯定律，而是他早期的公司理論。公司（或商業機構）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會有公司的存在？公司作用何在？這些大有意思的問題，是奈特在二十年代時發問的；到了今天，我們不僅還在提出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整體，是經濟學在七、八十年代時最熱門的話題。這些話題之所以在今天頻頻出現，說起來，倒不是因為奈特，而是因為高斯在一九三一年寫成，卻發表於一九三七年的那篇《公司的本質》。

該文真可說一篇奇妙之文。第一次閱讀，似乎清楚明白，但多讀幾次，就不大了了。再讀，就覺得深不可測。我讀了十多次後，就得到這樣的一個看法：高斯執筆寫此文時只有二十歲，他當時思想還不夠成熟，因為「公司」是真實世界的事，二十歲的青年不可能有深入的體會。另一方面，在認識高斯之前我早已肯定：奈特以風險來解釋公司的存在不可能對，而高斯以交易費用作解釋則不可能錯，問題只是哪一種交易費用起了些什麼作用而已。

在芝大的校園裡，我重複又重複地問高斯，他在一九三○年與三一年時，每一個月主要在想些什麼。幸運地，他收藏了不少他當年的書信與筆記；為了回答我的問題，他就重溫私人的「檔案」，一點一滴地告訴我。有時「檔案」有所欠缺，大家就按著「上文下理」，推敲缺少了的究竟是什麼。

我依照高斯那時的思維進展來繼續我對公司的研究。從一九六八年至八二年這十四個年頭，我或斷或續（續多於斷）地想著有關公司本質的問題。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我認為高斯昔日的鴻文有錯漏的地方。二十歲寫的經濟文章，縱是天才絕頂，錯漏難以避免。

後來在一九八三年，我為高斯的榮休發表了《公司的合約本質》。那是我認識高斯十七年後之作。受了他的感染，我在「公司」這個題材上想了十多年。該文一氣呵成，是自己認為滿意之作。我的主要結論是：我們無從知道公司為何物；高斯所說的公司，只不過是另一種的合約安排；這種安排是為了要節省產品議價的交易費用。

高斯讀了該文後，給我一封信，說：「你那篇文章是我多年來能學到一點東西的唯一文章。但我不同意你的一個結論。你說不知道公司為何物，我卻認為是可以知道的。」

很可惜，該文發表之後我沒有再見過他。他認為知道公司為何物，卻沒有對我解釋是什麼。書信來往了好幾次，大家都得不到同意的結論。

（九）

古語云：「結友需勝己，似我不如無。」這句話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我覺得任何人都有勝我的地方，所以只要大家談得來，任何人都可成為朋友。朋友教了我很多的事，雖然他們往往不知道。假若教我的人都是老師，那麼所有的朋友都是老師了。從狹窄一點的角度看，真正的老師還是那幾位對我的思想有深遠影響的人。這樣的老師不用多——一個好的也已足夠——但起碼一個還是需要的。

對我思想有深遠影響的人中，以世俗的「正規」觀點而言，有幾位算不上是我的老師，但他們——像高斯與佛利民——既然不否認我是他們的學生，那我就引以為榮地不加以反對。我沒有選修過艾智仁與赫舒拉發的課，但他們認為我是他們最好的學生，我就樂得徒以師名，高舉他們的名字，在行內過癮一下。

這些是無關宏旨的趣事。重要的是，正規的老師也好，半師半友也好，我能從他們的思想中得到新的啟發，有所領悟，那就是人生樂事也。有了這些啟發與領悟不一定可以賺到錢，或足以謀生，但可使學者在思維上進了一個新境界、新天地，覺得自己平添一份生命力，比豐衣足食重要得多。「人為萬物之靈」，這句話可真不錯！現代的人類學者大都同意，撇開《聖經》不談，有思想本領的生命，是數十億中無一的機緣巧合。若如是，思想的生命豈非比肉體的生命重要得多？而那些壓制思想、搞什麼「思想教育」的制度，豈非人類引以為恥，值得我們鄙視的？

我曾說，屢遇明師。從人類學那方面看，那我就是天之驕子了。舉一個例。經濟學上的「均衡」究竟是什麼？高斯認為這概念乏善可陳，可有可無；艾智仁認為「均衡」是指有解釋能力。在他們的啟發下，我就加以推展而得到自己的「均衡」概念：所謂均衡者，是有足夠指定的局限條件，使推理的人能建立可以被推翻的假說。我這個「均衡」概念，經濟學的書本及文章從來沒有那樣說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覺得有一個新的領悟，使自己覺得生命多了一點意義。

舉另一個例子。產權經濟學——新的產權經濟學——始於六○年代。眾所公認，始創者有二人：高斯與艾智仁。而得到他們二人親自教導的，天下間就只有我一個！這不是奇遇嗎？去年英國出版的《New Palgrave》，是一本四大冊的經濟大辭典，其中關於高斯及艾智仁的文章，都是由我執筆的。一個學生有這樣的際遇，不是很幸運嗎？

我遇到高斯時，他已五十七歲了，沒有孩子。他的全名是朗奴·高斯。一九七二年，我的兒子出生，想起沒有孩子的高斯，我就替小兒取名為朗奴。高斯很高興，不厭其詳地問及他的情況。兒子逐漸長大，每隔一些時日，高斯就關心地問及他的發展。我的回應是，此朗奴與彼朗奴大有相同之處：想像力豐富，對事喜歡投入，有持久思考的耐力，但表面看來卻是笨拙得很！高斯聽後，更覺高興了！

我還記得兒子出生時，以書信通知師友，他們一見「朗奴」這個名字，就哈哈大笑，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一位加州大學的教授回信問：「Coase（高斯）這個姓氏，若翻譯成中文，是否與『張』字相同？」

很奇怪，迄今為止，彼朗奴沒有見過此朗奴。幾次的刻意安排他們會面，都因為碰上其它較重要的事情而取消了。今年八月，我將接受邀請到瑞典去，在當地五年一度的諾貝爾研討會上，宣讀一篇關於產權與交易費用理論的文章。瑞典那方面沒有明言，但我意識到他們想為產權經濟學頒發一個諾貝爾獎給應得者，希望我能對高斯與艾智仁的思想加以闡釋，或品評一下，我當然感到義不容辭。

然而，對我自己來說，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高斯今年八十歲了，仍然沒有見過我那個傻里傻氣的兒子。他們相差六十二歲，神交已久的一老一少，還沒有見過面。八月的瑞典之會，高斯也會去。他與貝加被選為我那篇文章的評論者。這恐怕是我兒子與高斯——相隔兩代、互相關心的一老一少——的唯一會面機會了。我於是去信給瑞典諾貝爾委員會的一位主事人說，我那十八歲完全不懂經濟學的兒子也要同行，躬逢其盛，而且希望能聽到他父親及高斯的講話，可否破例將就一下？他的回答是，絕對歡迎，因為他早知道，除了朗奴外，還有另一位朗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