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觀禮記

（一）

與香港相比，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是近於荒涼之地。在冬天，那裡整天陰陰沉沉的，難得一見陽光，遊客是不曾跑到那裡渡假的。然而，每年的十二月，那裡有頒發諾貝爾獎的盛會，一時間禮服煌然，衣香鬢影——而那裡禮服的租值也急升了。

我是因為高斯獲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而被邀請到瑞典去觀禮的。早一年，諾獎基金會曾請我到那裡介紹高斯的貢獻。雖然差不多所有行內人都說高斯理應在十多年前得獎，但姍姍來遲，還是令我為他喜出望外。

再一次的瑞典之行，我是不能推卻的。起程的前三天，一位委員給我長途電話，說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一個諾獎得主雲集的晚宴中，希望我能講十五分鐘的話。我不能婉拒，但我意識到可能是怎樣的一回事，心情變得沉重起來了。幾天前，史德拉（一九八二年諾獎得主）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在學術界的盛會中，他一向都是講演的最佳人選。我想，是要我代替史德拉講話吧。我自知講話的本領與史德拉相去甚遠，但這問題還不大。困難是，在講話時我怎可以不想到史德拉，而一想到他我就難以舒暢地發言了。

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剛到芝加哥大學不久，在一個酒會中我遇到史德拉。我向他提出某一問題來，他哈哈大笑，說：「你一定是史提芬，是艾智仁的學生；只有艾老頭子教出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他跟著帶我去介紹給會上的長輩們，在我耳邊輕聲說：「這些都是大名家，但你不用怕，因為他們像我一樣，都知道你是誰。」其後在芝大兩年中史氏給我不少鼓勵。

我和太太於十二月八日傍晚抵達斯德哥爾摩，由於長程飛行後實在疲倦，不能應酬了。九日清晨起來，吃過早餐後，就匆匆趕去聽高斯的諾獎講演。到了瑞典的科學院——高斯演講的地方——聽眾雲集，高斯還沒有到場。我正在演講室門前呆立之際，突然有人抱著我，高聲大喊。我一看，是佛利民。他嚷道：「蘿絲，你看是誰來了？」

「是高斯獲獎，我怎能不來？」我解釋說。蘿絲突然見到我身旁的太太，高興到不得了。我對佛利民說：「高斯快來了，我要在講室門前等他，你可否先進場，給我們留兩個位子。」他欣然承諾，進場去了。過了幾分鐘，佛老從場內走出來，對我說：「很多人要『搶』我給你倆留下的座位，我怕保不住，你們還是先進場吧。」

進場坐下之後，佛老忙著給我介紹前、後、左、右的人，都是曾獲諾獎的大名家，大部分是我認識的，其實不用介紹了。過不多時，一位不相熟的人走到我的座位旁，低頭輕輕的說：「高斯到了室外，你最好到門前去迎接他。」我和太太應命走到門前，見到高斯，緊握著他的手。燈光很暗，他定神一看是我，慢吞吞的說：「史提芬，你也來了。」「我當然要來！」他身旁的太太搶著說：「你的朗奴來了嗎？我很想見見他。」

我告訴她我的朗奴沒有來，這使她很失望。二十年前，我的兒子出生，見到高斯沒有兒女，就把兒子起名朗奴，與高斯同名。其後每過一段日子，老朗奴就會寫信給我問及小朗奴的事。後來小朗奴長大了，年多前與老朗奴見過一次面，跟著小的進了大學，就與老朗奴通起信來了。老「朗」寄小「朗」的書，小的讀後就回信。高斯的太太既無兒女，又無親屬，希望能見到小朗奴的心情，是不難理解的。



（二）

大家進了演講室，我坐下來，高斯緩緩地走向講台，掌聲雷動。主事人介紹高斯後，是高斯演講的時候了。高斯說：「在宣讀我的諾獎演辭之前，我要先說幾句關於史德拉的話。你沒應該知道，我這位好朋友十天前去世了。我欠他很多，所以要先說幾句感激的話……」室內鴉雀無聲，而高斯述說著史德拉的往事，著實感人，措辭也大有文采。史德拉死而有知，當可告慰矣。

跟著高斯宣讀他的諾獎演辭，讀不了幾句就提到我，把我嚇了一跳。他是這樣說的：「關於這個經濟理論的轉變，我不敢說是個人的功績。Williamson，Demsetz，張五常以及他人的優越貢獻，是我的著作受到重視的原因。」平素聽人演講，我做白日夢的時間多，聆聽的時間少。但聽到講者提及我自己的名字，就好像聽得清楚一點。高斯講到半途時，第二次提及我：「讓我講到我的第二篇、諾獎委員會提到的文章。那是我三十年前發表的《社會耗費問題》……我認為假以時日，該文會將微觀經濟學的整體改變的。我要補充的是，在發表該文時我沒有這個意圖……。但後來在六十年代與張五常的研討，時我意識到該文對經濟理論起了革命性的作用。」這真是說的太客氣了，使我為之汗顏。高斯一九六零年的鴻文有口皆碑，其重要性是不需要我指出來的。

講座散場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校長請高斯和我們幾個人進午餐。跟著我陪著高斯回到他的酒店房間，這時只有他和我，靜靜地暢談了兩個小時。他告訴我自從被公佈得獎後，兩個月來沒有一天安寧的日子，實在很疲倦了。他已近八十一歲高齡，頭髮俱白，不說其他，但是獲諾獎的興奮也不易對付了。我於是對他說：「那我就應該先走，讓你好好地休息一下。不要忘記，明天是頒獎的大日子啊！」「你還是留下來吧，我有很多話要跟你說，一時間不止從何說起。」「是關於經濟學的是嗎？」「一部分是的；另一部分是關於你的兒子朗奴，我很高興受到他的信，看來這孩子還是不錯的。」「他很有魄力，而又像你一樣，對問題想得很深入。」「是呀，他來信說不明白一個經濟學的問題。那是很奇怪的問題，我要多想一下才給他回信。」「他的缺點是興趣太多，對每一個科目都盡力而為，而對學問以外的玩意也是如此。」「這跟你一樣，大概是遺傳使然吧。」

無拘無束地暢敘了兩個小時，我們的太太一起進來，興致勃勃的傾談著。房間突然熱鬧起來了。高斯把話題一轉，談到他得悉獲獎後的一些趣事。

原來瑞典的諾獎委員會公佈高斯獲獎時，他和太太正在非洲的突尼西亞旅行，聽不到有關的消息。過了一天，路透社的一位記者找到他，使他立刻成為突國的英雄。該國的總統請他晚宴，車子前往時沿途的群眾向他夫婦揮手；酒店不僅把他倆搬進最佳的套房去，而且在大門外懸掛紅色的大橫布，說高斯住在這裡；離開突國時，航空公司方面把他倆「升」為頭等客，起航之後，全機的乘客都用香檳酒招待，駕駛員則宣佈是因為高斯在此機上而特別慶祝一番的。

諾貝爾若地下有知，應含笑於九泉矣！人類畢竟是崇拜英雄的。據我所知，在歷史上，沒有哪一項獎能像諾獎那樣輕而易舉地製造英雄。然而在我心目中，高斯在三十年前，早已是個英雄了。這個英雄形象，獲得諾貝爾獎與否都沒有關係。但對於不認識經濟學的大眾來說，拿不到諾獎，又怎算是英雄呢？

高斯認為他突然躍升為英雄，是沒有多大意思的鬧劇，但他顯然還是感到過癮之只。走筆至此，我驀地想到奈特。一九六七年我在芝大遇到奈特時，他已經是八十多歲了。其思想深不可測，是我心中的大英雄。然而，他在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後三年才去世，卻沒有得獎。諾貝爾委員會又怎能自圓其說？五個學生先後獲取諾貝爾獎——也許還有一二人吧。這樣的功力前無古人，也可能是後無來者了。識英雄，重英雄，我對奈特是五體投地的。

一九三一年，高斯二十歲，拿到了一項旅遊的獎學金，從英國跑到美國去。到了芝加哥大學，他偷偷的走進奈特的課室，聽了三課，若有所悟，寫出了《公司的本質》一文，是反對奈特的公司理論的。六十年後，高斯以該文獲諾貝爾獎。不算是學生，只偷聽了三課，奈特的啟發、感染力實在驚人之至也！



（三）

十二月九日的晚上，瑞典的一家銀行請了十多位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者晚宴，來賓一共六十多人。阿羅（一九七二年獲獎者）與我被選為宴後講話的人。起初我以為是代替在九天前不幸謝世的史德拉說些什麼，但在晚宴前兩個小時，一位主事人相告，我的講話是代表高斯的。原來高斯連日奔波，疲倦之極，要在頒獎的前夕多一些休息。

我演說從來不做準備，而在美國演講時，座中有三幾位諾獎得主，已試過幾次了。然而，十多位諾獎得主在座的情況，卻從未一遇！我雖不至於腳軟，但總有點緊張。在晚宴前的酒會中，我首先遇到阿羅。我們沒有見面十多年了，他一見到我，就熱烈地跟我握手、言歡，是我感到一陣溫馨，緊張的心情也鬆弛下來了。接著見到佛利民夫婦、米勒等人，大家都在說笑，氣氛很友善。

殊不知入席時，我突然見到森穆遜，又立刻變的緊張起來了!森氏是半世紀以來最傑出的理論天才，但自從十多年前他太太去世後，他變得沉默寡言，整天皺著眉頭，是人又難以親近之感。我很佩服森氏，但因為知道他的利害，所以也對之生畏。

那夜見到森氏在座，我想，此公當年不到二十歲就鋒芒畢露，發問從來不客氣，我講話後的聽眾發問，一般來說，我都可以兵來將擋，可是假若森氏返老還童，要以什麼方式來跟我過癮一下，我倒不容易對付了。

阿羅先講話，講了三十分鐘，跟著就輪到我。我走到麥克風前，向左一看，坐著的是佛利民，對著我笑容可掬，不住點頭，示意嘉許。但當我向右一看，坐著的是森穆遜，只見他閉著眼睛，顯得愁眉苦臉似的，一時間我涼了半截；不過，話還是要講的。我胡亂地說了一些，是關於高斯理論對中國經改的影響。最後我說，假若我自己對中國的經改有點貢獻，總而言之，就是我無形中作了「中間人」，把高斯的學說介紹到中國去。我又說，這「中間人」不難做，因為高斯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理論可以說得很淺白，是不難「推銷」的。

我自己覺得說得不好，但在散場之際，佛利民走到我的身旁，說：「你講得很好，明天中午，你和太太可否到我的酒店來跟我們進午餐？」我欣然答應了。

當夜回到酒店，閒著無聊，掛個長途到香港給楊懷康，向他述說因為森穆遜在座，是我亂了陣腳，講話講得一塌糊塗。楊老弟聽說我有難，高興到不得了，笑得很開心，說：「這叫牙擦蘇遇到黃飛鴻！」我認識楊老弟十多年，從來沒有聽過他說出這樣中肯的話來。

十二月十日，是高斯的大日子。清早起來，好容易才等到中午，找佛利民夫婦午膳去也。午膳匆匆，是因為諾獎的頒獎禮，人們要在下午三時到場，而大家要穿禮服，太太們為了打扮得如花似玉，要有個多小時的準備工夫。女人在愛美上頭自古「費時」，尤其在隆重的諾獎典禮的聚會中，男人對此事沒有什麼發言權的。

因為是諾獎的九十週年紀念，觀禮的嘉賓就特別多，而頒獎的儀式也特別隆重了。我和太太的座位很不錯，是在台前的第七行。鄰近的來賓不少看來是貴族，女的珠寶滿身皆是，男的勳章胸前滿掛。九十週年，也是說頒獎典禮已有八十九次的經驗，的確辦得有聲有色。單是頒發五項獎狀——物理、化學、醫學、文學、經濟學；和平獎則在挪威同時頒發——就用了兩個小時，過程中沒有冷場，很有娛樂性，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典禮了。

我的感覺是該典禮的確隆重。早上十時，所有要坐在台上的人都要事先到場演習。典禮下午四時閉幕但來賓要在三時抵達，三時四十五分後不准進場。典禮開始，音樂悠揚，喇叭齊響，登台的人要分成兩隊，按著節拍，緩步前行。瑞典國王最後出場，來賓肅立；跟著是奏什麼諾獎禮曲、國歌，然後是主事人的演辭。接著每個獎項都有人作五分鐘的介紹，而在獎與獎之間大奏音樂，有世界知名的女高音歌唱。

去年是莫扎特逝世二百週年，所以女高音所唱的，都是從莫扎特歌劇中選出來的歌曲。有莫扎特的音樂助陣，對我來說，頒獎就幾乎變得無足輕重了。



（四）

十二月十日下午六時，頒獎典禮完畢。我見觀眾多，恐怕散場後街上交通有問題，便帶著太太搶先離場。但向頒獎台上一看時，只見介紹高斯的那位諾獎委員向我們招手，要我們到台上去。上去後，該委員說道：「你們應該向高斯道賀啊！」我們走到高斯站立的地方。這時他（背向我們）面對著從台上另一邊走來的眾多前諾獎得主，他們一個個地跟他握手道賀。我等了好一陣，才輕拍高斯的背部，他轉過身來，見到是我，激動地握著我的手，說：「我們今後要多做一點工作，是嗎？」我呆了一陣，說：「背後的人都等著跟你握手，你還是先招呼他們吧，希望晚宴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再談。」

下台走出場外之際，太太埋怨說：「剛才高斯的意思是，要你繼續他的研究工作，你為什麼不回答他？」我沒有回應，但心裡在想：「高斯這個人真的是作研究『作』得癡了，以至不識時務。頒獎道賀，怎可以連致謝的話也不說，只管什麼研究工作？」但我又想，若不是這樣的人，又怎能獲得諾貝爾獎呢？

從頒獎會散場敢回下榻的酒店，稍事休息，又得趕去晚宴的地方。晚宴在市政廳舉行。該處的大堂看來有四萬尺的面積，天花板的高度近百尺，是用石頭建成的古老建築物。宴會的賓客約有一千四百人（一說是二千人），共聚一堂。在大堂四周高高的牆上，有多個窗戶，每個窗台上都站著一個持樂器的人。來賓坐定後，皇室諸人與諾獎新得主進場，秩序井然，另人歎為觀止。

是夜，宴會所見到的偌大場面，使我想起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說的「鐘鼎鳴食之家」，也想起古人述說孟嘗君的晚宴：「一鼓而牛飲者五千人！」不同的是，孟嘗君昔日宴請的是雞鳴狗盜之徒，而諾獎的晚宴，珠光寶氣之間，滿目是身穿禮服之士。

假若我是諾獎得主，在該晚宴中我會想起某武俠小說的一副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高斯沒有我的豪情，但他在經濟學上的成就，使我有「一劍霜寒四十州」之感。事實上，近數年來，舉世的共產政制兵敗如山倒，轉談產權的重要，「高斯定律」之功不可沒也。這樣，高斯的「一劍霜寒」，又何止「四十州」呢？

晚宴過後，是舞會的時間，但因為第二天要趕著返港，便忙著找高斯說幾句道別的話，而千多人的聚會，一下子怎可以找到他，尋尋覓覓，看不到高斯，卻遇到佛利民夫婦。他倆見到我們，就要我們陪著去跳舞，去看煙花。佛老邀請我太太跳舞，跳得龍精虎猛，說；「我不跳則已，一跳驚人。不驚人的舞是不值得跳的。」跟著他帶我們去看煙花，是在那皇子之室才可看到的，進去時需要特別的通行證。佛老是前諾獎得主，要表演一下他「通行證」的「權力」，就對守著室門的人說：「我有通行證，但要讓我的朋友先行。」這樣，我也看到煙花了，覺得他與香港的相差甚遠，不值一看。佛老的太太蘿絲說：「這裡的人太斯文了，看煙花竟然沒有一個呼喚的。」佛老一聽，就大聲呼喚起來！

是晚上十一點三十分了，還是找不到高斯，佛氏夫婦要會酒店休息，我們也就跟著離場；回到下榻的酒店，與太太暢談典禮與晚宴中的趣事，睡時已是凌晨二時了。還有九個小時就得離開此地到機場去。不能與高斯說再會，不免感到悵然。

早上八時多，我還未醒來，電話鈴聲響。拿起話筒一聽，對方是高斯：「是史提芬嗎，你們是否今天要回香港去？」「是的。」「什麼時候離開酒店？」「大約上午十一時。」「我想再見你們一面多談幾句，可否到我的酒店來一同吃早餐？」「我們要整理行裝，時間無多。」「那就讓我們到你們那邊去，九時半一起吃早餐好嗎？」這使我又驚又喜。

見到高斯夫婦時，我和太太都責怪自己做錯了。無論要怎樣趕時間，我們也應該到他們那裡去吃早餐。高斯的太太背部欠妥，行動本來就不方便，而我們事前不知道，她前一天不慎跌倒，傷了足部，要用布紮著才能到我們的酒店來。

他們既來之，我們迫著要「則安之」了。我強笑著跟高斯談話，而我太太則與高斯太太親熱地說著什麼。在談話之間我無意中聽到高斯太太對我太太說：「假若你是我的女兒，那就好了。」我太太回答說：「那我就算是你的女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