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最劣、最受歡迎的教授

無心插柳柳成蔭，我成了天下之「最」！

一九六六年，我在加州被選為最佳教授。一九九一年，我在香港被選為最劣教授。與此同時，眾人都說我是港大最受歡迎的教授。天下兼得此三「最」者，大概只有我一人而已！

在「最劣教授」公佈的前兩天，港大幾位學生代表到經濟系的師生討論會中投訴，說我教的那一班坐位不夠，要坐於地上聽課云云。但我講課的課室是港大中最大的了，坐位三百五十個，連坐在地上的，共有四百多學生。幾年前，我見坐位不足，遂限制學生人數。但一些家長打電話來，陳辭懇切，希望我能加以通融，「網開一面」。

四百多名學生的那一科，並非僅開一班。我刻意地選用一位教得好的同事，在同一科上多開一班，讓學生大可選擇。然歷久以來，選修我教的那一班人頭湧湧，擠得水洩不通。

我本來對什麼「最」都不放在心上。教學三十年，深知自己之能與不能，他人對我的評價如何無關重要。我的教學方法是不會改變的。問題是，在港大一些學生所辦的「最差教學獎」的選舉中，他人得劣獎，反應如何我不知道，而我榮登劣座，幾乎全港嘩然！這是要解釋一下的。

港大校內一些人的解釋，似乎不對。一說學生根本不懂得如何答問卷，選錯了應答的空格，另一說四百多名學生的一班，答者只有二十多人，大都是要投訴什麼的，其它的懶得「填」答。這些說法我都不同意。

我自己的解釋是這樣的：

（一）我從不備課——自己天天為之思考的經濟學，備課是多此一舉。即使最近我在瑞典對眾多諾貝爾獎得主的講話，我事前也是沒有什麼準備的。

（二）我從不用講義——寫下來的講義，到講課時思想有了新的靈感，怎可以墨守成規？

（三）讀物指定之後，我從來不依書而教——書中可以讀到的，是不需要我來說什麼吧？我從來沒有遇過一位在國際上稍有份量的教授，是依書而教的。另一方面，老師在課堂上談過的問題，下課後學生是要立刻跑到圖書館去找尋其它有關的讀物的。這是學生的責任（倘若他有自覺性的話），而學用圖書館是進大學的必須訓練。

（四）我認為教與學的重點是思想的啟發，學生要跟著我的思路去想——一百個學生中，將來會成為經濟學家的可能沒有一個，所以重點不是教經濟學，而是利用經濟學的推理去使學生懂得思考的方法。

（五）今天我教學的方法，與二十五年前獲最「佳」獎時有一點不同：今天，我很少用黑板寫些什麼。我只是坐著談，在一個題目上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學生遲到、早退或缺課，則「貴客自理」。

以上所說的教學方法，以評分論佳、劣，當然是看問卷的問題如何問。若問：你對教師的學問是否有信心？教師對你思想上的啟發如何？那我就「勝」來容易。但若問：教師的講義夠不夠清楚？讀物表是否容易學習？那我就「劣」矣哉。

我曾多次批評香港的教育制度。這制度使學生們養成求考試及格而不求知識的習慣。他們要老師像教幼兒園生那樣「扶」著他們。講義要清楚，大綱要固定，什麼要讀，什麼可以不讀，要說得明明白白，考試的題目會如何如何，問題要如此這般地作答等等。

香港的學生還有一點與外國的不同之處；他們進大學大都是為了日後的謀生或出路，目的是取得銜頭，越容易取得的越好。他們於是但求易讀之「書」——考試易於及格——至於知識的多或少，有沒有真才實學，他們絕大部分是不管的。在美國就讀八年，我只缺過一堂課，相比之下，在港大，有五成學生上課的老師，是高手了。我的一班雖然人頭湧湧，但缺課的學生還是有的是。困難在於：以我教學的方法來說，缺一兩課就不容易「跟」得上。

在港大有數百學生的一次授課中，我對他們說：「當年我在芝大教書時，一下課所有的學生都立刻跑到圖書館去，一個不漏。你們當中有誰會在下課後立刻到圖書館去的？」他們完全沒有響應。

大學是高級教育。學生要養成自立、自修、獨立思考的習慣。大學教師應該做的是引導、啟發，而絕不是把學生「扶」著去拿銜頭的。

我被學生選為最劣教師之一，正反映出香港的教育制度。一個教師的教學成績如何，唯一可靠的準則是視乎他的學生在學術上的成就。以這個準則衡量，我與奈特相去甚遠（他有五個學生獲諾貝爾獎），但屈指一算，我總算有數十個學生在美國當教授了。

比較難明白的問題是，一個被認為最劣的教師，為什麼學生之多冠於全校？（我每年所教的學生，人數大約與一個較小學系的總學生人數相等。）我思前想後，認為這問題有兩個解釋。其一是學生喜歡聽我的課（正如我到任何場合演講，聽眾必然濟濟一堂）；其二是一些學生慕「名」而來，只求是我的學生，不論其它。說實話，對這後者我是不大樂意教的。

各人自掃門前雪，他人的班我管不著。我的教學方法是不會改變的——要改變的是學生的學習態度。但願今後要進我門來的學生，有我們老一輩昔日做大學生時的學習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