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25, 1999

南窗集序

因為深泉(舒巷城)的病,我封筆久矣。深泉謝世,我更提不起勁動筆。俞伯牙與鐘子期的故事,在今天的社會雖然少之又少,但對我這一輩在西灣河長大的人總有一點感染。

不久前我在這裡發表了《悼深泉》一文,深泉的弟弟照泉讀後以毛筆寫給我一首七絕:

「拜讀鴻文字字傷,堪悲兄弟隔陰陽;
太寧往事從頭說,感謝良朋高佬常。」

文采如斯,感情若此,難道今天的世界還有金錢以外的事?

我在香港大學莫名其妙地當了十七年多的什麼頭頭,早越退休之年,荒謬了數之不盡的自己喜歡做而又肯定可以做得更好的事。要歸去來兮,為時已晚!去年夏天,一位認識了三十年的美國學者朋友給我電話,說我三十年前發表的學術文章,今天被引用的次數有增無減,是個奇跡,促我放棄一切而重施故技云云。

這位鬼佬朋友把我看得太高了。科學上的分析,在瑣碎的細節上要筆筆見血才是上品。我自己心知肚明,昔日在細節上的手起刀落的本領,近幾年已去如黃鶴。去年我發表了一篇佛利民認為是重要的文章,但那是綜合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心得,不是創新的研究。

話雖如此,那位鬼佬朋友的話,使我有所感慨。我想,捲土重來再大殺三方,無能為力矣。但有不少自己寫下的中、英文章,是應該整理一下的。另一方面,一些教育性的文字,如課本之類的,我可能寶刀未老。

就在這些患得患失的日子中,黎老弟智英再三地邀請我「復出」。我本來打算推卻,但以往的經驗,是寫散文對文字的思維大有幫助。這好比一個體育比賽的人,多一點其他運動是有幫助的。

無論怎樣說,少了深泉,今非昔比。這可不是因為少了深泉替我修改文字就會有困難。我是個無拘無束的人,文字差一點不怎麼樣,更何況自己的風格要改也改不了。問題是少了深泉,我就失去了寫散文的唯一對象。我的散文是寫給深泉看的,有意或無意地要向他「表演」一下。

深泉在生時,好幾次對我說:「你文內這句話,沒有誰會這樣說,也沒有誰敢這樣說。但這是你獨有的風格,那我就不便修改。」有時他又說:「你的文字往往使我心驚膽戰。其他人這樣寫會闖禍,但你吉人天相,那我就讓你冒險下去吧。」依稀記得,董橋老弟對我的文字也說過類似的話。

我的文字功力當然比不上舒巷城或董橋,但撫心自問,何險之有?難道我賺肥佬黎的稿酬是以險取勝的?以險斗險,我又怎可以鬥得過肥佬?肥佬行文之險,險絕天下!

有一位學者朋友寫出來的英語論著,我看來看去也看不懂。一天我忍不住問他:你的文章是寫給誰看的?他可能認為我很蠢,因為我重複幾次他也不明白我為什麼這樣問。是的,我認為下筆時有一個對象,是為文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好些時,作者會以一個階層為對象。較為容易處理的,是單對單地對一個人下筆,但這個人明白、欣賞,其他的人就不管了。寫學術上的論文,我有時以艾智仁為對象,有時是高斯,有時是赫舒拉發,有時是佛利民。

《賣桔者言》下筆時的對象,有關政治的是林山木,其他的是一個假設的學生。後來寫《再論中國》,我的假設對象是趙紫陽,所以文章寫得比較慎重,但求過癮的話少說了。

寫散文,少了深泉總是不妥。日漸黃昏,斯人無覓矣!人的生命本來就是這樣:少了一個知己,自己還要活下去。下筆為文可以興高采烈,也可以茫然若失。答應了智英重施故技,我逼著要起一個新的欄名,但少了深泉,我去找誰商量一下?

此前在這裡——《壹週刊》——用過四個欄名。《憑闌集》是深泉起的,我很喜愛。《隨意集》是我起的,毫無靈氣,但深泉同意。《挑燈集》是深泉起的,很精彩。《捲簾集》是我發明的,可與深泉打個平手。

這次又要起欄名,思往事,百感交集。我想,自己餘下來的日子,應該做一些為米折腰以外的事。我首先想到王維的「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那不對——我這個人不可以沒有生命意識。我於是想到陶淵明。

打過八十三日工就退休的陶淵明,令人羨慕。生當今日,要有陶淵明式的生活可真不容易。要做個五柳先生嗎?你可以「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但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家貧」,就不會有「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

退休時你要到桃花源去度假兩個星期嗎?很不幸,人浮於事,勞碌了一生,就算你是個高尚士如舒巷城,也不可能依次那個南陽劉子驥。

然而,想來想去,我還是想淵明,到最後,就決定用《南窗集》。這是因為我總可以學陶前輩那樣,回顧平生,「倚南窗以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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