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上的老人與海

學術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長，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於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輕於鴻毛，有等於無。大的鳳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上沙。其他的學術我不大了了，但就我所知的經濟學來說，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從來沒有出現過，人類的知識什麼損失也沒有。

大文不一定是在大名鼎鼎的學報刊物發表的。德高望重的學報，投稿者較多，取錄遠為嚴謹，所以能獲大文的機會較大，但也大不了多少。

半個多世紀前，芝加哥大學的名教授Jacob Viner的《成本曲線》一文，遍投美國名學報不獲取錄，不得已用德語在歐洲發表。後來該文英譯重印，知名天下。蘇聯一位不見經傳、無師自通的經濟學者，死後一篇文章被譯成英語發表，石破天驚--我作學生時拜讀該文，五體投地。史德拉對該文的評價：其美與力，無與倫比！

被經濟學行內認為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文章——高斯一九六零年發表的——其學報只發行了五百本。後來因為高斯的大文而重印三次，使該學報成了名。

我是為過癮而搞學術的。與自己的釣魚興趣一樣，博大不取小。有等於無的學術文章，不寫算了。所以從研究生開始寫論文時，我就不自量力地去博大文。博了三十多年，半條像《老人與海》的巨魚也釣不到，雖然有幾斤重的石斑總算釣過六、七尾。失望之餘，逼要學其他釣魚佬一樣，誇誇其談一番。

學術真理的追尋，與大海釣魚如出一轍。先要找自己認為有魚可釣的地點，這個島看一遍，那塊大石考察一下。看中了地點，下釣時腦中充滿幻想。釣無所獲，心有不甘，就轉魚餌，換釣法，再不行，就另找地點。日暮黃昏，空手而回，總不免要自我安慰一番。

最失望的經驗，是明知有大魚在海底，甚至肉眼看得分明，只是釣來釣去也釣不到。好幾次，巨大的三文魚在自己的船旁跳出水面，數以百計的跳，跳個不停，就是釣不到。

七十年代初期，我要研究發明專利及商業秘密的產權及租用合約，擺明是大魚釣之不盡之地帶也。我花了三個月寫好了研究計劃，申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所有的評審員都大聲拍掌，說是大魚雲集之地，而史提芬·張是釣這種魚的最適當人選，應該垂手可得云云。

殊不知獲巨額資助後，我與三位助手下了五年工夫，審查資料無數，所獲卻近於零。這是我平生最尷尬的經驗，好比一個體育健將，在大街上跌個四腳朝天！

這項研究的慘敗，倒有個值得一提的註腳。該研究做了兩年後，我寫了一個長達六十頁的中期報告給資助的基金會，內容是說大魚不易釣，但此前的研究者的理論與我手頭上的資料大有出入，比較可取的理論，應該是如此這般云云。

這個中期報告只印製了幾十份，因為不打算發表，自己沒有收存。後來該報告被譽為引用次數最多的沒有發表過的文章。最近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英語論著，打算結集成書，該報告遍尋不獲。找一些引用過該報告的學者，其回應要不是沒有存下來，就說是聽回來的。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可觀的魚，機會不大，但我遇過兩次。最明顯的一次，是在西雅圖華大與一位老同事進午餐時，他不經意地說他的一位女婿，養蜂為業，把蜜蜂租給蘋果園使用。我一聽，嘩，那豈不是大魚一尾？

我取得他女婿的電話，午餐沒有吃完就釣魚去也。三個月後，我搜獲的蜂租與花蜜市價的資料，天衣無縫，二十多頁的文章一揮而就，過癮之極。幾家名學報爭刊登，但我還是給了名氣較小的、由高斯主理的《法律經濟學報》。該文題為《蜜蜂的神話》，雖然深度平平，但因為新奇過癮而立竿見影。

學術文章要大不要小，越大越好。這個選擇傾向比釣魚更重要，因為小魚可以煲湯，而小文卻是廢物。我大約有六、七篇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發表的文章，今天還有每年被引用五次以上的成績，算是有點斤兩，但不是海明威筆下的巨魚。去年發表的一篇，二十五年後應該有類似或更佳的表現。若如是，我就會破了史德拉數十年前所作的一項統計：經濟學者五十五歲後就沒有什麼拿得出來的。去年我六十二歲。

一九七四年我發表了一篇自己最滿意的文章，其後二十年該文如石沉大海。但前年竟被引用五次。難道再加二十五年，該文會變作《老人與海》中的巨魚？

文章真的像魚一樣，發表後有它自己的生命，假以時日，可以成長而變大，但絕大部分出生不久就夭折。大文被論為大，是要等很多年才知道的。

以經濟學而言，我認為一篇發表了五十年的文章，若還有每年被引用二十次的影響力，那就真是一尾巨魚了。據我所知，本世紀內只有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那一篇達到這個水平。自己的應該沒有機會見到，但我那篇一九八三年任職港大時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今天看其成長，觀其走勢，似乎可與高斯打個平手。

學術上夢寐以求的巨魚，追尋了三十多年，當初是幻想，今天仍在幻想。生命本來就是這樣的吧。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可不是胡亂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