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潤發登大雅之堂

「東是東，西是西，雙方是永遠不會結合的。」此乃英國文豪Rudyard Kipling（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在一個世紀前所說的名句，後來引起不少非議。我個人認為說得過於誇張，但不無道理。

是的，中西雙方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別，要融合起來，或二者兼於一身，是不容易的。鬼佬學我們的國畫、書法是有的，但不客氣地說是不知所謂。我們學西洋畫較有看頭，且人多勢眾，但算是有成就的就不多了。就是在學術上，中國人能在美國或西方有一席之位的也不多見。事實上，好些大名鼎鼎的西方華人學者，其「大名」通常只大於華人之耳，老外之耳就要打一個大折扣。

我非常佩服貝聿銘。這位生於中國而在國際上賺錢的建築設計師，曾經有十多年在美國被公認為第一高手。貝氏的設計是西方的現代藝術。據我所知，像他那樣生於中而稱霸於西的，歷史上只有一個。

電影是西方發明的，其無與倫比的主要傳統，是美國的好萊塢。當然，作學生時，像今天的一些青年一樣，我崇尚法國、意大利，尤其是日本的電影。黑澤明導演的《羅生門》是東方的一個大突破。好萊塢的劣作多如天上星，而法、意、日的低成本之作往往大有可觀，我們當年就把好萊塢低貶了。

於今回顧，我年輕時的觀點是不對的。藝術的高或低，好或壞，是不應該以低成本而加分。比方說，我的攝影或書法低劣，以照相機或毛筆不夠好為借口，有誰會同情我？又有誰會見我有一幅絕佳的書法作品而說：「好是很好，但這只因為他有好的毛筆。」

不論成本——不應該論——好萊塢的電影製作舉世無匹。幾個月前美國選出本世紀的一百部最佳電影（當然有偏見），全部是好萊塢的。

香港的電影及影星要打進美國市場，屈指一算，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了。李小龍的功夫使美國佬目瞪口呆，且歷久不衰；成龍近幾年在老外之邦大行其道；吳宇森的打打殺殺，看來過癮，在美國也大有市場。然而，上述這些我從來沒有在鬼佬的刊物上看到演技的評述。香港片是以動作知名的。娛樂與藝術是兩回事。

不要低估我們的本領。談演技，十多年來香港及中國出現過好幾個傑出的演員。《霸王別姬》中的張國榮演得很有水平，但老外認為是外國影片，不是好萊塢的主流；《末代皇帝》中的尊龍也有水平，但演出的份量不重，而該影片的重點是刻劃一個大時代，末代皇帝只是這時代中的一個角色。

周潤發最近演出的《安娜與國王》是以他（國王）和一個英國女教師為中心人物，演技略遜就會被觀眾罵個不休。這部電影是好萊塢的舊傳統，沒有什麼眩人耳目的先進科技。影片是一個大製作，基於一個家傳戶曉的名故事。更重要的是，女主角竟然是Jodie Foster，一個曾經兩獲最佳女主角金像獎的超級明星。

國王與女教師的故事，要純以演技取勝。除了去年有一套劣質的卡通片外，之前拍過兩套獲獎無數的經典之作。其一是一九四六年Rex Harrison與Irene Dunne的合作，其二是一九五六年Yul Brynner與Deborah Kerr的精品。這四位都是當時的超級巨星。

一九四六年的獲幾項金像獎（是哪幾項記不起了）；一九五六年所獲的獎，包括最佳電影和最佳男主角。有這樣的兩部名片在前，再重拍可說是膽大包天。

我認為周潤發與Jodie Foster都有水平演出，而周氏的演出更令我喜出望外。看《安娜與國王》時我在美國度聖誕，因而讀了不少那裡的影評。一般的評論，是此片與四六年及五六年的相比略遜，也有認為可以平排的。男女主角都一致地有好評，但更一致的是周潤發比Foster還要演得好。周氏以此片而登大雅之堂，是沒有疑問的吧。

有評論者批評周潤發的英語發音，是低級的評論了。英語不帶東方口音，演一個東方國王豈不是不倫不類？我要批評的倒是Foster的發音。作為一個一八六二年的英國女教師，怎可以是美國口音的？

選周潤發扮演一個懂得談情的國王實在恰當。我們可以說周氏時來運到，也可以說美國佬夠眼光。周氏長得夠高大，而經過那麼多年在銀幕上打打殺殺，不打不殺時站起來有王者之風。另一方面，可能是天生使然吧，他談起情來卻又柔情似水。

我歷來認為中國（包括香港）的電影演員演得過於舞台化，表情及動作都過於誇張，很有點做作。好萊塢的傳統，是電影與舞台很不一樣。以電影而論，最佳的演技是不像在演戲的。在《安娜與國王》一片中，周潤發庶乎近焉。

我也認為周氏應該放棄他以前的戲路，在好萊塢找些適合自己而又重視演技的劇本下注。他既然登了大雅之堂，何愁沒有片商打他的主意？要是賺錢少一點，就少一點算了。

新聞何價？——與查良鏞商榷

才子董橋最近與他的舊老闆查良鏞在新聞報道的分歧上引起風波，好不熱鬧。事緣查老不久前在浙江大學以《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為題作了講話，而董橋針對查老如下的一段話：「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要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做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做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和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查老認為董才子斷章取義，因為他說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新聞工作的目的跟著大不相同，而美國的傳媒一方面虛偽，另一方面美國「必須樹立一個假想敵」，要「摧毀全世界所有不服從美國指揮的政權與勢力，以建立全球性的美國霸權。」

我拜讀查老的全文後，有同意及不同意的地方。己見如下。

（一）我極力反對非私產的制度，但從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也不反對共產黨統治中國。你可以信「施比受更為有福」，但做生意時卻私字當頭。鄧小平先生的改革重點，是以社會主義之名來推行私產及市場。在經濟學的邏輯上，這是沒有矛盾的——這觀點我解釋過好幾次了。今天的中國，舊制已去如黃鶴。查老所說的兩種社會，其主要差別是貪污的或多或少而已。

查老說得對：「任何國家的反政府力量發動革命或政變，必定先佔領電台、電視台、報社。」但這是指以極權黨政的國家。我可能過於樂觀，但我認為今天北京的執政者知道胡作非為是要下台的。我也同意「如今，中國的政權十分穩固」。既然穩固，新聞大可自由。

（二）假若中國的每個新聞工作者都像查老那樣，有自由及懂得以忠實的報道來保衛國家，那麼董才子和我就用不著那樣「勞氣」了。事實上，大陸今天的官定傳媒，還是報喜不報憂，並不忠實，而對政府大擦其鞋的，私下大有好處。擦鞋怎可以衛國呢？

另一方面，傳媒可以增加人民的知識，而這知識的增加是極為重要的。我自己見退休在即，很想在國內搞一個出版社，將餘下來的日子介紹老外的知識到中國去（在這方面我可以辦得很好）。但一查之下，在大陸開出版社是不可能的事。

（三）查老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新聞的話事人是老闆，是對的。他忘記說的，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新聞老闆不需要是一個大資本家——每個收入僅足以餬口的人也可以是一個傳媒老闆。買一部廉價電腦（買不起可向朋友拿一部過時的廢物），自己作一些不犯法的「新聞」，以電話線傳真到全港的傳真機，一按鈕，每天24小時，每天365天，其電話費用每年港幣792元！紙張的費用由接收者支付。所有的廣告商都深明其理。

我不是個電腦傳真專家，不知道亂髮傳真可不可以做到查不出發稿之人。若可，則再過幾年，傳真在國內普及，「衛國」之說不談也罷。

（四）我絕對不同意查老所說的，美國的傳媒往往不盡不實。二十年前，我的老友科斯在一次傳媒的盛大集會中，說了一句「惹來週身蟻」的話：「不要問傳媒那句話是假，而是要問那句話是真！」

科斯是過於誇張，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私營的傳媒為了賺錢，有時譁眾取寵，而假的報道往往不能治之於法。生長在這社會中的有識之士，什麼是真，什麼有疑問，什麼擺明不盡不實，大家都心裡有數。有時看報是為知識，有時是為過癮。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報道遠比大躍進期間，一小畝地可種出數十噸糧食的「為國家好」的消息可靠得多。

（五）我最不同意查老之處，是美國要「顛覆和侵略」中國。歷久以來，美國的傳媒慣於「顛覆」自己的政府。尼克松因為水門事件而要下台，克林頓的「性」新聞搞了一年多，都是傳媒的忠實所致。

我同意美國的政策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但除了小說上的虛構之外，自己的利益是不容易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有誰可以賺到窮人的錢？

最近美國與中國達成的世貿協議，每一項對中國都大有好處。他們要賺我們的錢，是對的。但他們怎會不明白，要賺我們的錢就先要我們有錢給他賺。大家都要賺，是1976年史密斯定下來的黃金定律；世貿談來談去就是那方面多賺一點，那方面少賺一點。

說真心話，在我所認識的所有美國經濟學者朋友中，沒有一個不希望中國能富強起來。他們不是有仁慈之心，而是清楚地知道中國富強對美國大有好處。

新聞何價？以擦鞋來「保衛」國家，其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我也看金庸

北京作家王朔，於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我看金庸》一文，痛罵「老金」，稱其武俠小說為「四大俗」之一（其他三俗為成龍、瓊瑤、四大天王）。文壇謾罵歷來無足輕重，但查大俠竟然下筆回應，而且是兩次。戴天等高手群起而出，拳打腳踢，文壇一下子熱鬧起來了。

查先生的兩篇回應寫得好——我是寫不出來的——但我還是同意朋友的觀點，認為查先生不應該回應。他應該像自己所說的：「八風不動。」王朔的文章沒有什麼內容——「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我翻為：胡說八道的話，不足深究。）查老在文壇上的地位，比我這個「大教授」高一輩。但他顯然六根未淨，忍不住出了手。前輩既然出了手，作為後輩的就大可湊湊熱鬧，趁機表現一下自己在武俠小說上的真功夫！

首先要說的，是王朔之文大有「葡萄是酸的」味道。「四大俗」暢銷，賺大錢——王先生說是資產階級的腐朽。批評賺錢作品不容易自圓其說：收入多少與歡迎程度之間是有一個等號的。「俗」有數解，其中「通俗」這一解是好的。說金庸作品通俗，是對的。王先生所說的「俗」不知何解，但肯定大有貶意。另一方面，要找到四個大受市場歡迎的「不是好東西」，絕不容易。

說金庸作品暢銷，不大正確。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幾歷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作過統計，在文革期間，《毛語錄》的銷量，竟然比聖經歷來的總銷量還要大。於今看來，老毛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

我對王朔先生的主要批評，是他不懂武俠小說。他捧出一本《水滸》，但看來不知道還珠樓主那類作品，評武俠小說就不免少了一點基本功。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廣州出了一個雷雨田，其漫畫刻劃時代，也因為夠「抵死」而銷得。

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鬥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歷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梁羽生在報章上連載《龍虎鬥京華》，跟是《草莽龍蛇傳》。一九五四年左右，當梁羽生推出他最好的《七劍下天山》的同時，一個叫金庸的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七劍》與《書劍》各擅勝場，打個平手，而又因為面目全新，有故事，我們就不再看還珠樓主或黃飛鴻了。

想當年，金庸為了餬口下筆，爭取讀者是重要的。但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追讀他的《射鵰英雄傳》時，就對文學專家王子春說：「如果《水滸》是好文學，那麼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學了。」

我認為在多類小說中，新派武俠最難寫得好。作者的學問不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雜——博易雜難也。歷史背景不可以亂來，但正史往往不夠生動，秘史要補加一點情趣；五行八卦要說得頭頭是道；奇經穴道、神藥怪症，要選名字古雅而又過癮的；武術招數、風土人情，下筆要像個專家；詩詞歌賦，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幾百首。

是的，像金庸那類武俠小說，高人如錢鐘書是寫不出來的。你可能說錢大師不屑寫武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寫也寫不出來是另一回事了。

雜學不容易，要加起來更困難。風馬牛不相關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併得順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虛構，並之以雜學是另一重虛構了。一般小說的虛構可信，但武俠小說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可信的武俠不好看。但太離譜的——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俠小說的成功之處，就是讀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暫作為真地讀下去。
打打殺殺的故事，像美國的牛仔片那樣，是不容易有變化的。引進旁門左道的雜學，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個有經典為憑的歷史背景中，從而增加變化，是一項重要的小說發展。然而，能如此這般地寫得可以一讀再讀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髮魔女傳》之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少了。

王朔大事抨擊金庸的文字，使我莫名其妙：「老金大約也是無奈，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

古今並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認為查先生的中語文字，當世無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