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艇「慨」論

不久前上海女作家衛慧的黃色文學──《上海寶貝》──被禁，一舉成名，台灣的「盜版友」過癮之極也。朋友給我讀幾段「寶貝」文字，作者不簡單：文字好，想像力強，不做作，文藝的氣質溢於紙上。可以這樣說吧：衛慧是一個相當有天份的作者。

至於《上海寶貝》那樣的作品應否被禁，是見仁見智的事了。我在美國求學，在那裡生活了二十五年，當然認為該書無傷大雅，是不應該被禁的。該書在香港由天地圖書出版，三聯等書局於門前當眼處銷售，摩登小姐在地鐵公然讀之，其意識可與美國佬打個平手。

文化背景不同，時代的感受不同，中國大陸禁銷《上海寶貝》，可以理解，我們沒有客觀的理由反對他們的價值觀。當然，大陸之禁，使衛慧小姐因禍得福，一夜之間聲名鵲起，成為國際人物。老外為之嘩然，應該是因為像我一樣，認為作者有天份，此乃英雄所見略同也。要是《上海寶貝》文筆欠通，俗不可耐，大陸就算把作者拿去殺頭，老外是不會多管閒事的。

以上都不是問題。問題的所在，是中國大陸把《上海寶貝》的出版社「整頓」，禁止該社出版任何書籍三個月。「整頓」者，「封艇」也，有殺一儆百之效。出版社是政府的，員工出的是政府的糧，據說此「封艇」三月是停職發薪的。這樣，政府行的是苦肉計。何自傷至於斯耶？

實不相瞞，衛慧小姐的「封艇」雄風，拖累了我。事緣有好幾家大陸出版社要以簡體字出版我的書，尤其是《賣桔者言》。但他們認為我的文字過於敏感，要刪除一些文章及修改一些文字。天下間沒有任何作者喜歡讓人家左刪右改的。於是，我們大家要談的不是稿酬或版稅的問題，而是刪改的多少。想不到，因為衛慧小姐的風格與際遇，亮了紅燈，刪改的商談毋庸細說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我其他的作品姑且不談，但《賣桔者言》受到香港及大陸的年青讀者重視，主要是該書對他們的思維有點幫助。書中對產權經濟學的分析，大陸的出版社不反對，對讀書及思考的方法，他們更不反對。他們反對的是那些批評共產制度及馬克思的文字，或批評北京高層的任何人。

奇怪，在《賣桔者言》中，大陸的出版社最不敢刊登的是《向港英致敬》那一篇文章。一九八四年一月，「九七」問題搞得風聲鶴唳之際，我用真情實感下筆，訴說自己在香港長大的一些往事與感受。香港讀者的反應非常好：沒有誰在香港長大的對夏鼎基時代及之前的香港，會毫無感激之情。感情的表達是什麼罪過了？

不要誤會，我不是要替自己辯護，更不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大陸賣得洛陽紙貴。我要把文章在國內出版的意圖，是希望那裡的年青人能學得一些什麼。以「封艇」的辦法來扼殺言論、文字，在今天的世界只會有反效果。我要指出的有四點。

第一，在訊息發達的今天，禁止讀物根本禁不了。幾年前毛澤東私人醫生所寫的書，在大禁特禁之下，我在中國大陸遇到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沒有讀過。有一次，帶幾幅朋友送的字畫回港，廣州的海關要檢查。關員認得我，暢談甚歡。我問：「假如我帶的是毛澤東私人醫生的書，你們會怎樣？」答曰：「當然扣起來了！」我說：「扣起來是自己帶回家去讀吧。」關員微笑道：「不要說得那麼大聲！」最近衛慧小姐的《上海寶貝》被禁，你說大陸的讀者是增加還是減少了？

第二，壓力愈大，反抗力就愈大。一九七三年我被邀到台灣一行，那時該地禁止言論，但在數之不盡的明目張膽的「地下」書店中，痛罵政府的書籍數量驚人。他們把李敖關進火燒島內，效果又怎樣了？我可以肯定，若中國大陸不提早解禁，將來的地下書店不會比昔日的台灣少。

第三，左禁右禁，免不了會禁止一些對青年大有益處的好書。禁止他們閱讀是禁不了的，但公開研討那樣重要的思維發展，就難以成事。起碼，老師不敢公然介紹或鼓勵學生去讀禁書。

第四，因為政府要禁止某些讀物或言論，他們必定要控制出版的機構。這樣一來，所有合法的出版機構都是國營的。出版於是成為政府特有的專利權。久而久之，為了要維護特權利益，就是政府要開放言論，特權分子必定左推右擋！那是說，長此下去，總有一天，禁止言論不是為了禁止，而是為了維護特權利益。

是二十一世紀了。傳真、電腦，又或是什麼網呀網的，你要怎樣禁？還是大方地走進二十一世紀吧！

要走進學問的天地中

不久前兒子就讀的大學的醫學研究院內發生一宗轟動美國的悲劇。一位病理學研究在國際上很有建樹的教授，被他的一位來自中國的徒弟殺了，該徒弟跟吞槍自殺。幾年前在另一家美國大學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一代不如一代，今天中國的留美學生怎會變成這個樣子的？
　　
　　我兒子是同學系，師傅是該系的頭頭，被殺的是副頭頭，所以兒子對這悲劇有一手的資料。兒子說，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醫學研究很有地位，能到那裡作研究的並不容易。兇手畢業於上海醫學院，到美國五年，是去年九月轉到華大去的。他的英語有困難，到了華大四個月就知道不會被續一年之約。他的脾性變得很古怪，同事們避之惟恐不及，事發前兩星期他買了手槍，死後在身上帶要自殺的信。事發當日他到教授的辦公室，關上門，外間的人聽到爭吵之聲，跟就是槍聲了。事發後警方初時以為教授要阻止兇手自殺而被誤殺，但後來知道教授身中四彈。
　　
　　美國傳媒的一般輿論，大致上是對的。那位中國留學生雖然不是上上之選，但求學認真，學歷很不錯。問題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到美國是破釜沉舟，好叫將來能光宗耀祖。不被續約，前途茫茫，還有什么面目去見江東父老？
　　
　　這是很多從落後之區到先進之邦留學的意識吧。老實說，我自己在一九五七年離港赴北美時，也有類似的意識。一九五九年進入洛杉磯加州大學，初起的兩三年也有類似的傾向。但到了一九六二年，好些教授的學問使我了迷，心焉嚮往，我就再懶得管什么光宗耀祖，什么江東父老，一下子就走進學問的天地去了。
　　
　　十年前，當自己的兒女要進大學時，我對他們說：「讀書要為興趣，不要為任何其它人而讀。你們的成績怎樣我也是同樣的愛，同樣的喜歡。讀書不要太認真，也不可強求，但假如你要有學問，你大約要有三年時間聽不知音，食不知味，其它什么事情也顧不了。」女兒大學畢業後，雖然成績還可以，但對學問沒有興趣，不要再讀下去。我當然不勉強。兒子呢？他要走爸爸的路，我更沒有理由反對了。
　　
　　遙想加大當年，圖書館內有為研究生而設的、大約四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間，門有鎖，可以獨佔。小房簡陋，桌、椅、書架各一。重要的是這些小房間是在圖書館之內，自己要讀的書不用借出，可把館內任何書籍搬進小房內，離開時把門鎖上，要讀多久就讀多久。同樣重要的是，雖然圖書館有辦公時間，但大門常開，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時。只要你不用館員服務把書借出去，圖書館是沒有關閉時間的。
　　
　　當年，雖然我在校外租了住所，但三年中我有一小半的時間是住在圖書館內的。我獨佔的小房內常備餅乾、罐頭湯、煮湯的發熱針、睡眠與清潔的日用品。花了一點錢購買了一枝小燈，應有盡有，那就是我的學問小天地了。
　　
　　雖然我是唸經濟的，但讀得苦悶之際，圖書館內的非經濟讀物，也就順手搬來過癮一下。去年底我寫千禧回顧——《驚回首，感慨話千年》——那篇長文所用的中國史實，大部分是那時因為在苦學中要鬆弛一下而學到的。
　　
　　經濟學呢？那當然是別有一番滋味了。老師艾智仁在課堂上說：下一課我們討論失業。我就將圖書館內所有的關於失業的論著搬進自己在館內的小房中，痛下心機。到了下一課，艾師問：「什么是失業？」同學研究生鴉雀無聲，我說：「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所有專家都胡說八道。」艾師很高興，問我為什么會是個「失業」專家。我如數家珍地從庇古到凱恩斯到森穆遜，不停地說下去，真的是博學多才了！
　　
　　同學們給我殺下馬來，就向艾師投訴，說在大學圖書館內找不到關於「失業」的書籍。他們當然找不到，因為所有的「失業」書籍都被我不刻意地鎖在圖書館內自己獨佔的小房間中。
　　
　　主修經濟，我當年所學當然以經濟為主，但在那學問的小天地中，我涉及的有歷史、藝術、人類學、邏輯學、文學，還有什么孫中山、毛澤東、馬克思之類的。後來我曾經誇誇其談，說自己可以在任何大學的幾個學系內任教職。港大有一位同事，姓張名滔，其所學也是包羅萬有，知得不比我深，但比我廣。在我所認識的經濟學大師中，包括佛利民、史德拉、高斯、戴維德、阿羅、艾智仁、貝加、赫舒拉發、巴塞爾……等人，他們對經濟學外的學問，也很有兩手。這證明這些人也曾經進入學問的天地了。
　　
　　人類的知識是個寶藏，像蘇東坡所說的江上的清風與山間的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要真正的去爭取有兩個困難。第一是要花點勞力、花點時間。我們要把心一橫，老老實實地走進學問的天地中去。其二是寶藏雖寶，內裡廢物甚多。學問之道是要把寶物與廢物分辨開來的。我們學時要考慮，要拜師，要有高人指點迷津。
　　
　　回頭說那位殺師而又自殺的中國研究生，應該讀過了不少書——他既是醫生，也是博士。書是讀多了，但也是讀了。要管什么光宗耀祖，什么江東父老，我可以肯定，這位仁兄從來沒有為學問而學問，沒有進入過學問的天地中。

從律師行看學券的優越性 ——給曾蔭權、楊懷康上一課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不久，我見香港的公立學校大有問題，就向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建議改行學券制（Voucher System）。我當時的觀點與現在的一樣：公立學校的運作大幅地浪費納稅人的錢，而教師的薪酬與他們的學問脫了節，這二者皆因納稅人或學生的家長沒有教育的話事權。套用諾貝爾獲獎人布格南（James Buchanan）的話：公立教育的供應不需要向顧客交代，而出錢的無權過問。美國的情況，是公立與私立分庭抗禮，後者給予前者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納稅人可用投票的方式去否決公立學校的經費。

　　彭勵治同意我的觀點，但認為要推行學券制，壓力重重，過關的希望甚微。但他還是要我去打聽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機。後來我與兩間大有名望的中學的校長提及學券制，他們強烈反對。

　　學券制這回事，可不是我發明的。首先提出的應該是佛利民（M.Friedman，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獎），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這個制度的重點，是以公家的錢推行私立學校，把話事權交回教育顧客那方面去。當然，佛老的首選是廢除政府資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學券制，資助教育就以市場的運作為依歸。佛老有先見之明：今天，美國的公立學校被私立的逼得節節敗退，轉用學券制漸趨時尚。

　　阿康時來運到。年多來他極力鼓吹學券制，竟然有聽音之人。不久前曾財爺蔭權也贊成學券制，不知他是聽我的，是聽佛老的，是聽阿康的，還是自己發明的。

　　既然財爺也那樣說（而又聽說贊成的團體越來越多），有機可乘也。學券制的好處——把教育的話事權交給納稅的家長——毋庸細說，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氣候，眾所周知，用不由我來落井下石了。

　　我要談的，是阿康與財爺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給他們老老實實的上一課。他們不知道的，是改用學券制之後學校的制度及其運作在結構上會有什麼轉變。那是說，在自由市場競爭下，學校的結構制度會是怎樣的呢？

　　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學，我跑進史德拉（G.Stigler，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獎）的辦公室與他聊天。閒談中他突然問：「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學的制度與哪一個行業最相近？」一時間我無以為應。他見難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說：「是律師這個行業，美國的私立大學與大律師行的結構制度是如出一轍的。」

　　一言驚醒夢中人。史德拉和我於是暢談私立大學與律師行業的大同小異。大學與律師行出售同樣的服務：知識及方法。光顧的人通常需求一組專家合併的知識，所以大學以多位教授組合而成機構，而在美國的一家大律師行中，律師數以百計。

　　一個大學顧客所需求的知識，是多方面的組合；同樣，一個比較重要的案件，在美國是由幾個不同專業的律師組合來處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師，在一家大律師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該「行」內的資深律師議決，認為可取就晉升為夥伴（Partner），獲得長期任職的權利，這與在大學工作了大約六年，若被認為可取就晉升為Tenured Professor一樣（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師行作夥伴後若干年，工作表現好就變作資深夥伴（Senior Partner），這在大學是等於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一位大案顧客，跟一位大學生一樣，到律師行（大學）表達案情（選擇前途）後，律師行（大學）就跟他安排所需的專人組合（安排課程），安排主事律師（主導教授）。每個律師（教授），就算是同級的，其收費往往很不一樣（同級教授的薪酬在美國很不一樣）。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學系）與不同的本領（不同的學問），其收入往往大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國的大律師行及一等的大學裡，行政的權力與知識的權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學術的知識，永遠是律師行或大學的重點，因為知識是他們出售的產品。

　　大家同意知識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國的大律師行及一等的大學中，行政歸行政，實質的權力永遠落在知識高人的手上。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佛利民和商學院的史德拉是主要的話事人，但他們從來沒有當過系主任或院長。哈佛大學的經濟系，在一位學術較差但行政絕佳的系主任退休後，沒有同事肯花時間搞行政，逼要輪值作系主任。

　　是的，美國一等大學的權力結構與大律師行一樣，是以「合夥」的理念來出售知識，其產品以顧客的需求為依歸，而管理階層是為知識「夥伴」服務的。我自己的兒女在美國念幼兒班及小學時，選私立，其結構與律師行也差不多。以私立為本，需求與供應就要按市場的規律，否則必被淘汰。

　　上文所談及的知識出售機構的結構與權力的安排，與香港今天的公立學校相去甚遠，不可以道里計。

　　吃了那麼多年香港納稅人的飯，撫心自問，不免汗顏！另一方面，我贊成改用學券制，是有一點自私的成分的。在學券制度中，我會是一個可以生存的適者。

誠哥之言差矣！

六月二十六日《明報》的大標題寫道：「朱鎔基向港商提人民幣浮動」。跟的小標題是：「李嘉誠：影響港元如火山爆發」。誠哥可不是胡說八道。不少經濟學者也是那樣看，而兩年多前的亞洲金融風暴，茄喱啡的國家幣值下瀉，也搞得我們一頭煙，人民幣值下瀉，我們豈不是玩完了？誠哥以「地震」、「火山爆發」來描述，不為甚也。

　　誠哥不言自明的觀點，是中國大陸若解除外匯管制，讓人民幣自由浮動，人民幣值是會下瀉的，而且可能暴跌。數之不盡的人——包括學者或什麼分析員——都是那樣看。可不是嗎？今天在有匯管的情況下，人民幣的黑市匯率低於官價匯率。

　　有管制的協助尚且如此，一旦取消匯管，讓匯率浮動，人民幣不知會跌到哪裡去。

　　非也。十多年前台灣解除外匯管制，兩三年後台幣對港幣上升了一倍。要是曾蔭權今天宣佈下月香港將推行外匯管制，你道外資會離港還是來港呢？當然會離港，就是香港人的內資也會跑得一乾二淨。港元的壓力是減少還是增加了？問題太淺，答案是不用寫出來的。

　　曾老弟蔭權知得清楚。要是中國沒有外匯管制，迪士尼樂園是不會棄上海而取香港的。要是中國大陸解除匯管，讓人民幣自由浮動，外資湧進在所必然，這對人民幣有升值之效。另一方面，去年在北京我以《不要小看中國人》為題的講話，被轉載不下十次，其內容是說中國老百姓今天的競爭力甚強，只要不被政府的諸多管制約束，在國際上的競爭斷不會敗下陣來！這對人民幣的匯值也有好處。

　　話得說回來，假如中國只讓匯率浮動而不解除其它有關的匯管措施，人民幣下瀉的可能性甚大。但這算不上是真的讓匯率自由浮動。又假如中國解除匯管，但不說明是永久性的，或說是試行一段日子，那就凶多吉少，大難將至也。如果中國真的徹底地解除匯管，人民幣在初期下瀉是可能的。這是因為市場上有不少人盲目附從，見黑市如此就認為白市更甚，糊里糊塗地在匯市上買錯馬。

　　是的，綜觀今天中國大陸的物價、樓價、工資、人的質量等等，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解除所有管制後，中國人的競爭潛力不顯現出來。外資的湧進事在必然，不用再說了。

　　誠哥要明白，中國若不解除外匯管制，經濟發展怎樣也不會有大作為。更何況在匯管下，其它諸多管制應運而生，貪污、黑錢等姑且不談，做生意手續繁複，偷偷摸摸，就是一個在市場上身經百戰的中國人也不容易搞清楚，老外豈不會感到天旋地轉了？

　　我曾經說過，中國若不開放金融，上海的辦公樓宇起碼會有十年空空如也。但若不解除外匯管制，開放金融市場是不可能的事。當然，若中國開放金融，幾年之間上海會比香港優勝，而又因為香港的經濟在結構上出現了問題，以致服務價格太高，金融行業的北上在某程度上無可避兔。

　　中國開放金融，此消彼長是不容易避免的。但我們不應該希望中國大陸不懂得怎樣做而使香港從中得益。我們的唯一出路，是大事更改我們的經濟結構，增加自己的競爭力，再希望中國能富有起來，在競爭中有錢給我們賺。

　　在《明報》的報導中，除了誠哥的話，其它的都近於胡說八道。其中錯得最厲害的是某「消息人士」的話：「中國計劃放寬人民幣的浮動匯率，主要是取決於中國本身的經濟發展」云云。香港在戰後焦土一片，難民大量湧進，若當年香港推行外匯管制，大家不一齊餓死才怪！「消息人士」要把問題倒轉來看：不要看經濟發展來決定解除匯管，而是要看解除匯管對經濟發展的好處。什麼時機未到之言，永遠都是那些在匯管下的得益分子的托辭而矣？

　　至於香港的聯繫匯率，無論中國大陸的變化怎樣，要守是可以守得住的。既聯之，則安之。我不贊成解除這個制度，是因為效果可大可小，賭不過。問題的所在不是匯率的聯繫（金本位的歷史經驗可以為證），而是在這聯繫制度下，香港的實質利率應該與美國的看齊；然而，今天與美國看齊的，是金錢利率。要是實質利率與美國的看齊，今天香港的金錢利率（市場可見的利率），應該是年息三厘左右。

　　這是任老弟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