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產權理論的演講（深圳大鵬證券演講）

8月4日，應大鵬證券邀請，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及夫人，在深圳迎賓館為大鵬證券深圳地區員工做了關於產權經濟學的講座。本文根據張五常教授演講錄音整理。題目為編者所加。



產權理論，大概是在1960年開始在美國盛行的。我那時剛好在美國做學生，所以，在產權理論獲得很好發展的年代，我是身在其中。今天，我們將用一個小時時間來談談產權的問題。這個問題相當複雜，但我要把它說得很簡單。


使用權是私有的

我先講講私有產權。私有產權的定義是什麼呢？1969年，我把私有產權的定義寫下來，現在大部分私有產權的定義，基本上就是我當時寫下來的定義。這是經濟學上的定義，跟法律上的定義是不同的。它有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個條件是：使用權是私有的，它的意思就是決定怎麼樣使用的權利是私有的，怎麼樣使用就怎麼樣使用，這個決定權是私人使用的。我有權決定說不用，也可以決定讓你使用，這個使用權是我自己的。假如說有兩個人，一個人占60%的股份，另一個占40%的股份，他們可以說由其中占60%的那個人決定，而擁有60%的那位可以說，我不決定，讓那個占40%的人來決定。決定權一定要有明確的界定，不可以模糊不清，這個是私有產權性質上的第一個條件。

還比如說，這個房子是屬於我的，我有權不讓你進來，我把傢具怎麼擺是我自己的事，我把房子都拆了，也是我自己的事。決定怎麼樣利用的權利，是由一個人決定的，或者是由兩個人決定的，這個決定權，或者說「話事權」，一定要界定得很清楚。

在一個私人的商業機構裡面，股份的劃定也是這樣子的，股份的發行決定「話事權」有多大。前幾年當中國說要把國有企業改成股份制企業的時候，政府還是抓住股票的大權，我說這樣子是行不通的，政府到底是誰呢？因為政府不是一個具體的人，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假如你把這絕大部分的股份給路邊的乞丐，我不會反對，因為是由他來決定。問題是，政府到底是什麼呢？政府不是具體的某個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好像香港大學的問題，政府花了那麼多錢，到底誰有「話事權」？沒有人知道誰有「話事權」。美國的大學就非常清楚，學術歸學術，行政歸行政，河水不犯井水。

你們知道香港政府花了多少錢來辦大學教育？一個香港大學生每年的費用，可以把這個學生送去史丹佛大學，可以送到美國哈佛，可以給他一間很漂亮的公寓，可以買一輛很靚的跑車，可以有三個女朋友，他還是可以省下錢來寄給父母！一個學生每年花費政府70多萬港幣，一**塗！這完全是因為「話事權」不清楚，因為它不是屬於私有的，是納稅人的錢，而納稅人卻沒有權力過問。我看內地的大學，雖然師資是不夠，因為大學教授只有4000多塊錢一個月的工資，師資當然稍微差一點，4000塊錢怎麼請得到一個好點的教授？可是我看內地大學的希望比香港的大學要高得多，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政府對每個大學生的資助一年只不過6000塊錢。學生自己還要交學費，要交寄宿費，要交膳食費，還要買書。雖然內地大學生的費用比香港大學生少得多，但是在比例上，內地大學生自己出錢的比例要比香港大學生高得多。出錢的那個人就有權話事，這很簡單。

比如到餐館吃飯，夥計拿一盤雞出來，我只要說聲不好吃，那個老闆就會緊張了。因為我下次就不會再回這個餐館，錢攥在我的口袋裡面，這是很簡單的事，我只要說聲不好吃，老闆就得馬上給我換了，還得打躬作揖。

所以，我看到內地的大學生，很辛苦地自費來上學，政府只資助6000塊錢一年，他自己要交相當大部分，那麼大學生的「話事權」就非常大了，這是很簡單的。我交了那麼多錢來讀書，這個老師不知所云的話，你這個老師沒有學問，我就不上你的課，就等於你送上一盤雞不好吃，我不要。

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使用權的問題。


收入的享受權

第二個問題，私有產權的必備條件是收入的享受權，這是我在1966年領悟出來的，這是很重要的一點。這塊地是我的，我把它租出去，租金是我收的，我可以自己放入自己的口袋。假如租金我不能夠放入自己的口袋的話，那麼，就有問題了。舉個例子，30%的租金是要交給政府的稅。政府抽稅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問題是，政府抽了我的稅，政府又是誰呢？你告訴我政府是誰呢？

政府抽稅對經濟會有不良的影響，不是因為抽稅，而是抽了稅的政府，我們不知道它到底是誰，政府收了那些錢，它是不需要負責的，就像香港抽的稅，每年給70萬港幣給大學生，不需要負責。

我在1966年的時候開始寫佃農理論，佃農理論是兩百多年前的傳統。佃農是什麼意思？就是說農民跟地主分成，土地收穫的60%是屬於地主的，40%是屬於佃農的。兩百多年來，傑出的大經濟學家說，政府如果抽稅抽10%，都會有不良影響，但地主卻要抽稅60%，40%歸佃農，那佃農他還有什麼動力勤奮工作呢？所以，許多人認為，與佃農分成的問題引起了浪費，沒有效率，所以政府要出來干預，要廢除這種佃農制度。我有個學生呵，大罵這些人是神經病。抽稅的是地主嘛，這個地主是私人來的嘛，它又不是政府。假如我抽了你60%，你卻散漫不做事的話，我60%就那麼點兒，我不要再跟你分成，我要你交固定租金，我還能收更多！或者我會請其他人給我耕地，再不成我自己來耕，這地是我的嘛！這是完全不同的性質！

政府抽的稅，是沒有清楚的權利界定的。這是抽稅的問題，不是因為政府抽了稅，而是因為政府抽了稅不需要負責任。市場上，有非常明確的規則。弗裡德曼曾經和我開玩笑講到產權這個事情，就是說任何人都不喜歡認錯，做錯了不承認，市場就不是這樣，你做了錯誤的決策，你不需要認錯，但就沒人光顧你了，那你就破產了，這個懲罰是立刻的。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政府抽了稅，去做什麼大工程，錯了也不需要認錯，做錯了也不需要破產，這是個問題。所以，當年弗裡德曼說：有一條非常簡單的規則，就是花別人的錢，怎麼樣都比不了花自己的錢來得小心，就這麼簡單。假如是花自己的錢，就比較小心，交易費用比較小，假如我是花別人的錢的話，你要監督我，要我小心點，交易費用就比較大。香港大學要花錢，要控制也不是說不可以，可是交易費用非常大。

抽稅的問題，主要是抽稅的不是私人。這跟佃農問題不一樣。因為對地主來說，這塊地是我的，我收你60%的租金，我不是政府呵，你做得不好馬上就換人。這就是第二個定義，就是說，收入一定要有私人的享受權。

到了價格管制的時候，還會變得更複雜，而且變得更有趣。1971年我分析價格管制，1974年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我問你一個非常簡單的題目：租屋管制。這一層樓，租金值10000塊錢，但是政府說，我是業主，只准你收2000塊，那還有8000塊，那8000塊是屬於誰的呢？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8000塊錢是誰的？不是我的，因為我無權收一萬；也不是租客的，這樓不是他的；那這8000塊是誰的？我為這問題花了三年時間，我看了香港的法律，改了40多次，次次都不同。所以，我認為，我那篇文章非常重要。為什麼我對自己那篇文章非常滿意呢？因為我解釋到一個現象，從來沒有人解釋過，但是很可惜一般的人現在還不知道，只有幾個人知道。我解釋了什麼現象呢？價格管制的問題。

外面所謂的價格管制是需求量和供應量之間的變化。需求量是一個抽像的東西。真實的世界裡沒有這個東西。供應量也是抽像的東西，世界上也沒有這個東西。供應量比需求量小，中間那段叫短缺，也是真實世界上沒有的。這所謂的不均衡的現象，世界上也沒有這樣東西。這就是說，有價格管制的話，我們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價格管制的時候，有很多問題，你們可能比我更清楚。明明是值10塊錢的東西，價格管制說，它是兩塊，大家都去搶購，它就不夠了。它只值兩塊錢，大家就只能考慮別的辦法了，比如排隊去輪購。記得在我們小時候，每天早晨四點鐘就開始排隊買魚。但如果你是高干子弟的話，你就不需要排了。你們聽說過以前的走後門吧？你們不記得了？你用錢買不到。不給你用錢買，要用其它的準則。如果我知道其它準則的話，我可以馬上告訴你。你如果說要排隊，我可以馬上告訴你，怎樣排隊。價錢只不過是一種準則，你要說價錢，那就是價高者得。你說要論資排輩講政治的話，那就是政治資格高的人得。那麼所謂價格管制，就是說，這個物品不能完全以市價決定，一定要由其它準則來決定。假如你能夠告訴我能夠採用什麼準則，我一定會覺得易如反掌，一般的大人都會找到答案。但困難的地方在於你有價格控制的時候，你知道是用排隊的方法呢還是走後門？還是講政治手法？還是講年紀大小？選擇很多，你不知道是哪一種，那麼就解釋不到問題，知道是哪種的話，易如反掌。

我的價格管制的文章是1974年發表的，27年前了，實際上卻是很簡單的，我給出了一個理論的架構，解釋他會選哪一種準則來代替這個價格。這個出發點，就是在租金管制這裡，就是說租金市值是10000塊錢，但是政府說，只能收兩千塊，那8000塊是誰的？那8000塊錢不清楚的時候，就是等於這個物業這層樓不是真正的私有產權。至於我那篇文章，詳細講就太長了，我現在告訴你們，如果是私有產權的話，收入的享受權一定要是私有的。

政府抽稅的問題，在於拿著稅的那個人，不是私有的。你看一下中國的歷史，或者是歐洲的歷史，如出一轍。在古時候，歐洲和中國是一樣的，租和稅是同一個字。以前的大郡主，是收租的，如果郡主很大的話，租就變成稅。歐洲也是。你看以前的書，稅和租是分不出來的，現在，租是屬於私人收的，稅是政府收的，在歷史上沒有這個分別，你去看一下中國的古書就可以了。在美國，有很多城市的政府是私人的，警察是私人僱傭的，馬路是私人修建的，消防是私人督辦的，城市和學校也是收了稅辦起來的，它們都算誰的？你們又說，政府抽稅就一定不對！也未必！因為很多政府去抽的那個稅，就是租金。

我曾經對你們的官員建議：把城市改成公司，每個市民都是會員，你把權力下放呵，省歸省，市歸市，權力下放無所謂的。你攬著大權幹什麼？你做中央的有錢收就行了，不用搞這麼多事情。如果是公司，就用公司法，美國有很多城市是用公司法來運作治理的，城市公司化，對錢的運用就會負責很多。我在台灣講過這個問題，我在北京也說過這個問題。

我個人認為，只要中國開放，經濟開放，金融開放，人民可以自由流動，不統一是不可能的。你只要經濟上統一，就可以了，問題在於收入的權利方面，你要讓資源發揮效用，就需要界定得清楚一點，以市或區來走向逐步的自治，是比較容易處理的。
　

自由的轉讓權

現在談第三個有關私有產權的問題，就是要有自由的轉讓權，這是很重要的，非常地重要。自由轉讓權就是所謂的自由買賣，或者是我們可以自由地訂合約，我租給你也可以，租和買賣是不一樣的，我租給你的話，我會寫我要你怎麼做。

這個所謂的自由轉讓權有很多人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就是說如果有自由轉讓的話，會有大地主出現，這是有可能的。有大地主出現將使他們能夠合併使用資源。大農場是有很多人以股份制來擁有的，股份是有轉讓權的，轉讓權這點非常重要。你公司管得不好，我拿著你的股份，我不需要跟你爭吵，我就把我的股份賣出去，或者我喜歡這公司的話，就把這股份都買下來。我不需要留住50%的股份，我只要有相當大的部分，我就可以要求股東開會，把經理炒魷魚，由我自己來做，或者請別人來做，所以轉讓權的威力很重要的。

最明顯的就是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此之前，日本的土地有私人的使用權，也有私人的收入享受權，但是沒有轉讓權，這是為了要保持大地主的固定性，這是種封建的制度！封建！所謂的封建制度是很難解釋的。我問你們，中國以前也有封建，什麼叫封建制度？你答不上來。你問政治學方面的人，他們說不出來，你問社會學方面的人，他們也說不出來，這是非常模糊的概念。

我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1965年，我對封建制度想出一個界定，我的老師阿爾欽，最初聽我說出我的定義，拍案叫絕。我當時對封建制度的界定是這樣的：就是說，那些土地有私人的使用權，有收入的享受權，但是沒有轉讓權。當沒有轉讓權的時候，人民就不能隨處自由地流動，人民就要附地而生。以前我們中國人打得死去活來不也就是要爭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海內之士，莫非王臣。為什麼拚死拚活地就是要搶那塊土地？因為你擁有那塊土地，你就擁有了那塊土地上附著而生的人。但是假如土地有自由轉讓權的話，那麼那個封建制度就散了。因為你綁不住那個人，他把地賣了，他就走了。或者我是地主，你在幫我耕地，一向是我養你的，我把這地賣出去了，新地主不一定有責任要養你。

所以，明治維新，是一場非常精彩的經濟改革。那個皇帝，明治皇帝，才不過五歲，聽了宰相的解釋後，就在那張紙上簽了字，准許土地轉讓。突然之間，日本的經濟獲得了極大的動力。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之快，與日本明治維新的發展相似。我還認為，中國80年代的所有經濟增長的數字都被低估了。80年代我常常跟國內的高級幹部們討論經濟問題。我曾經問他們，你們以前的機制中，有沒有私人的使用權，有沒有私人收入的享受權，有沒有自由的轉讓權？但如果突然間要照這樣改的話，那改革是非常大的。日本的明治維新只不過是改良，每年以15%的增長率，累積了幾十年的功力，日本的實力非常強。而中國的情況，說中國經濟增長每年20%也是很小的，美國只不過是3-4%，我們是11-12%，你們要明白，從零，上升100%，都還是等於是零，你們想想中國20年前的制度，每年上升百分之百是輕而易舉的事。

我在佛山，看到那些食街裡的大魚大肉，與往昔真是大大不同。你可以隨意選了東西讓他們給你煮。那條食街，有蔬菜部，有小炒部，有湯水部，有雞鴨部，有海鮮部……連蝦都有６種。但是，20年前，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人，你們還記不記得？你們大概都太年輕了。那時候，買一隻雞蛋都買不到。沒有飯吃，你們相不相信？因為飯都賣完了。糧食是配給的。你們知道要花多少薪金才能安排到一頓好的飯？這是20年前，滿街都是乞丐。20年，現在你工作了20年，你什麼都可以擁有，不需要什麼後門，不需要論資排輩，不需要排隊，只要把錢包拿出來，只要有錢就能夠買到了。

這個進步，甚至快得離譜，快得令人難以置信。在這進步之中，我個人認為，走錯了很多的路，假如能夠完全聽我講的話，還要快得更多。到現在還是不肯聽我講。我叫得喉嚨都啞了，要中國解除外匯管制，開放金融，沒可能那麼大方，有錢都不要？完全沒有理由說不開放。有些高干跟我說：張教授，你不知道的了，我們中國有特殊的情況，你是外面的教授，你不瞭解那麼多的。我說，你熟悉不熟悉蘇東坡？我對蘇東坡瞭解得比你厲害！到底對於中國的傳統，是你知道的多還是我知道的多呢？我這麼說，當然是有些強辭奪理啦。我跟一些國內的幹部吵架的時候，有時候是亂來的。因為他們亂來，所以我也亂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