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117 - 120

人大學子 問：


五常老師您好。我對不同行業平均薪酬的差異感覺頗為好奇。一些行業的薪酬比如金融業在任何國家都是始終較高的。勞力供給隨需求調整為什麼沒有熨平這一差異呢？





答人大學子：



不容易明白金融業的薪酬比其它行業高，但事實支持著這一點。從經濟學發展出來的金融學是比較難讀的，因為需要有統計的訓練，對數字的操作是比較頻密的。對投資賺錢真的有幫助嗎？很難說。



我的老師赫舒拉發（今已故）是近代金融學的開山鼻祖。他曾經告訴我，美國的股票經紀行的金融專家推薦的，他沒有一次獲益。我自己的母親不識字，但生時投資命中率奇高。我認識的香港大富人家，沒有一個懂什麼金融學。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吧。



不敢低貶自己不是專家的學問，但金融專家的服務的確有顧客，有市場。有些我稱為是風水派的，正如風水先生那樣，因為有人相信而賺到高薪。我自己作投資是從來不求教金融專家的。學母親，講感受。我對投資與利息理論很熟，而對經濟大勢一般看得準。然而，我的投資命中率比不上不識字的母親。大勢可以看得準，困難是時間上頻頻出錯，一般是過早了。金融專家自己的投資命中率怎樣呢？我認識三個拿得諾貝爾獎的。不怎麼樣。可以這樣說吧：真正懂金融投資學的大師們，沒有一個不知道賺大錢要講運情。



我認為生化與生物等學問是遠比金融難讀的，而實際用場也大得多，但論收入，這些頂級科學比不上金融學——後者真的可能有點風水先生的成分。

shine 問：

請問張教授,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很側重寫產權界定對市場的作用,他的觀點和你的觀點很相似,你怎麼看?





答Shine：



斯蒂格利茨是朋友，早就認識他。如果你拜讀他的諾貝爾獎演辭，你會發覺其內容主要來自我一九六九發表《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選擇》，奇怪在該演辭中他沒有提到我。後來楊小凱為此說他是二道販子。斯氏在其它文章中有提到我，但不算慷慨。有些人是不喜歡慷慨地感謝他人的。作為中國人，在美國搞學術，被人抄襲而不提出處的不計其數，有幾個拿得諾獎。不少人認為諾斯的諾獎演辭應該提到我，因為在友儕間他從來不否認是我的學生。但諾斯有他自己的一套，算是個思想家。



都無所謂，因為思想出自何方將來的經濟思想史自有公論。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思想差不多全部來自師友甚至學生的影響。歷來慷慨感謝，但不少朋友認為我是感謝得太多了。



回頭說斯蒂格利茨，是薩繆爾森的明星學生。他後來重視產權與交易費用等局限，我當然高興。他對中國友善，我是感激的。中國搞起經濟，是世界大事，也是歷史大事，但衷心支持中國的外間人士那麼少，是個奇跡，而從中國到外地讀書後回歸的，帶上西洋眼鏡看中國，更令我失望了。斯蒂格利茨歷來站在中國那邊，像蒙代爾那樣，是朋友。

無錫 GRACE 問:



家有獨子,4歲,發現沒有玩伴,想讓他小學住寄宿學校,這會有幫助嗎?主要希望小孩有團體生活，主要擔心親情疏遠。




答Grace：



你兒子面對的困難來自國家的一家一孩政策。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我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大聲疾呼地反對。我指出該政策不僅使家庭沒有兄弟姊妹，而多些時日，什麼叔伯姑表也沒有。一個舉目無親的社會，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爭取成就的交易費用一定較高，何況天倫之樂是無價寶。



當年我可沒有想到，原來就是重男輕女的社會，在今天的一家一孩政策下是更嚴重地重男輕女了。真叫人心痛！年近黃昏，每次在街道上見到一個沒有人照顧的小女孩，總想去抱她一下。



六年前被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講話，我毫不客氣地對一家一孩政策痛下批評。我指出中國的人口問題不是人多，而是知識低──知識夠高人口愈多愈有利。於是建議：如果父母願意把某數目的錢交到一個公正嚴明的教育基金去，讓他們多生孩子吧。當然，這樣做會有重富輕貧的不幸意識。



你的兒子四歲，因為沒有小朋友而考慮把他送到學校寄宿，我是不贊同的。這樣小年紀要多得父母的愛，而寄宿是個沒有親情的世界，孩子的成長可以闖禍。我知道，因為六歲時我在桂林真光小學寄宿，很可憐，雖然培養出自己後來掉臂獨行、獨立思考的習慣，但能這樣跑出的鳳毛麟角。當時有戰亂，各散東西，母親逼著要把我送去寄宿，而她有十一個孩子，死了三幾個還有七八個。今天你的家境應該比我們當年好得多，而你只有一個孩子，寄宿是賭不過的。考慮每天把兒子送進幼兒班幾個小時吧。找不到可取的幼兒學校，每天只三幾個小時的，不妨與鄰居洽商，把孩子聚在一起，合資請一個關心孩子的中學生作老師就足夠了。不要忘記，要盡可能讓孩子在愛中長大。

economics king 問：

張老，你感覺我們大陸經濟學的學術氛圍能造就出像您一樣的經濟學人才嗎？





答economics king：



任何學術的成就都要講點際遇，而經濟學的際遇需要是比較苛求的了。

首先，昔日在美國遇到的老師或半師半友的，他們的經濟學傳統——斯密與馬歇爾的傳統——今天大致上已不存在了。在中國，這樣的老師可能一個也沒有。這傳統的經濟分析不是沒有錯，但其中的概念與思維架構實在好。我為這個傳統的不足之處不斷地改進了幾十年，六年前寫下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今天國內的同學如果要走這傳統的路，選擇有關的讀物不困難，但沒有導師，要學得好不容易。我翻閱過一些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報的文章，與我熟知的傳統是兩回事了。



其次，從小在中國的戰亂長大，跟著在北美二十五年，再跟著是回到神州一帶跟進中國的改革，二十六年，跑過這麼多的經濟實驗室，對世事與市場的認識廣泛，其感受有過人的深處吧。西方的學子，老實說，對真實世界的認識是不夠的。有時我認為他們蠢到死。西方大名鼎鼎的經濟學高人，對市場的認識也往往過於簡單，不足夠，好些時錯得離譜。從觀察市場及各種奇特現象的角度衡量，國內學子的際遇是勝於西方的。可惜他們沒有出自斯密與馬歇爾傳統的老師。



我答應了西安的交通大學，到那裡講兩個星期課。要求學生多，希望有三幾個悟性足夠，能在短期內接棒，感受到上述傳統的真諦。

從世界大變看中國通脹

今年二月份中國的通脹率高達八點七，不可謂不嚴重。新春雪災當然有影響，但怎樣扣除其嚴重性仍在。此「脹」也，早在半年前就令人擔心。這是驟眼看。中國的通脹真的是嚴重嗎？很難說。



是不容易解釋的通脹現象。如果佛利民仍在，有我在旁提點「怪」處，一下子他也不容易說出道理來。人民幣量的增長率無疑過高，但為什麼央行出盡八寶也不能把通脹壓下去呢？單是去年，國內銀行的儲備金率提升了十一次，破了世界紀錄，而利息率則記不起加了多少次。這些不是上選的壓制通脹的方法，但西方的經驗，是這些方法歷來生效。然而，這一輪的中國通脹，老生常談的殺手鑭不靈光！另一方面，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北京當局要壓制通脹的決心：上述的兩項貨幣政策大手下筆，其它宏觀調控的措施五花八門。然而，中國的通脹我行我素！北京當局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還有另一個不容易理解的現象。目前人民幣在國際上甚強，而強貨幣是不容易有通脹的。當然，如果讓人民幣大幅上升，到了某一點通脹必會終止。這樣做愚不可及：日本昔日的經驗是前車可鑒，何況今天的中國要面對印度、越南等廉價勞力地區的競爭。問題是，歷史的經驗說，只要幣值強勁，不升值也不會有通脹。換言之，像人民幣那樣強勁而還有百分之八的通脹率，人類歷史沒有出現過。我們要怎樣解釋目前中國的情況呢？



六十年代在芝大跟進當時吵得熱鬧的貨幣理論時，以佛老為首的芝加哥學派認為物價上升與通脹是兩回事。他們認為通脹帶來物價上升，但物價上升了不一定含意著通脹。佛老認為，通脹永遠是貨幣的現象，必然牽涉到通脹預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這個重要但在觀察上難以捉摸的話題。這是說，一次過的物價上升，沒有帶來再上升的預期，不是通脹。話題不膚淺，這裡不詳述。



我認為目前中國的通脹，主要的一部分是物價上升，不算是通脹，所以除非央行轉用一籃子物品與人民幣掛鉤，採用西方的貨幣政策不容易生效。另一方面，很頭痛，物價的不斷上升會引起通脹預期，不是通脹也會變為通脹了。



首先要重複說過幾次的：中國的農產品價格上升是好事。目前中國的通脹，絕大部分是農產品價格上升使然。想想吧，中國農民的勞動人口，十之七八轉到工商業去，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物價，怎可以不上升呢？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均農地那麼少，農產品之價不升農民的生活怎可以改進呢？關心農民的炎黃子孫，還是多花一塊幾毫購買農民的蔬菜，多花十元八塊購買他們的豬肉吧。



細看中國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可不是那麼簡單。中國農民的生活急速改進，始於二○○○，農產品價格明顯地上升，則起自二○○三。可能由中國帶動，自二○○五年起，舉世的農產品價格也在急升。我們農轉工，經濟成就舉世矚目，其它落後之邦也跟著農轉工。以心為心，我們要向他們拍掌。如此一來，舉世的農產品價格也因而急升了。嚴格來說是物價上升，不是通脹，雖然目前我無從估計，中國農產品的物價上升，多少是起於農轉工，多少是起於人民幣量的變動，也無從估計這上升有多少是因為農產品的進口價格急升而上升的。



今年二月，非農產品的物價只上升了百分之一點六。真的是上升了嗎？還是下降了？相對價格當然是下降了，但我認為實質上也是下降了的。這是因為原料的價格，尤其是金屬那方面，進口的，這些日子上升得非常快！這幾年中國低下階層的收入上升大有可觀，在進口原料價格急升的情況下，非農產品的價格一年來只升了百分之一點六，反映著勞動的生產力也正在急升。從工業那方面看，中國不僅沒有通脹，工人的生產力正在急升，抵消了一部分的原料升價，雖然最近的新勞動法是把這發展搞亂了。



上述是說，今天中國的通貨膨脹，一個主要原因是昔日的落後之邦，正在一起農轉工地發展起來。無疑是由中國帶動，沒有理由反對大家的生活一起好起來。這個發展無可避免地導致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而工業需要的原料，尤其是金屬性的，這些年的價格上升以倍數計。



外來的物價大變對中國當然有影響，但更頭痛是兩個其它問題。其一是金價與油價上升得很不正常：前者達每盎司美元一千；後者達每桶美元一百一十。這樣的升幅是不可以用農轉工來解釋的。有兩個其它解釋，你選哪一個？一、中東局勢不穩，伊朗戰爭隨時可發；二、舉世出現了通脹預期，而這預期最明顯是反映在金價與油價的變動上。不懂政治，但從報章讀到的局勢變動消息衡量，近來金價與油價的變動與中東局勢無關。餘下來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大麻煩：通脹預期是地球性地出現了。有傳染性，不少外資跑到中國來找避難所。



地球性的通脹預期何自起？起自美元急瀉。這是第二個頭痛問題。從一九五三到父親的店子學做生意到今天，我沒有見過美元跌得那麼厲害。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美元一直強勁，舉世爭持美元，但五年前再攻伊拉克，這強勢不再，跟著是倒轉過來，弱勢變得明顯了。這其中美國的議員嚴重地做錯了一件事：他們強迫人民幣升值，人民幣於是與美元脫鉤，轉鉤一籃子貨幣。跟進人民幣的國際匯率的朋友會知道，其後美元在那籃子的外幣中的比重，逐步減低了。如果人民幣繼續單鉤美元，美元不會跌到哪裡去。如果人民幣不鉤美元，只鉤其它，美元不知會跌到哪裡去。如果局部鉤美元，美元下跌，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但對其他主要貨幣卻下降了，是給美元拉下去的。後者不是經濟學，是小學生的算術課程吧。



美國的經濟歷來舉足輕重。世界經濟大變，伊拉克之戰顯然打不過。政治我不懂，但在物價調整後，每天算，今天伊戰比昔日越戰的費用高出一倍。我同意佛利民說的，攻伊是大錯。不同意佛老，認為財政上美國負擔得起。能否負擔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費用或成本總要與利益比較一下。此比也，目前看，尤其是看美元與金、油價的走勢，此戰是輸局。



如果美元繼續下跌，美國的通脹急升是無可避免的。目前這通脹不明顯，經濟不景是原因。次按風暴當然不幸，但協助了美國債券還沒有大跌。如果長期債券大跌，等於長線利率大升，聯儲局是無能為力的。昔日越戰後的經驗，豈不可鑒乎？這些可能的不幸我早就看到，但沒有寫出來。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我還是發表了建議港元轉鉤人民幣的文章，在同一天就給某評論罵了。不聽老人言是要付代價的。今天我不建議港元轉鉤，因為時日有別，局限是轉變了。



世界大變，中國穩定自己可以協助穩定世界——雖然比不上美國那樣重要。央行要做的還是我提出過的三點。一、約束鈔票的發行量，不要多管鈔票之外的貨幣量；二、把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但要讓這籃子的物價指數每年上升百分之三左右；三、解除匯管，把人民幣放出去。這後者可以立刻舒緩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困難是一旦解除匯管，人民幣的鈔票發行量的上升率應該是多少，要眼觀六路才知道。我的水晶球說，如果新勞動法不變，目前中國的外貿順差會在一年內變為逆差。到那時才放人民幣出去，與今天相比虧蝕甚巨。



是世界大變嗎？還是世界大亂了？

為《五常問答室》序

「五常問答室」是一位同學替我在網上搞的一項玩意，很成功；跟著又嘗試了「五常考室」，試題用英語，同學不習慣，過了不久不繼續下去。「問答室」還在繼續。讀者提出的問題多，由處理的同學先挑選，傳來後我再挑，十題答不到一題吧。起初我每星期答三、四題，今天減至每星期答兩題，有時因為《南窗集》寫經濟分析，要想得深入，也要寫得淺出，分思不下，逼著要把「問答室」擱置一下。

這篇《序》是為「五常問答室」的開頭一百篇問與答的結集成書而寫的，絕對是首一百，沒有刪除，由花千樹的老編分門別類，分得好，可讀，一般過癮。雖然主理這問答室的同學要求提問的說清楚是何方神聖，但來者用上的名字一般古怪，這集子排版時把名字刪去。提問者來自全世界，是互聯網帶來的發展了。地球一體化，互聯網居功至偉。不容易明白今天的地球還有戰爭這回事。像今天的同學那樣，大家到網上拜我為師不是很好嗎？可惜老外要先學中文。非常高興聽到那麼多的小鬼仔開始學中文。可惜年逾古稀，能繼續動筆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年輕三十歲，我的散文有機會寫到讀者之多的紀錄，永不可破（一笑）！

想想吧，地球上的眼睛就是那麼多，閱讀的時間就是那麼長，如果舉世的鬼仔皆懂中文，計算機無處無之，有朝一日，某中文寫手有機會雄霸地球的眼睛時間，傳為佳話。可不是嗎？要是金庸後生半個世紀，今天網上的吵鬧會是到處洪七公。寫到這裡，我想起三十年前美國某反托拉斯案，一個產出罐頭湯的被起訴，理由是該產出機構發出的廣告太多，顧客沒有時間看其它的。有點無稽，但官司是這樣打起來。

回頭說「問答室」，它的起因是報章改版，每星期兩篇的《還斂集》要中斷。該「集」每篇約千二字，讀者實在多。本來不慣於寫那麼少字數的，但操練了幾個月後，得心應手，掌握了字數上的文章結構。兩年前同學為我的散文開博客，跟著多個博客轉載，而其它網頁轉載動不動以千計，擴散開來了。《還斂集》要停筆，單憑《南窗集》可能留不住讀者，一些朋友認為，讀者的凝聚不容易，散失了可惜，於是想到「問答室」這個玩意。

無庸諱言，讀者是無情的。八三年十一月起為《信報》寫專欄，寫出後來結集為《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等文章，讀者的支持熱鬧。其後每次中斷一段時期，再動筆，總要有好幾個月才能把讀者拉回來。經驗上，只有為《信報》動筆，幾個星期後發表《鄧家天下》，讀者就熱鬧起來了。於今回顧，作為經濟散文的嘗試，《賣桔者言》（《鄧家天下》被安排於首）的暢銷是異數。四年後（一九八八）四川出簡體版（編者拿開了《鄧家天下》），數萬本幾天賣清光，跟著被列為禁書，據說今天的收藏者出價高達千元（八八年四川訂價一元二角）。

文字上，《賣桔者言》不及今天那麼好，因為當時是初學以中文下筆。然而，從產權及交易費用的角度分析經濟，當時一般讀者覺得很新奇，何況以散文體寫經濟，之前沒有人嘗試過。不是刻意創新，而是開頭幾篇過於學術性，讀者說不易懂，逼著要放開來寫，忽左忽右，時而閒話家常，時而大聲疾呼，意之所之地發揮一下。見讀者人數急升，當然繼續放開下筆了。

說讀者的或多或少無關重要，是騙人的話。昔日的伯牙要遇到鐘子期才奏得出高山流水，何況經濟散文是為街上的人動筆，讀者不夠多是寫不起勁的。我這個人既不做作，也不取寵，喜歡有話直說。我想，讀者愛讀是因為文風獨特，為了自娛，文思往往突然轉變。葉海旋與周其仁曾經說，讀我的文章，看了題目及開頭一兩段，他們怎樣也猜不中我跟著要說的是什麼。當然猜不中，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將會說些什麼。

「五常問答室」出現了三幾十期後，每期讀者之多竟然不亞於《還斂集》的文章。是個小奇跡，因為前者的字數只約後者的三分之一，而每「答」只用約三十分鐘時間。節省時間更多之處，是題材由讀者提出，我只是選擇，不需要自己想題材。讀者雲集有幾個原因，其一可能是題材由讀者提出，其變化比我自己可以想出來的大得多。昔日求學時，曾經在圖書館猛攻近三年，讀得非常雜，今天讀者提出的，或深或淺我總可以應酬一下。

互聯網的發明無疑是讀者多的主要原因。很有點不可思議。一個新疆讀者提問，我答了，半個小時後有讀者從澳洲回應。答得有些新意也是讀者多的一個要點。去年一個讀者問廉租房的可取性，我反對，舉出香港搞得一團糟的經驗，讀者的反應不怎麼樣。最近另一讀者再問廉租房，我說這設施明顯地把窮人集中在一起，導致社會出現了人為的兩極分化，住廉租房的孩子進學校會受到同學的歧視。這樣提出一小點新意，某網站的點擊達十三萬。一位讀者問如果中國要遷都，應該從北京搬到哪裡？我說沒有其它城市可以取代北京，但如果非遷不可，我選杭州，只解釋幾句，不僅讀者多，而他們之間吵起來了。跟著好些問題是關於我對不同地區的看法。雖然走遍大江南北，但老是走馬看花，到過哪裡自己也記不清楚，只答了幾條關於地區的問題。

對一個寫稿的人來說，互聯網帶來多讀者當然可喜，但給人謾罵也是多得離奇，有時看來有組織性。捱罵無所謂，但亂罵一通的例子不少，使我擔心中國青年的求學問題。在國內的校園跑，遇到的好學生比香港的多，奇怪是在網上謾罵或無理取鬧的，顯然不是讀書材料。高斯、艾智仁和我歷來相信，炎黃子孫的先天智能不弱於人，是看錯了嗎？誇張一點說，高斯與艾智仁皆認為中國人的先天智能是地球上最高的。要是他們懂中文，在網上讀到那麼多毫無道理的言論，恐怕會改變主意。

每期問答的名目是由主理該「室」的同學起的，有時網站的編輯刻意招徠，修改一下，出版前再由花千樹的老編過目或修改。換言之，名目為何我是沒有參與或左右的。

新勞動法的初步效應

發表了九篇反對新勞動合同法的文章，不打算再寫。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已盡所能，北京要怎樣處理是他們的選擇，書生之見只不過是書生之見而已。然而，最近聽到的關於該新法的初步效應，好些是媒體沒有報導的，恐怕北京的朋友不知道，應該提出來讓他們考慮。



（一）廣州在新春後舉辦的招聘會，找工作的精英特別多。所謂「精英」，是指那些工作了相當時日，履歷有可觀的中年職業人士。兩個原因，皆起於新法第十四條——在一個機構工作了十年可獲終生僱用。其一是工作近十年或去年底逾十年的精英被炒；其二是見十年將屆，精英先找新工，有可取的就炒老闆而另謀高就。後者類同美國昔日的大學教師，工作六年後校方要決定是炒還是給予終生僱用合約，引起教師搶先找新職的行為。讀者要知道，到了限期員工被炒不容易找到新工作，因為在履歷上被炒是個污點。因此，與其被炒，倒不如自己算一下，認為沒有把握可獲終生僱用，先覓新工炒老闆為上也。



（二）珠三角一帶，今年春假後，工廠聘請新工人特別容易——好些年沒有見過那麼容易了。另一方面，因為舊員工一般知道新勞動法的廣泛性，紛紛要求加薪。效果是某些員工可略得小甜頭，但整體來說，這幾年低下階層的收入急升走勢，顯然應驗了我推斷過的，被新勞動法一棍打折。



（三）工廠老闆面對的最大困難，是提供食宿不能再在工資扣除，而超時及假日工資從加半倍升至加一倍。如果沒有超時及假日工作，員工一般不干，但他們樂於接受不加工資而干，所以一般的工廠，在舊法下是不依法定的超時及假日工資的。如今推出新法，工廠老闆還是忙顧左右，提供超時及假日工作但不支付加倍工資，工人也是得過且過地幹下去。然而，有了新法但不依新法，工人罷工或投訴或上街的機會急升，使老闆們不知怎樣處理才對。按新法支薪要關門，員工同意不依新法，但老闆的意識，是早晚會闖禍，非關門不可。



（四）不少老闆正在越南等廉價勞力地區建造廠房，打算一年半載後在中國關門他往。尤其是成衣製造行業，走得七零八落是肯定的了。北京當局似乎沒有重視我說過無數次的，主要是為反對人民幣升值而說。那就是中國工業發展的一個主要困難，是越南、印度等地區的工資比中國的低得多，是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勞動法的推出，是火上加油，未富先驕的讓賽，是讓得太多太多了。



今天我可以肯定——絕對肯定——是需要廉價勞力的外資工業，不會再到中國來。開始下了注的或會繼續，但新的需要廉價勞動力的外資，不會在有新勞動法下再問津中國。



好些人認為，中國要走高科技的路，廉價勞力的工業是籮底桔，我們不要。這想法是大錯特錯。走向高科技的發展已經起步，不用擔心，但這發展需要後浪推前浪，要讓貧苦的勞動力在下面把上頭的科技推上去。換言之，中國發展的重點，是要顧及對工商業知識低下的農民。農民的生活改進得好，改進得快，中國的所有經濟問題都解決了，科技的發展更不用擔心。農轉工出現了問題，農民不能繼續改進生活，上帝也幫不到忙。我反覆計算，依照二○○○年起的生活改進速度，中國農民的收入會在十年後達到城市中等人家的水平，這推斷給新勞動法化為烏有。



（五）如果新勞動法嚴厲執行，加上封殺所有漏洞，中國的經濟改革進境會止於二十九年！目前的情況，是地區政府隻眼開隻眼閉，得過且過地忙顧左右，或視漏洞如無物。這樣的做法不成體統，更重要的是新勞動法有九十八條，寫得那樣全面，若有若無的執行勞方早晚會吵起來。資方的左避右避，這裡出術那裡出術，無疑會大幅增加交易費用，而輪到勞方堅持依新法而上街或罷工，北京要怎樣處理才對呢？



有人說，如果取締由國家主席批准的新勞動法，國家體面何在？我的回應，是體面換不到飯吃。做錯了就改，有什麼不對？可能我過於樂觀：新勞動法的殺傷力那麼廣及，沒有多少勞工的支持，取締不會引起大動亂。另一方面，北京當局可以考慮我建議過的，讓機構選擇依新法或勞動合約絕對自由。再另一方面，北京可以考慮另一些協助勞工的安排，安撫一下。



中國今天有錢，他們的錢要怎樣花，尤其是花在窮人身上，只要不是重複性的，我們不容易反對。我反對的重點，非常重要的，是北京不要干預市場的合約自由選擇。這樣看，最低工資的安排也是違反了合約的選擇自由，要取締。說過無數次，我永遠站在窮人那一邊。任何人相信最低工資可以幫助窮人，是不懂經濟的運作。在西方，勞工是給工會及利益團體的壓力誤導了。



據說中國的新勞動法主要是從德、法抄過來的。最近與一位瑞典的經濟老教授談及中國的新勞動法。他說瑞典搞福利經濟，是大麻煩，但今天的發展是勝於德國及法國的。主要原因，是德、法左右勞動合約，使失業率多年高企，但瑞典則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起，執行的原則是政府不干預勞動合約的選擇自由。



這裡我不能不重提我對市場研究得到的兩點貢獻，否決了傳統之見的。一、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沒有交易費用不會有市場，而市場的合約自由選擇是減低交易費用的重點。二、嚴格而又廣泛地看，一個經濟只有一個市場，沒有什麼勞動市場與產品市場之分。後二者的分別只是合約的性質不同——在同一市場內合約的安排有別。新勞動合同法是全面地干預市場的一種重要合約，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個市場會受到嚴重的損害。

你可以學經濟嗎？

凱恩斯曾經說，經濟是一門容易的科學，但傑出者甚少。我同意這看法。凱氏認為傑出經濟學者甚少的原因，是從事該學問的人要有週身刀：歷史、數學、哲學、政治、藝術等，都要有近於成家的水平。凱氏本人就有這樣的能耐。我不這樣看，雖然自己也算得上是「週身刀」了。



我認為可以學好經濟的需要有另一些條件的組合，加起來很苛求，所以能學好經濟的千中無一。這些日子網上轉載自己的經濟文章，讀者多，評論無數。同意或不同意當然無所謂，但我的感受，是一般回應的人不容易學好經濟。我想到學好經濟要有五項條件，可能都是天生的，缺一不可，提出來給讀者考慮吧。這裡要先指出，我說的經濟學是斯密、馬歇爾、費沙等大師的傳統，與今天流行的有著很大的差別。換言之，我要談的五項條件，是指可以解釋世事、有實踐用場的經濟科學。



一、論事客觀。這條件，經濟學遠比其它科學困難。這是因為所有經濟話題，或多或少牽涉到個人的切身利害：你可以做到像火星人那樣看地球的人類嗎？人民幣升值對我有利，但對要轉到工業去的農民不利，於是按理直說。你做得到嗎？當我讀到贊同人民幣升值的經濟學者的言論，我的感受是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說話。



不抽煙的人偏於支持禁煙；公立學校的教師偏於支持政府資助教育；反托拉斯法例給經濟學者帶來報酬甚高的顧問工作，支持該法例的學者於是無數。是的，如果你不能若無其事地置自己的切身利益於度外，你不應該學經濟。



二、毫無成見。這也困難。驟眼看與第一項類同，其實不是。我說的沒有成見，是指在再考慮一個舊問題時，你要從零開始，彷彿一片空白，好像以前沒有想過。經濟學特別需要這樣的處理，因為真實世界的局限變化複雜無比，訊息往往前後不同。對一個問題的看法，過些時再看，知道的局限或訊息有了轉變，觀點可能有別。成見是墨守成規，不願意把新的訊息放進去再考慮，舊觀點錯了也不知道。



舉個例。佛利民是深交，我歷來敬仰，而他對貨幣的看法深深地影響了我。然而，在九十年代看到朱鎔基處理中國的貨幣政策時，起初我依佛老之見，反對，但過了兩年我改變了主意，認為朱老可能對；再過兩年我認為佛老之見——以為一個大國的貨幣不可以下一個固定的錨——是錯了的。到了二○○一，我認為作學生時讀到的一篇我衷心佩服的、佛老寫的支持匯率自由浮動的文章——支持無錨的浮動——是錯了的。這樣一來，我對佛老提出的貨幣政策也打上問號了。



舉另一個例。出自洛杉磯的加大與芝加哥經濟學派，我當然信奉市場。今天還是信奉市場的。然而，跟進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學得多了，對世界有了較為深入的體會，我今天認為因為交易費用往往過高，在好些方面市場的運作無能為力。市場辦不到的，政府一般不要辦，但還有不少事項政府要考慮插手。



你信奉宗教自由嗎？信奉言論自由嗎？信奉民主投票嗎？如果這些你毫無疑問地信奉，你有成見，不要學經濟。衡量利弊，我贊同某些宗教自由，某些言論自由，某些事項投票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然而，每次有人向我提出這些問題時，重新考慮，我的觀點或多或少有了改變。你可以批評我的立場不堅定，但我的回應，是經濟學問要這樣處理才對。



三、邏輯天生。搞科學，邏輯不通就完蛋。邏輯是可以學的：大學的哲學系有不少課程。但我認為從經濟分析那方面看，邏輯的本領主要靠天生。如果一個人天生的邏輯推理有問題，怎樣上課學邏輯也幫不到多少忙。數學邏輯可以學，自然科學的也可以學，但經濟學的分析，局限變量太多，邏輯推理比較軟性，或者說彈性比較大，天生有問題的不容易在課本中學得改進。



是的，比起數學或自然科學，經濟學用上的邏輯的彈性比較大，因為局限的變化層出不窮。這樣看得到某結論，略為更改局限，結論就改變了。推理一百次錯一次，強可接受，錯兩次學經濟的成就不會高到哪裡去。不是所有經濟名家的邏輯推理皆上選：成名有好些其它因素。但我自己拜服的經濟學者，只要你知道他們的假設，邏輯推理差不多是永遠不錯的。這應該是天生的本領吧。



四、觀察力強。觀察力也應該是天生的。有些人有本領把平凡的現象看得很尖銳，看得很過癮，看得很誇張。這樣的本領對學經濟有大助焉。我自己的兒子觀察力強，但他的興趣與經濟扯不上關係。在我認識的朋友中，對經濟現象的觀察最敏銳的可能是劉詩昆，可惜他不從事經濟學。詩昆這個人聰明，但我更欣賞的是他的觀察力。跟他談貪污，談高樓大廈，談冒牌貨，他的觀察永遠是那麼新奇，那麼過癮，一般人是沒有想過的。



可能我有偏愛，因為自己喜歡過癮的觀察。經濟學鼻祖斯密的觀察力十分強，但不是很過癮。我重視過癮的觀察，因為比較容易帶來新思維。話得說回來，斯密的觀察不是那麼過癮，新意也不是層出不窮，但他的思想重要。只這一點，就把我這種為過癮而學問的人比下去了。



五、品味獨到。品味這回事，看來又是天生的。音樂天才莫扎特是個十分粗俗的人，但品味奇高，於是重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作曲家的重要性比得上莫扎特。經濟學呢？品味奇高的是斯密，他也於是重要，二百多年來，論重要性，還沒有另一個經濟學者比得上他。



在我認識的經濟學者朋友中，品味最高的應該是高斯。他的思想也重要。是有趣的現象。同一話題，可以發展的方向有多方面。該話題落在你的手上，你會選哪方走下去呢？選走某一方可能平平無奇，或是死胡同一個，但選走另一方則可能殺出生機，觸發地震，有機會萬世流芳。要怎樣選才對呢？一般沒有邏輯的依憑，靠的主要是思想者的感受，覺得選走那方自己比較開心。這就是我說的品味的決定了。品味不對頭，算你聰明絕頂，從事經濟學不可能有大成。



上述五項，每項滿分二十，加起來滿分一百。六十分及格，強可學經濟。八十分，苦學，有機會達大成。斯密，我把他的邏輯扣了兩分，其它皆滿，達九十八分。李嘉圖我給他的觀察力扣五分，總分九十五。馬歇爾的觀察要扣六分，達九十四。費沙的觀察只能扣三分，總分九十七。這幾位是經濟學問的天之驕子了。衡量當今獲諾獎的經濟學者，除了三幾個，我打的分數只七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