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117 - 120

人大學子 問：


五常老師您好。我對不同行業平均薪酬的差異感覺頗為好奇。一些行業的薪酬比如金融業在任何國家都是始終較高的。勞力供給隨需求調整為什麼沒有熨平這一差異呢？





答人大學子：



不容易明白金融業的薪酬比其它行業高，但事實支持著這一點。從經濟學發展出來的金融學是比較難讀的，因為需要有統計的訓練，對數字的操作是比較頻密的。對投資賺錢真的有幫助嗎？很難說。



我的老師赫舒拉發（今已故）是近代金融學的開山鼻祖。他曾經告訴我，美國的股票經紀行的金融專家推薦的，他沒有一次獲益。我自己的母親不識字，但生時投資命中率奇高。我認識的香港大富人家，沒有一個懂什麼金融學。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吧。



不敢低貶自己不是專家的學問，但金融專家的服務的確有顧客，有市場。有些我稱為是風水派的，正如風水先生那樣，因為有人相信而賺到高薪。我自己作投資是從來不求教金融專家的。學母親，講感受。我對投資與利息理論很熟，而對經濟大勢一般看得準。然而，我的投資命中率比不上不識字的母親。大勢可以看得準，困難是時間上頻頻出錯，一般是過早了。金融專家自己的投資命中率怎樣呢？我認識三個拿得諾貝爾獎的。不怎麼樣。可以這樣說吧：真正懂金融投資學的大師們，沒有一個不知道賺大錢要講運情。



我認為生化與生物等學問是遠比金融難讀的，而實際用場也大得多，但論收入，這些頂級科學比不上金融學——後者真的可能有點風水先生的成分。

shine 問：

請問張教授,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教科書中很側重寫產權界定對市場的作用,他的觀點和你的觀點很相似,你怎麼看?





答Shine：



斯蒂格利茨是朋友，早就認識他。如果你拜讀他的諾貝爾獎演辭，你會發覺其內容主要來自我一九六九發表《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選擇》，奇怪在該演辭中他沒有提到我。後來楊小凱為此說他是二道販子。斯氏在其它文章中有提到我，但不算慷慨。有些人是不喜歡慷慨地感謝他人的。作為中國人，在美國搞學術，被人抄襲而不提出處的不計其數，有幾個拿得諾獎。不少人認為諾斯的諾獎演辭應該提到我，因為在友儕間他從來不否認是我的學生。但諾斯有他自己的一套，算是個思想家。



都無所謂，因為思想出自何方將來的經濟思想史自有公論。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思想差不多全部來自師友甚至學生的影響。歷來慷慨感謝，但不少朋友認為我是感謝得太多了。



回頭說斯蒂格利茨，是薩繆爾森的明星學生。他後來重視產權與交易費用等局限，我當然高興。他對中國友善，我是感激的。中國搞起經濟，是世界大事，也是歷史大事，但衷心支持中國的外間人士那麼少，是個奇跡，而從中國到外地讀書後回歸的，帶上西洋眼鏡看中國，更令我失望了。斯蒂格利茨歷來站在中國那邊，像蒙代爾那樣，是朋友。

無錫 GRACE 問:



家有獨子,4歲,發現沒有玩伴,想讓他小學住寄宿學校,這會有幫助嗎?主要希望小孩有團體生活，主要擔心親情疏遠。




答Grace：



你兒子面對的困難來自國家的一家一孩政策。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我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大聲疾呼地反對。我指出該政策不僅使家庭沒有兄弟姊妹，而多些時日，什麼叔伯姑表也沒有。一個舉目無親的社會，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爭取成就的交易費用一定較高，何況天倫之樂是無價寶。



當年我可沒有想到，原來就是重男輕女的社會，在今天的一家一孩政策下是更嚴重地重男輕女了。真叫人心痛！年近黃昏，每次在街道上見到一個沒有人照顧的小女孩，總想去抱她一下。



六年前被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講話，我毫不客氣地對一家一孩政策痛下批評。我指出中國的人口問題不是人多，而是知識低──知識夠高人口愈多愈有利。於是建議：如果父母願意把某數目的錢交到一個公正嚴明的教育基金去，讓他們多生孩子吧。當然，這樣做會有重富輕貧的不幸意識。



你的兒子四歲，因為沒有小朋友而考慮把他送到學校寄宿，我是不贊同的。這樣小年紀要多得父母的愛，而寄宿是個沒有親情的世界，孩子的成長可以闖禍。我知道，因為六歲時我在桂林真光小學寄宿，很可憐，雖然培養出自己後來掉臂獨行、獨立思考的習慣，但能這樣跑出的鳳毛麟角。當時有戰亂，各散東西，母親逼著要把我送去寄宿，而她有十一個孩子，死了三幾個還有七八個。今天你的家境應該比我們當年好得多，而你只有一個孩子，寄宿是賭不過的。考慮每天把兒子送進幼兒班幾個小時吧。找不到可取的幼兒學校，每天只三幾個小時的，不妨與鄰居洽商，把孩子聚在一起，合資請一個關心孩子的中學生作老師就足夠了。不要忘記，要盡可能讓孩子在愛中長大。

economics king 問：

張老，你感覺我們大陸經濟學的學術氛圍能造就出像您一樣的經濟學人才嗎？





答economics king：



任何學術的成就都要講點際遇，而經濟學的際遇需要是比較苛求的了。

首先，昔日在美國遇到的老師或半師半友的，他們的經濟學傳統——斯密與馬歇爾的傳統——今天大致上已不存在了。在中國，這樣的老師可能一個也沒有。這傳統的經濟分析不是沒有錯，但其中的概念與思維架構實在好。我為這個傳統的不足之處不斷地改進了幾十年，六年前寫下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今天國內的同學如果要走這傳統的路，選擇有關的讀物不困難，但沒有導師，要學得好不容易。我翻閱過一些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報的文章，與我熟知的傳統是兩回事了。



其次，從小在中國的戰亂長大，跟著在北美二十五年，再跟著是回到神州一帶跟進中國的改革，二十六年，跑過這麼多的經濟實驗室，對世事與市場的認識廣泛，其感受有過人的深處吧。西方的學子，老實說，對真實世界的認識是不夠的。有時我認為他們蠢到死。西方大名鼎鼎的經濟學高人，對市場的認識也往往過於簡單，不足夠，好些時錯得離譜。從觀察市場及各種奇特現象的角度衡量，國內學子的際遇是勝於西方的。可惜他們沒有出自斯密與馬歇爾傳統的老師。



我答應了西安的交通大學，到那裡講兩個星期課。要求學生多，希望有三幾個悟性足夠，能在短期內接棒，感受到上述傳統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