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二）

第二節：思想的衝擊



羅拔·蒙代爾，北京的榮譽市民，是高斯的仰慕者。聽到老人家親自策劃一個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議，他建議要有一篇頌讚高斯的學術貢獻的文章，而我是寫這篇文章的適當人選。但高斯已經邀請我寫這篇關於中國經改的開場主題，不是寫高斯本人。我想，這裡起筆說一下高斯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適當的。這樣做，我無可避免地要牽涉到自己，因為把高斯的思想介紹給中國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題為《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注三）。這個古怪的題目是回應早一年我讀到的、中國著名經濟學者孫冶方發表的《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注四）。文革期間，孫先生說了這句話，被困坐牢七年。我當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舉的馬克思的價值與價格概念。我的長文只申述一點：資源稀缺，競爭無可避免；決定勝負要有準則，在無數可以採用的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注五）。我列舉了多個不同的準則，包括排隊輪購、論級分配等，指出必會有租值消散的浪費。只有市場價格這個準則沒有，而市價的使用是基於有私產的存在（注六）。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該文在北京廣泛流傳，不少朋友說影響了後來中國差不多什麼都收費的習慣。有系統地以中文解釋高斯的界定資產權利與交易費用的理念，始於一九八二，見於《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注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開始熱心地以中文下筆。《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發表（注八）。該文詳細地討論了畜牧與種麥的例子。到今天，我發表了大約一千五百篇中語文章，一半是關於經濟的。經濟改革與政策分析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個改革者。然而，抗戰期間在廣西差不多餓死了，今天作為還活著的老人，我對國家的關心無從掩飾。外人是否同意無所謂，只要他們讀我寫出來的。我相信任何人讀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沒有更好的時間，沒有更好的地方，也許沒有比我這個寫手更好的推銷員，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推廣高斯的思想。那時，國內的意識大門逐漸打開：同志們知道他們歷來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處。一九八二年五月，我獲任香港大學的經濟講座教授，那是當時跟進中國發展的最佳位置。我對高斯的論著了然於胸，而眾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注九）。我是個中國文化與歷史專家，同志們不能對我說我不懂中國——他們對外人例必這樣說。我可以用中文動筆，沒多久就寫出讀者認為通俗、風格鮮明的文字。這一切之上是高斯的原創思想，當時容易推銷。如果當時的中國像今天那樣，我是不會那麼幸運的。



首先是交易費用的思維。中國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識那無數的瑣碎麻煩，例如要背誦口號，要排隊輪購，要搞關係，要走後門。他們每天要花幾個小時做這些事。當我說如果這些費用減低，收入會飆升，就是最頑固的舊制度維護者也難以應對。當時的交易費用奇高，怪事天天有，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時間與多篇文章才能說服中國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費用不會下降。這方面，應歸功於我。



要改為哪種制度呢？不容易說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觀點：市場價格是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準則，那些慣於排隊數小時的人不難明白。然而，當我指出市價只能用於私有產權的制度，同志們不易接受。私字當頭，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沒有半點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產權更是直接地違反了北京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執著。



在這重要關鍵上，高斯的資產權利需要清楚界定這個思想大顯神功。作為當時的經濟科學推銷員，我知道同樣的產品有了個新的包裝。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帶弗裡德曼夫婦會見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時，趙先生急於向米爾頓解釋資產權利界定的重要。這對話有存案，在好幾個地方發表過。成功地推銷高斯的經濟觀給總書記也應歸功於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高斯定律」的幾個譯法出現過不止十萬次。



同樣重要的，是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當時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業主只持有一紙長期的租用合約。當我在洛杉磯加大作學生時，借錢購買了一部細小的快意牌汽車。我是註冊車主，銀行是法定車主，但這兩權的分離對我使用該車是沒有影響的。高斯對權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的鴻文中用上的多個精彩的實例，我看不到所有權是否私有對資源的使用有何重要（注十）。這話題的出現，是因為當時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開始盛行的承包責任合約。我看到在邏輯上推到盡，這合約是准許私人使用資產但沒有私人所有權。承包合約是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後才詳論。



讓我跳到二○○六年八月於北京。周其仁給我看兩本我自己的書：《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與《再論中國》（一九八六）（注十一）。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複製，扉頁蓋上一個「內部閱讀」的印章。這些書是北京同志的內部或「秘密」讀物。我從來沒有那樣高興見到自己的書給人盜版（據說每書複印二千冊）。在這兩本結集中，高斯的影響是清楚而又廣泛的。

注三　張五常，《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一九七九年十月《信報財經月刊》。



注四　孫冶方，《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一九七八年十月《光明日報》。



注五　租值消散是個重要論題，起於公共資源使用的分析：資源的租值，會因為沒有約束的競爭使用，引起使用成本增加而消散了。由此引申，我指出只要不用市場價格，或市價被政策壓制著，其它的競爭準則一定會出現，而某程度上這些其它準則必會導致租值消散。從租值消散的角度來解釋經濟行為是一個重要的法門，可惜經濟學行內不重視。我的經驗是分析交易費用時，採用租值消散這個通道非常有效。

有關讀物，見Frank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24);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54); Steven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0); Idem,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4).



注六　採用市價是有費用的，但作為一個競爭準則，市價本身不會導致租值消散。關於採用市價的費用，見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 1937); George J. Stigler,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1); Steven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83).



注七　張五常，《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九八二，重刊於張五常，《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年八月初版，再版多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樹出版。



注八　張五常，《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發表於《信報》，轉刊於《賣橘者言》，後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版，再版無數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樹出版。



注九　一九八○年在底特律的美國經濟學會的年會中，高斯催促我回到中國去，因為他聽到中國有可能開放改革，而他認為我是向中國人解釋經濟制度運作的最佳人選。幾個月後，我聽到香港大學的經濟講座教授的位置將會空出。一九八二年五月獲委此職，十八年後退休。



注十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在早一篇同樣重要的文章裡，高斯寫道：「人們看來不明白的，是聯邦傳播委員要分配的，或者要在市場出售的，是以一件儀器傳達信號的使用權。這樣看問題，我們無須想到頻率或無線廣播的所有權誰屬那邊去。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59), p. 33.



注十一　張五常，《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二者皆再版多次，目前由花千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