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專訪張五常：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

中評社香港1月31日電（記者　黃曉南專訪）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百廢待興，中國雖安然度過危機，但是仍面對不少深層問題，包括市場化改革的前路等。追本溯源，要瞭解中國經濟目前面對的問題，必須先理順近卅年來「經濟奇蹟」出現的緣機和走過的腳步，才可認清處境，知所去向。

為此，中評社專訪了曾深入參與「中國經濟奇蹟」的發生、並一直關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過程的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張教授可說是把以高斯和佛利民為代表的市場經濟理論介紹到中國內地的先驅，他早在1979年——改革開放的第一年——就緊盯中國的市場化進程，並於1982年、外界對中國的經濟仍所知甚少的時候，就在英國發表論文，一錘定音地揭示中國必將走市場經濟的路線，在西方學術界造成震撼。

往後這三十年，每當中國經濟改革面對艱難抉擇的關頭，都可以見到張五常參與其中的身影。為了進一步瞭解並解釋中國的經濟實況，他走遍大江南北，為探索農業改革處境，他到農村與農民們打成一片；為解答「承包制」能否推展到工業的困惑，他到北京首鋼的工人宿舍住下來，埋首找第一手數據。到了今天，他在全國各地仍設有多個「調研點」，對於農產品最新售價、東莞工人的加班費，他隨時如數家珍。



中國人聰明吃得苦

中評社：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在於承包責任制的實踐，而張教授功不可沒。如此大規模的「承包制」演進，全球都無先例，為什麼中國能夠成功？

張五常：中國的經濟有今天的成就與我無干。我只是在旁不斷打氣，見到走上歪路就大聲疾呼。有時我認為北京聽我的而感到沾沾自喜，有時叫得力竭聲嘶也如石沉大海，一正一負，加加減減，剩下來的剛好是零。

我的本領是容易地約束著自己，既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也不計較外人以為我是傻佬一名，下筆為文只是為了一點關心，寫得坦白，但聽不聽則隨君便，所以活到今天。

不是說笑，中國有很多好幹部，比我偉大，而勞苦大眾的拚搏更比我偉大多了。炎黃子孫的「劣根性」眾所周知，但他們一般聰明，吃得苦，在適當的制度下他們的生產力就爆發出來了。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但只要看到明天有希望，炎黃子孫會站起來。



縣際競爭是中國奇蹟的關鍵

中評社：「承包責任制」在農業容易實行，但最後竟成功推演到工業上，直接促使「經濟奇蹟」的發生，內裡的關鍵是什麼？

張五常：（昔日的）承包責任制在工業沒有真的成功過，主要的困難是會貶值的資產與再投資的問題不好處理。土地的承包使用卻沒有這些困難，中國的工業層層承包始於1984年，後來引進到土地劃分的層層承包。

工業的層層承包可不是中國獨有，但地區的層層承包卻是中國的偉大發明。通過這樣的安排而把權力下放妙絕天下，以縣為經濟競爭的主角也是天才一筆，我認為是經濟壓力逼出來的，不會有人那麼聰明吧。

中評社：張教授首創「縣際競爭」理論，對「中國經濟奇蹟」作出強而有力的解釋。我們記者在內地採訪時，親身體驗縣官對於招商引資的狂熱，也從事實上反證了張教授的理論。但有一點想不明白：那些縣官的工作誘因（incentive）是什麼？因為一般的工資、政績等，似不足以支撐這種企業家般的熱情，而且地方官是常會異地調職的。

張五常：以增值稅作佃農分成是重要的鼓勵，縣幹部的薪酬低，但應酬費用一般可觀，有些縣幹部從招徠獲得的獎金不少。因為縣的發展是一盤生意，有生意能力的幹部往往有商業機構招手。

除了這些，我認為曾經有十多年時間，縣際競爭的氣氛實在好，我不懷疑好些干部衷心地要為國家做點事。炎黃子孫倒霉了幾個世紀，見到有機會而為國家做點事，熱鬧一下，用不著偉人。



「貪污對經濟有利」不成立

中評社：張教授在著作中說，「朱鎔基（1993年）的肅貪行動早就把『貪污對經濟有利』的假說推翻了」，能否對此說作進一步闡釋？因為自1993年後，中國經濟發展進一步加速，與此同時，正如中央領導人所說，仍然存在著相當嚴重的貪腐問題。

張五常：1993年起的十多年是中國奇蹟最「奇」的時日，而這段日子肅貪最嚴厲。貪污當然還有，還有不少，但比起亞洲的其他國家，我認為不是那麼嚴重。認為貪污可以協助經濟增長之說，是蠢見！

中評社：張教授把中國近卅年的發展形容為「經濟奇蹟」，認為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但有人提出異議：中國人不是特別蠢或懶，人口13億，擁有今天的經濟生產力，是正常不過的事，中國政府值得表揚，只因其「沒把事情弄糟」，而非「做了非常對的事」。

張五常：嚴格來說，沒有把事情弄糟就是非常對。靠人多？看看印度就知道你看錯。越南抄襲中國的制度，有幾年經濟急升，頭頭是道，但今天又搞得一團糟。還是給中國政府一點功勞吧。（博客管理員按：張教授說原文是「還是給中國的共產黨一點功勞吧。」但中評社把「共產黨」改為「政府」。張教授接受中評社的改動，因為讀者可能較易明白。但教授補充說，共產黨與政府是很不相同的兩回事，有關的理論複雜湛深。他認為自己的原文說得對。）

中評社：新《勞動法》推出後，張教授認為鑄成大錯。及後，教授在報章指出，該法的落實有鬆動，情況轉趨樂觀。至今，該法推出超過十八個月，教授的最新觀察和判斷是如何？

張五常：《勞動法》是從西方抄回來的，三十年來，西方經濟學脫離瞭解釋現象的範疇，不學也罷。《勞動法》今天的確放寬了不少，但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應對策略，一言難盡。



中國學生面對環境侷限

中評社：金融海嘯後，歐美自由派當道，或也波及亞洲。張教授認為這是一股「逆流」嗎？將對世界——尤其是中國——經濟發展構成何種影響？

張五常：西方的先進之邦夜長夢多，要真的過金融危機之關不容易。中國的際遇還好，可讀我發表的《從神州誤導地球說先進制度的不濟》。

中評社：張教授長年關心教育，近又推出《新賣橘者言》，授中國學子以經濟解釋心法。對於中國的院校能否培養出像教授般的經濟學者，您感到樂觀嗎？對於中國教育主事者，以及有意修習經濟學的學生，教授有何建議？

張五常：這些年我起碼遇到五、六個在內地的經濟研究生是上上之選，可惜大學的制度與老師的指導，他們沒有我當年那麼幸運。

我深信，只要神州大地能搞起有自己文化面目的學問，勝於我的中國本地經濟學者會出現。

目前來說，中國學子面對的教育侷限很不妥，不能不讓我這個老人家繼續威風一下（一笑）。不是說海歸的眾天才不厲害，而是在經濟解釋這玩意上他們沒有練過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