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司角度看最低工資

前文寫《最低工資的殺傷力》是從「日工」的角度看。中國工人的日工工資從來沒有受到最低工資的約束，但這些年上升神速，快過我們知道的任何其他地方的經驗。如果有最低工資的約束，不可能增長得那麼快，是淺道理。老弱殘兵是最低工資的受害者，道理也淺。我們要尊重那些敬業樂業、不管工資多低而還要工作的老弱殘兵，要讓他們工作，則是淺哲理了，用不著拜孔夫子為師。



該文在博客刊出後，有大罵我的。我想，分析那麼淺，捱罵可沒有解救之方。從來沒有反對過幫助貧困的人，但最低工資適得其反，害了他們。間接地不准他們工作，派錢搞福利，是蠢政策——香港大手引進福利制度後，失業率上升了兩倍！壓力團體或政治遊戲或可從推舉最低工資的活動中獲利。支持的人可能老是想著只要政府規限最低工資，老闆或資本家會出最低工資，就業人數不減。這是很淺的錯。也可能有些人認為，老闆其實可以提升工資的，但他們要剝削勞工，多賺一點。這裡的錯深一點。我不懷疑這裡那裡有無良的老闆，但在市場競爭下，「無良」的程度一定會受到行家的約束。我也不懷疑這裡那裡有老闆出術行騙。這方面，市場競爭的約束之外，合約的法律保護不足就要改善了。兩年多前北京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是干預合約的選擇，有了這干預合約履行的維護會變得複雜艱深。北京的朋友不妨參考我花了幾年時間研究才寫下的三篇關於租金管制的文章。



淺的捱罵，那就讓我轉談深的吧。



一九八三年我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該文今天不少研究院指定為讀物，可惜其中一個重點讀者漠視了。是我之過：為高斯的榮休動筆，表揚他一九三七的《公司》大文，我不便直說他在重點上錯了。我只寫道：「說公司替代市場（高斯的重點）不是很對的。正確的說法是一種合約替代另一種。」行家們拿不準這句話的重要含意：我不僅是說高斯錯，整個新古典學派的傳統也錯了。傳統說，市場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我的意思，是產品合約與生產要素合約的性質不同，但市場一也。傳統分為兩個不同的市場是大錯。八年前我發表的《制度的選擇》一書有提及，但最清晰可能是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發表的《從穿珠仔看新勞動法》。



該文提及香港二戰後的貧苦人家穿珠仔，由一些經紀或中間人提供材料及圖案設計，穿成的珠仔鏈以每件算工資，通過兩三重中間人在市場出售，勞工市場當然也就是產品市場。所有件工皆如是。如果因為某些交易費用的存在，不用件工，轉用時間工資，那只不過是合約的安排有別，但勞力市場與產品市場還是同一市場。這樣看，以最低工資法例來管制工資，其實也是產品的價格管制。反對價格管制但贊同最低工資的君子無數，不可能自圓其說。



不久前一位同學給我電話，說美國某名校的某研究院最近選我一九七四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為規定讀物。蠢到死，為什麼要過了三十五年才知道該文重要？該文指出，價格是市場競爭衡量勝負的準則，如果這準則受到干預，其他準則一定會出現，用任何其他準則一定會導致租值消散，而哪些其他準則會被採用，則要基於在侷限下減低租值消散的原則——後者，巴賽爾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最重要的一句話。數十頁紙的文章，我花了一整年時間修改了無數次。



是奇怪地難讀的文章，內容是說，如果產品的價格被管制，排隊輪購等行為一定會出現，排隊的時間浪費替代了產品的價值，是租值消散。這不難，難就難在可以排隊，可以炒黑市，可以論資排輩，可以論人際關係，不一而足，都是準則，究竟哪一項會被選中呢？任何市價之外的其他準則必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浪費。



最低工資是管制工人的時間之價，從穿珠仔的例子看，也是管制著珠仔鏈的價格要高於市價。只要最低工資生效，一些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準則會出現。不知高舉最低工資的君子們要選哪一種？有最低工資，找工作要多搞人際關係，或擦老闆的鞋，或送禮品，或靠口才了得，或論相貌可人，甚至跟老闆上床去也。不是說笑。七十年代初期美國有汽油價管，一個女人以色為價，跟汽油站的老闆上床，吵將起來成為新聞的。租值從何而散難倒了我這個偉大天才（一笑）！



上述的租值消散，是指一些對社會有價值的資源或物品，在競爭使用或獲取的過程中，如果不用市價而是用上其他準則（例如排隊論先後，搞人際關係等），這些其他準則的成本或費用會在邊際上抵消了資源或物品本身的價值，從而產生浪費。（有關的分析可參閱拙作《中國的經濟制度》注五提到的四篇文章。）最低工資是一種價格管制，無疑會導致租值消散。然而，我要到年多前才想出蠶食租值的理論，也是與最低工資有關的。



上述的分析不淺，而現在要加深了。



一間公司的出現，起於專業分工合作可以帶來以倍數算的產出——史密斯的造針工廠是有名的實例，更誇張的其他實例無數。同樣的資源，專業分工合作可使產量暴升，在產出的安排上不一定需要高斯和我說的公司。問題是一個員工的產出貢獻，往往沒有市價的無形之手的指導。就是件工的件價也不是消費市場之價。這樣，一個員工的工作貢獻的量度往往要委託於時間，時間工資於是出現了。然而，工作時間的本身不是產品，不一定有所值。為了保障一個員工的工作時間有合乎工資所值的產出貢獻，有形之手的監管或指揮就出現了。無可避免地，這監管帶來主人與「奴隸」關係的形象，工人被老闆剝削的言論也由之而起。無良的老闆這裡那裡存在，但在市場的競爭與自由擇業的侷限下，「剝削」的極限是受到不剝削的競爭行家們的約束，而公司關門倒閉是剝削無能為力的證明。讀者要開一間酒家過癮一下嗎？平手賭你會倒閉我會發達，因為胡亂地賭一百家新開的我的贏面達八成。恨不得政府立下法例，凡是高舉最低工資的高尚士要先罰他們去做廠。



市場的存在是因為社會有交易費用而起，但市價的釐定也有不菲的交易費用。那所謂「公司」的出現，是選用另一種不用物品市價的合約來處理產出活動。這樣一來，監管與奴隸性質的安排就出現了。最低工資的推行是管制著這後者合約的自由，但上文解釋過，其實也是產品的價格管制。從租值消散帶來浪費的角度看，這消散不僅限於引進價格之外的另一些競爭準則，更包括「公司」合約帶來的交易費用的節省在某程度上要放棄。



最低工資的引進對經濟發展的損害無疑嚴重，雖然經濟學的外行人不容易看得出租值消散的禍害。這裡要指出的，是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禍害還不是摧毀性：能保留職位的員工，因為最低工資而獲得的利益甚微，大幅提升最低工資的壓力因而不存在。經濟學的解釋，是在競爭下一間公司或機構可以有租值，但除非有意外的收穫，否則不會有盈利，而一個經濟起步後不久的國家，大部分公司的租值不多。最低工資大幅提升，或通過勞動法例間接地提升，或約束勞動合約的選擇自由，租值不足的公司或企業會紛紛倒閉。這是兩年前中國的不幸經驗。



大事情的發生，是當一個經濟發展到近於先進的水平時，大有租值的企業來得普及，最低工資的提升是不會容易令他們關門的。這些租值可能來自名牌寶號的形成，或有值錢的商業秘密，或有發明專利，或學得高人一等的產出運作，又或者是下了不容易以原價轉讓的大投資——例如設置了獨特的廠房、機械等。



租值的一個重要定義，是當價格或工資轉變時，租值可以下降但某些行為不變。一間公司經過多年的刻苦經營，或靠天才了得，或下了重本，累積了上述的名牌寶號等等的租值，不會容易地因為最低工資的提升而倒閉。啞子吃黃連，有苦自知，租值是下降了，但還可以生存，於是繼續經營下去。是這樣的企業使壓力團體看到可乘之機，認為可以改善自己與勞工的收入而企業仍然存在。因為企業仍然存在，輿論的責難不多。這樣，政府的支持就來得容易了。



要有組織才能蠶食租值。組織有好幾種，最常見的是工會。搞員工康樂活動的工會可取。然而，為了增加工會本身的利益，蠶食企業的租值是一般的取向。一家工會能成功地蠶食租值，主要靠約束或限制工人在市場上自由競爭。約束競爭的方法有多種，例如規定會員資格，或推出牌照規限，或禁止不同行業工作「過界」，或封鎖工人上班。不是工會會員是不准求職的。最頭痛是罷工的指令與上街示威的行為了。約束工人競爭就業的工會對經濟的殺傷力甚強，我的觀察，是這類工會主要是在有可觀租值可以蠶食的機構或行業才出現。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衡量，讓租值被蠶食當然是敗筆，因為租值的累積也是國家財富的累積，是國民收入增長的重要基礎。工會蠶食租值與最低工資的規限有什麼關係呢？答案是最低工資協助了約束工人競爭——本領低下的無從競爭就業。即是說，最低工資減少了勞動市場的競爭壓力，從而協助了工會加強對這競爭的約束。倒轉過來，有了蠶食租值的工會存在，最低工資的提升就來得容易了。我的觀察，是沒有最低工資的經濟，以約束競爭的方法來蠶食租值的工會沒有大作為。



兩年前，當新勞動法正在推出之際，內地有一家大有成就、租值可觀的機械產出機構，其主事人發表言論，建議最低工資大幅提升，他們可以接受云云。這家機構的意圖，顯然是希望夠高的最低工資能為他們淘汰較弱的競爭者——沒有誰會阻止他們把自己員工的工資提升到天上去。這機構主事人的建議是引狼入室，屬捉蟲之舉。最低工資大幅提升會協助約束工人競爭的工會成立，從而蠶食這家機構的可觀租值，沒有多少租值可言的行家會偷笑。因為最低工資的存在而促成的租值蠶食，嚴重起來對經濟有摧毀性。



當兩年多前讀到北京推出的新《勞動合同法》時，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為什麼北京要讓此法鼓勵著工會的成立呢？當時我想，不可能是約束競爭的工會，是搞工人康樂活動的吧，不應該反對。另一方面，我歷來相信，約束競爭的工會與中國的體制結構格格不入，難以共存，所以沒有說什麼。其後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表了《新勞動法與蠶食理論》，是一篇重要的文章，而這次談到最低工資，想到這規限與約束競爭的工會的關係，緊張起來，趕寫此文給北京的朋友提點一下。巧逢牛去虎來，新春大吉，專欄停了一期，讓我能多想一個星期才動筆。



是不容易讀得懂的文章。租值消散與合約選擇這兩個話題我研究了四十多年。我是搞經濟解釋的。這方面的發展經濟學漠視了三十年。今天還存在的不多的對經濟解釋有興趣的研究院，在租值消散與合約選擇這兩方面，學子讀物表上的文章還是我四十年前寫下的幾篇。看來火既盡，薪也難存了。



可幸我用中文寫下了更多。高斯說經濟學發展的前途要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