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意獨憐才》的序言

（五常按：《吾意獨憐才──五常談教育》正在悉心整理，打算在神州出版。事前想不到是那麼艱巨的工程，整理不半途就累了。先寫此《序》，好叫自己能鬆弛一下。）



十多年前，教育制度在香港吵得熱鬧：要不要改？怎樣改？要用母語還是英語教學呢？憑什麼準則決定？由誰決定？考試的規例如何，試題的規格如何，教法的管制又如何？一時間不少教育專家跑出來表達意見。



毋庸諱言，我歷來對教育專家不認同。事實上，我對英國十九世紀的教育大師密爾有反感，認為他把自己的天才兒子教壞了。不是教育專家，我的本領是古今中外的學問可以擺擂台，要是敗下陣來還可以拿出多項其他玩意表演一下。我的意識是同學們也有機會做到，但他們要拜我的方法為師。是另一種功夫，昔日有人嗤之以鼻，今天有人嘖嘖稱奇。都不重要。重要是好玩，夠瀟灑，用得著。學問沒有快捷方式。求學是苦事。我的方法是學時有趣，見到成果，走少了冤枉路。



也毋庸諱言，我不是英文專家。英文中學差幾年才畢業，英語文法錯得一團糟！有什麼打緊呢？我的英語下筆成文，毫不賣弄，流暢自然，清楚明朗，寫好初稿交給懂文法的朋友修改一下就是了。二十世紀經濟學行內的英語文筆第一把手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經問：「你的英文寫得氣若奔雷，文采煥然，是誰教的？」我想也不想就回應：「我背誦你的文章呀！」跟著在他面前大聲朗誦：「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他聽得開心，過了幾天用鋼筆寫下那段文字送給我。



說實話，我的英文到今天還是寫不出施老兄的文采，還是寫不到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那個水平。故人已矣，恨不得他還在，懂中文，能讀到區區在下的中語文章。二○○三年一月三十日我發表《我學英文的方法》。朋友曾經勸我不要「撈過界」，開罪了英文專家，但我終于禁不住寫了。題中加進「我」字，意思是說非專家的方法，同學們要打個大折扣才讀。想不到，該文今天在一個文字網上風行，同學們視之為秘笈，搶著讀。



教育有什麼專家呢？說過了，屢遇明師是我平生最幸運的際遇，但遇到的明師們可沒有一個是教育專家。他們只是不小看我，對我關心，給我說說他們的經歷故事，這裡那裡提點一下。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我發表《不是專家談教育》，惹來爭議，據說有些地方為該文開研討會議。重要是有學問的朋友一致說該文對，對得非常對。



不是專家，但為人師表四十八年，自己養兒育女，不可能對教育一無所知。我教青年只憑著兩點。一、對他們關心；二、把自己的經驗所得對他們說。關心學子是人之常情，每個長者都可以做到，但說到經驗我倒可大書特書。在《五常學經濟》那集子內我寫下了自己求學經歷的大概。



《吾意獨憐才》收集及整理的文章不是作者求學經歷的本身，而是殺出重圍之後老人家的回顧。跟《五常學經濟》不同——沒有一篇重複——《吾意》是寫到細節去：當年怎樣帶球進攻，怎樣過關斬將，怎樣埋門扣射，都有敘述及分析。其中論方法，談經驗，評制度，教語文，說教養，發牢騷——這些加起來是相當詳盡的教育之道了。是個人的看法，非專家之見也。



故事算神奇吧。少年時讀書不成——不是一般的不成，而是很不成。兩次被逐出校門，小學、中學都沒有畢過業。近二十四歲才在美國進入大學本科一年級，外籍學生英文試千多個考生老夫成績最差。為水平太差的外籍學生而設的英文班，老師開門見山，說那班從來不給「A」，因為有可能拿「A」的不會被分派到那裡。他教造短句，教用簡單的動詞，學生要天天交功課。我每句只用幾個字，有主詞，有動詞，有受詞，跟著就是句號。老師是個老頭子，學期完結後在校園相遇，他說教了那班十多年我是唯一拿到「A」的學生。幾年後我才知道，老頭教的是《聖經·創世紀》開頭的英文。



凡試必敗轉為凡試必勝，香港的親友無不嘖嘖稱奇，紛紛說美國的大學容易讀。其實不易，只是美國的教授喜歡我思想時天馬行空，鼓勵我這樣做。是同樣的一個人，教育制度不同學與問都改變了。其實美國的大學制度不一定高出那麼多。我是際遇好，在那制度下遇到好老師及好同學，受到感染，上蒼賜予了什麼一下子就發揮出來了。美國的教育制度跟香港的主要不同處，是前者我可以碰中給我啟發而又鼓勵我發揮自己的師友，而香港的制度卻不可能碰中。不是師資不足，而是在政府及專家左管右管的制度下老師無從發揮他們的啟發與感染力。今天內地的大學也不可能讓學子碰中吧。我希望《吾意》這本結集能給內地的同學提供一條有機會「碰中」的路。



近二十四歲念大一是讓同學五年多，二十九歲在長灘作助理教授大約讓兩年，三十歲獲加州最佳教授獎是追成平手，三十三歲在西雅圖華大升為正教授是勝出好幾年了。要是我沒有花上三年時間找尋博士論文的題材，可以加速三年，但沒有這三年的尋尋覓覓，我不會寫出《佃農理論》。



因為自己的經歷，我從來不小看一個成績不好的學生。上世紀七十年代，有十多個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生到美國跟我求學，成績一律不錯，而讀得出色的約一掌之數。前前後後每個我親自教兩個小時，其實是罵了兩個小時。故事真實，我在《不是專家談教育》一文中有提及。



十年前在香港出版過另一本《五常談教育》，其中有些文章這裡重複。《讀書的方法》與《思考的方法》是不能不重複的。《吾意》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五常》之後寫的。增加了那麼多的選擇，當然是《吾意》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