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百歲了

（五常按：《制度的費用》還有兩期，重要的，但科斯百歲，要先賀老人家為敬也。）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科斯的百歲大壽，北京的一些朋友要搞一個「科斯與中國」研討會，為老人家祝壽。我因為姊姊剛在那時訪上海，要陪伴另一個老人家，不能到北京參與。科斯百歲，沒有我這個最年輕的老人家說幾句不合情理，北京的朋友安排了通過網絡視頻三地對話。

先進科技不靈光。事前試機幾次，效果平平，正日的早上搞了半個小時，不能再等，聽不懂，看不清。硬著頭皮胡亂地講了二十分鐘。過了一天，美國時間又是科斯百歲正日，他的助手來郵說科斯很失望，因為聽不到我說的，要求我通過視頻對科斯再說一次。這次他聽得清楚了。憑記憶再說，可能跟早一天說的有出入。太太在旁不斷地要我說得慢一點。這次我分點說，較有系統，大略如下：

一、經濟學有兩個時期、兩個地方發展得特別好。其一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加哥。科斯是我知道的唯一參與過這兩個重要發展的人。此外，上世紀六十年代是經濟學發展最有看頭的十年，而科斯是其中的一個主要貢獻者。我因此認為，一百年來，在時間上最幸運的經濟學者是科斯。

二、我自己的運程也不差。六十年代專注地學習，價格理論師從鮑特文、赫舒拉發、阿爾欽；科學方法師從布魯納與卡爾納普。不可能有更好的際遇。一九六七年到芝大時我已經寫好了《佃農理論》，對戴維德的口述傳統與科斯的論著很熟。當時弗裡德曼專注於貨幣，施蒂格勒專注於工業結構，在研究題材上興趣跟我最相近的是科斯。

三、跟科斯研討是自然的取向。我沒有聽過他的課，也不問他誰對誰錯。我要知道的是科斯怎樣想：為什麼三十年代他會這樣問，跟著又那樣問；為什麼他要研究廣播行業；為什麼他認為這點重要那點不重要。知道科斯怎樣想是我能深入地體會他的論著的原因。後來他對人說我是最瞭解他的思想的人。跟一個思想家學習是學他怎樣想，不要管其他。今天的青年不懂。

四、更重要的科斯對我的影響，是使我肯定了自己在經濟學上要走的路。一九六七年赫舒拉發說我可能是另一個費雪；一九六八年夏理·約翰遜說我可能是另一個薩繆爾森；一九六九年的春天科斯說我可能是另一個馬歇爾。但我是張五常，要有自己的玩意。在芝大跟科斯研討的兩年中，最大的收穫是自己從佃農理論摸索出來的合約結構與選擇得到他屢次堅持為重要。（科斯是個個性很強、觀點頑固的人，對當時盛行的好些理論漠不關心。他不斷地鼓勵我走自己的研究路向，可能因為我對斯密及馬歇爾的傳統很熟，只是加進交易費用及改進。）

五、思想上我也是個頑固的人。確定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一口氣地走了四十多年，沒有半步差池。集中在解釋行為與體制運作，發展出來的是重視真實世界的侷限調查，重視概念的闡釋與需求定律的運用。這三方面我是走得比任何人遠了，而解釋及推斷力之強西方的先進經濟學者可能無法想像！十年前寫下了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今天大修會變為五卷。目前只修好了兩卷，再兩年可以完工。

六、回頭說科斯的一百年，那是人類歷史最緊張刺激的。也最矛盾：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是天才之筆，反映著人類的智慧，但主義之爭、政策與制度的採用，皆蠢得離奇。有誰會想到，在這個難以自圓其說的發展中，中國竟然像一隻鳳凰從火灰中飛起來？三十年前我首先想到，可沒有想到會起飛得那麼高那麼快。

七、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國奇蹟，科斯是我認識的最高興的西方人。他對中國人有偏愛，認為炎黃子孫是個偉大的民族，總有一天要回到他們應該站著的位置上。一九八○年十二月，在底特律，他極力勸導我回到中國去，用中文解釋經濟制度的運作。一九八一年香港大學有空缺，而我在香港的母親八十歲了，就依他吧。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沒想到，之前沒有寫過中文，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只是好於解釋，為了一點關心我寫了三百萬字。

八、二○○八年為科斯寫好了《中國的經濟制度》那篇長文，要報昔日知遇之恩，用足心機寫，瘦了五磅。該文是寫給科斯一個人讀的，他滿意，我開心，其他的人怎樣讚賞或批評我無動於衷，一於懶理。

九、科斯希望他和我喜歡的經濟學能在中國發展起來，是有意思的幻想。當然渺茫，但一點可以肯定：不要管是科斯的還是我的，只要能搞出一個中國經濟學派，那一定是他和我喜歡的經濟學。除了經濟解釋，我看不到還有其他可以競爭的學派出現。更何況我用中文寫下那麼多，寫了那麼久，是斯密昔日的純文本寫法，有互聯網協助擴散，不可能半點影響也沒有。

上述是我對科斯說的大略。他的回應，是希望能在中國搞一份中、英雙語的經濟學報，推廣他喜歡的經濟學。他認為我還是個青年！比他年輕二十五歲，相差四分之一個世紀，不是青年是什麼？多年以來他總是這樣想，總是這樣說我來日方長。我不敢對他說中國的文化有年逾古稀這句話，說的是日暮黃昏。

最後科斯說，當年在芝大我和他的研討只有兩年，要是還有二十年就好了。太太說沒有聽錯，他不是說恨不得昔日有二十年，而是希望還有二十年。

百歲了，科斯的身體還好，而令人羨慕是他的思想還很清晰。他構思《公司的本質》時只二十一歲，我沒有聽到過另一位學者能在一門學問上的執著持續了那麼久。我想，一個在學問上那樣執著的人，在感受上一定是長生不老的。對我來說這是重要的啟示，對中國的青年應該是更為重要的啟示吧。希望同學們能夠明白，做學問要把自己的生命放進去才算是真的做。

回頭說神州，中國的復興無疑是炎黃子孫贈送給科斯百年大壽最大的禮物。舉辦「科斯與中國」研討會的朋友製作了一本精美的畫冊，圖文並茂，介紹科斯與中國的關係。此冊也，製作得用心，製作得好，百年後拍賣不知值多少錢。但我認為他們忽略了一項：為了使科斯更開心，他們應該放進一些照片，示範著三十年前的中國與三十年後的今天。這些年，聽到任何中國有改進的話，老人家就興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