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埃爾登‧德沃夏克

正在集中思想寫《受價與覓價》的第四章，卻收到朋友傳來埃爾登‧德沃夏克（Eldon Dvorak）謝世的消息，享年八十。我這把年紀要不是自己先去，就是朋友先走，一個一個的。是大自然的規律，沒有悲嘆，也沒有哀思。我要打斷第四章寫一篇埃爾登，因為欠著他，要表達一下感激之情。



說來也巧，埃兄謝世前個多星期我在這裡發表的《風沙渡的啟示》提到他：



「同學們要拒絕平庸嗎？生命只有一次，你要不要不凡的生命呢？四十五年前在長灘任教時，我很羨慕一位下班後回家享天倫之樂的同事，久不久策劃一下舉家的渡假大計的。倒過來，他很羨慕我。當時我正在動工寫《佃農理論》，他跟進，知道發生著些什麼事。他不知道的是當時我聽不知音，食不知味，苦不堪言，儘管骨子裡滿是殺手本能，卻彷彿天天在風沙渡！」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我任職加州長灘大學。那是求博士論文題材兩年而無所獲的苦悶日子。當時教職市道好，論文還沒有動筆就有六、七間大學招手，遠至英國及澳洲等地。為了接近論文導師，我選教於距離母校洛杉磯加大個多小時車程的長灘，是助理教授，月薪除稅後不到五百美元。



沒有嘗試過博士論文找題材奇怪地困難。當時我參考了幾本老師們介紹的前人的經典經濟學博士論文，希望自己能寫到那個水平。老師赫舒拉發認為我有機會。阿爾欽可沒有把我看得那麼高，但他說有斤兩的三幾頁紙足夠。



到了長灘大學，我被安排在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小辦公室，有兩張書桌，兩個書架。共享這小室的同事是埃爾登。他是副教授，比我高一級，非常友善，十分健談，而過了不久就向其他同事宣揚我的價格理論。在加大我選修及旁聽了三位當代價格理論大師的課，加上自己的想法，埃兄無疑覺得很新奇。



到了長灘幾個月，無意間我讀到台灣在土地改革初期，政府把地主的農產品分成率從平均百分之五十六點八約束在一律最高為百分之三十七點五，結果是農產品的總量急速地上升了。這是明顯地違反了經濟學傳統對政府干預市場的看法。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台灣政府炮製假數據。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的國共之爭帶來的弄虛作假時有所聞。我遍查資料，而最重要是長灘大學的圖書館有很齊全的《台灣農業年鑑》。這是一套奇怪刊物，台灣的不同縣區的不同農產品的種植面積及產量數字密密麻麻，詳盡得不得了，要造假是發神經。我花了幾天找不到任何造假應有的矛盾。結論是數字可靠，但產量怎會因為政府管制分成而上升呢？十一年前寫《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時，我有如下的回憶：



「我想，要解釋這個怪現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個分成沒有管制的租田理論，而分成租田就是佃農了。我沒有參考有關的理論讀物，只兩天這理論就做了出來。我跟著把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論邏輯上產量竟然上升。這結論不容易相信，但反覆查核理論的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錯漏的地方。當時在長灘大學共享同一辦公室的是埃爾登‧德沃夏克。我請他坐下來，逐點逐步地向他解釋我的理論結構。他聽得很用心，提出不少問題，我都答得清楚。幾個小時後，他突然說：你的理論會引起地震！」



我是個不喜歡跟別人研討的人，更不愛爭議。我喜歡魂遊四方地獨自思考，偶有所獲，喜歡找別人申述一下。我要找願意聽的朋友表達自己的思想，希望能藉此再想一次，也聽聽朋友的意見。在長灘我遇到埃爾登，在西雅圖華大我遇到巴澤爾。這兩位喜歡聽，聽得用心，也喜歡品評，品評得坦白。沒有埃爾登我可能寫不出《佃農理論》，或起碼不會寫得那麼快；沒有巴澤爾我多半寫不出《價格管制理論》。是的，在學問的進取上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



埃爾登自己專於教學，不寫作，但他客觀，理解力強，回應永遠是那麼真誠。我在長灘的兩年中，事無大小他協助。好比上文提到的《台灣農業年鑑》是參考刊物，不能借出。他親自到圖書館交涉，結果是館方讓我把整套借出，直到我寫好論文。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為了讓我僱用一個計算助手，埃爾登爭取到一間較大的辦公室，可以容納三個人。那時計算機開始盛行，但我認為把數據打到紙卡去過於麻煩，決定用計算器操作。計算器是機械的，震耳欲聾，我和助手從早到晚天天運作，埃爾登沒有出過半句怨言！在《前因後果》我寫下這樣的回憶：



「一九六六年的暑期，我和一位學生助手從早到晚加加減減、乘乘除除，用的是當年的機械計算器，震耳欲聾。數以千計的數字，算出來的會否推翻理論的多個含義，要兩三個月後才知道。



「當時長灘大學的同事德沃夏克知道我預先把多個推斷寫了下來，包括在台灣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約束下，不同種類的農產品會怎樣轉變，不同土地的收成會怎樣轉變，不同縣區又會怎樣不同等等。他很替我擔心，因為他知道我這個人在學術上很有自信：對就對，錯就錯，懂說懂，不懂說不懂，從來不左閃右避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所有數據的多個總結都算出來了，沒有一項不是三個月前推斷了的。成竹在胸，寫論文是舉手之勞。」



要驗證的理論含意是些什麼呢？是在佃農分成的百分率在政府管制下，我的推斷是農地的邊際產量會上升，農民勞動力的邊際產量會下降，以致土地與勞力在不同的用途上同樣生產要素的邊際產量會出現分歧，所以農產品的產量雖然是上升了，其實是有著資源使用浪費的效果。驗證的困難，是除非在實驗室操控，邊際產量在真實世界無從觀察，看不到，摸不著。我有的詳盡資料，是台灣的不同地區的不同農產品的每畝平均產量的每年數據。要怎樣以這些「平均」數字的轉變來證實理論推斷的邊際產量轉變呢？



我是先想好了理論假說含意著的多個變動才統計數據的。我鄙視那些倒轉過來，先以回歸統計找到「規律」然後砌出「理論」的胡鬧。賭他一手，全部事前推斷的都賭中了，我花了幾個星期寫了很長的一章，是今天還在發行的《佃農理論》的第八章，基本上一字不改。文稿當然讓埃爾登先讀。他讀後說：「天啊，是那麼嚴格的驗證，我沒有見過更為嚴格的經濟推理！」



埃爾登之後，讀過這第八章的師友評價不比埃兄低。然而，除了這些師友，《佃農理論》出版了四十多年，這第八章基本上沒有人讀。經濟學者對解釋現象是沒有興趣的。他們對某些統計分析的興趣似乎是限於那些在表面上可教他們賺點錢的知識。經濟學能否協助賺錢大有爭議，但顯淺的道理說，如果可教賺錢，有可以推斷的理論假說或解釋是起碼的要求。



一個喜歡在思想上魂遊四方、喜歡獨自思考的人，在思想發展初期是需要有師友在旁邊扶著的。離開老師後，我前有埃爾登，後有巴澤爾，是我在學問的進取上遇到的最幸運的事。這兩位讓我把自己喜歡奔放的思想──甚至是狂想──都放出去。當年我知道，要是我發了神經他們會把我拉回來。



我要到一九七四年，三十八歲，才感到在思想上自己可以獨立成家，即是感到是對是錯自己知道，是否重要自己也知道。不再需要有師友在旁扶著的天馬行空的思想自由得來不易，有好些難關要過，同學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