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香港與中國之間歷來的關係，是少有的傳奇故事。但可能因為香港是彈丸之地，既無可戰之兵，亦沒有在國際上有半席之位的政客，歷史學者總認為香港不值一提。外國的小說作者倒是不肯放過香港的。但小說歸小說，奇的不傳，不奇的卻傳得奇哉怪也。


香港的神話

甲午（鴉片）戰爭前後史實的資料，在美國某些圖書館內是極詳盡的。在大學唸書時，我曾經花過三個月，用這些資料寫文章。一般人都不知道，鴉片戰爭是因為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而起的，與鴉片無關。這件事，東印度公司的年譜及怡和公司兩位始創人之一的JamesMatheson給英國政府的信，解釋得很清楚。林則徐若不燒鴉片，那場仗也是一樣會打的——這並不是說英國是做對了。廣州幾間「公行」壟斷了中國的外貿，而多個英商只能與一間公行貿易，英國的商人就紛紛建議政府用武力強迫中國開放。鴉片呢？在南京條約後，鴉片進口暢通無阻，競爭激烈，利潤就直線下降。到了國民黨時期，中國的官商知道不管制入口無利可圖，鴉片於是又再被「嚴禁」。

中國在第一次（南京條約）開放後，外商搶先與中國貿易而弄到焦頭爛額，跟最近幾年來的第二次開放後，外商與中國貿易的經驗，有很多相似之處。要寫一本有趣味的書的人，不妨考慮去翻閱舊載，以生動的文字敘述第一及第二次開放後的無知而樂觀的外商的故事。除此以外，香港在戰前的發展史是不容易寫的。這是因為在淪陷期間，日軍將絕大部分的檔案毀滅了。

自光復後，香港就進入了另一個傳奇時代。幾十年來，大量難民的湧至及迅速的經濟增長，是經濟學界內有名的以資源短缺而有大成的例子。但香港的發展有很多地方是被人誤解的。例如許家屯不久前在國內的一次講話中，認為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經濟水平跟大陸差不多；香港的迅速增長是七十年代的事。這觀點是不對的。在解放前香港與廣州相若，但自五十年代初期起，香港的經濟增長就遠勝中國。國內的人很喜歡以高樓大廈作為經濟增長的「指標」——許社長可能是被大廈的多少誤導了。他可能不知道除了一兩間建築物（如舊的上海銀行），香港政府是到了一九五五年後才准許興建五層以上的樓宇，而在一九六二年所改的建築法例又犯了大錯，使不少大廈建了一半就停止下來。雖然我找不到許社長那次講話的全文，我認為他言下之意是對的：假若中國能將制度現代化，其經濟增長率會很驚人。

舉另一個例。多年以來，我們聽過不少關於香港因為各種「特殊情況」而有驚人經濟發展的神話。年多前，中國的經濟學者錢俊瑞到香港視察後，也就將這些「特殊情況」重述了（見《賣桔者言》內的《評錢俊瑞的香港觀點》）。但畢竟這些神話近十年來是越來越少聽到了。這不是因為香港的情況不「特殊」，而是因為這些情況的轉變，比起其它地方類似或不同的經驗，人們都體會到香港的發達是不可以「特殊情況」來解釋的。這不是基於什麼理論，而是事實的矛盾不可能持久。


是誰影響誰了？

自鄧小平復出後，香港與中國之間的傳奇故事更是說之不盡。在一方面，中國要搞統一，引起了九七問題。因為中、港的制度截然不同，將來演變得怎麼樣，學者們是不會放過的。在另一方面，中國開放後香港能對她所作出的影響，也是引人入勝的。今天大字標題的「一國二制」，九七之後，會不會變成一國一制呢？香港的人口只有中國的二百分之一，土地千分之一，但財富卻達六分之一。將來被影響了的究竟是哪一邊？

在兩三年前，一般人認為香港對中國的主要貢獻，是替後者賺取外匯。在當時，估計中國經香港而得的外匯數量是一個熱門話題。但這個老生常談的觀點，是越來越少有被提及了。這顯示大家都體會到香港與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是多方面的。外匯是次要的。假若中國還是閉關自守，堅持共產政制，外匯再多對她的經濟也推動不了。但假若中國推行經濟開放，改革制度，重視市場，那麼她就要走任何開放經濟所走的路：依賴他人而專業增產。說得好聽一點，就是要經市場而與外人合作。「合作」與「依賴」是同一回事。香港的發達，就是制度促長了依賴他人而圖利的機會。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英文並重的大城市，且剛好在中國的隔鄰。中國要找外貿的中間人，要引進科技及外資，要招用人才，香港都擔任重要的角色。昔日重視外匯的觀點日漸式微，反映著中國的經濟開放。又因為中國對外間封閉了幾十年，對市場也封閉了幾十年，一旦推行經濟開放，在開始總會有一段長時間是要多「依賴」外人的。因為地利人和之便，香港能作出比其它地方有更大的協助是很自然的。但在中國改革制度的過程中，香港在訊息上所能作出的影響力，可能比貿易合作更重要。

遠在五年前，我就認為若中國能堅持門戶開放，外間的訊息就會使她難以維護共產政制。香港是最重要的示範單位。這個被佛利民認為是世界上市場最自由的城市，被一般經濟學者認為是經濟成功的突出例子，與中國不僅是近，而且是親。十居其九的香港人都有親戚在國內。近幾年來，單是新春時節，就有數十萬港人回國省親，錦衣日行！

親朋戚友的聯繫，可能是傳達可靠訊息的方法中費用最小的。在文革期間，中國的執政者要用多種的恐嚇手段來加強竹幕的封閉——我們都記得十年前跟國內交流的書信是怎樣寫的。在今天，雖然還有不少人因為以往的經驗而不敢直言，作繭自縛，但中國對外間訊息的開放是確實的。這訊息之門開得很大，轉眼之間，已是六、七年了。要將大門關閉既不容易，就算能辦到，也絕不能洗卻這幾年間國內的人對香港的所見所聞。我以為中國對外的訊息大門是不會再被封閉的了。


不是制度是什麼？

從來沒有一個共產國家能像中國那樣將訊息的大門開放，也從來沒有一個地方能像香港對中國那樣有說服力。這不僅是因為「親」、「近」的緣故，不僅是因為香港也有人滿之患，而更因為過半的香港人是從大陸出來的。將香港與中國相比無可避免。三年前，有四位知名的經濟學者訪中國後路經香港。我問他們：「怎麼樣？」大家相對無言，過了良久，他們不約而同地輕歎：「不是制度是什麼？」因為制度不同而引起的區別，可不是只有經濟學者才能體會到的。一個「世界級」的經濟學者到國內講學，可能比不上一個在幾年前偷渡來港的散工回鄉省親來得有說服力！

近兩年來，中國著實是發了香港熱。研究香港經濟的組織如雨後春筍；到香港視察的大陸人比比皆是（讀者不妨在星期天的下午到山頂看看）。香港兩間大學要招呼的國內團體，差不多是無日無之。因為工作關係，我自己也接待過不少。在跟這些新朋友閒談中，我發覺他們對香港的經濟衷心佩服——香港哪樣工商業是世界第一，哪樣是第二、第三，他們比我還清楚！（正如美國遊客比我清楚虎豹別墅是怎樣的。）更重要的，是他們顯然開始知道生活水平的不同，主要原因是經濟制度不同。

當然，關於香港制度的訊息，國內人所知的不一定準確——香港本身的居民也大都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一個知識落後的民族，從早到晚仍然被政府大事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可靠訊息的蔓延就需要長久的時間了。但理論歸理論，理想歸理想；活生生的事實所給人的印象是驅之不去的。關於中國訊息不足的困擾，我實在想不到有哪一種辦法能比香港更有說服力。假若香港的示範對中國起不了重要的訊息作用，其它辦法就不用談了。

我一向認為中國在制度改革的路途上只有兩個障礙。第一個障礙是既得益的幹部不會輕易地放棄他們的特權；第二是缺乏不同制度的訊息。在後者的問題上，因為香港的存在，我們是有理由樂觀的。我常說，共產制度從來沒有跟真理開過戰；假若這二者能有一次面對面的較量，我要賭的錢是放在真理那一邊的。對中國，香港閃著一點真理的火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