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前途》原序：為一絲希望寫文章

七個月前的一個晚上，午夜思回，想著些什麼，無法入睡，索性從床上起來，走到書桌前坐下，拿起筆，一口氣在稿紙上寫下了二十個關於中國前途的題目。此後我每晚花三個至五個小時書寫。原本打算在五個月內完工的一系列文章，結果寫了七個月。在這期間我斷稿九次（其中三次我以其它文章補上）。每次斷稿，老編都登啟事，說我事忙。這是例行的客套話——其實斷稿是因為我日趕夜趕也趕不起。

平均每六小時寫一千字，以香港一般寫作的速度看，是很慢的；但從學術文章的角度看，卻快得驚人！雖然我這些文章算不上是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因為內容是關於中國的前途，馬虎是不能的。所以除寫作的時間外，七個月來我聽不知音，食不知味。雖然如此，我仍覺得時間不夠。但二十篇文章總算是發表了。最近幾天，我從頭到尾把這些文章翻閱了好幾次，感到很滿意。

從實證經濟學的角度看，我想不到有哪一個題目能比中國的制度改革更重要。關於今天中國的題材，我可以天天寫，寫之不盡。二十多年來我從事的研究，都是毫無例外地關於經濟體制運作的各種含意。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對我所學可算是正中下懷。我想，一個專於產權及合約理論研究的人，懂中文，住在香港，看到佔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在改革，要寫文章的理由總要多過王勃到了滕王閣！

大約一年前，港督尤德告訴我，在目前研究中國的經濟是不可能的，因為轉變得太快了。尤德年青時曾在燕京大學唸經濟，人既聰明，對中國的認識也深入，他的觀點是不能被輕視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卻不同意。我想，「不同意」容易，要寫出有份量的文章就困難了。我又想，中國在轉變，我們在香港的如看走馬燈，花多眼亂，今天所見的，明天可能變了，若作者舉棋不定，拿不準重心，今天寫來頭頭是道的文章，明天的讀者可能不知所指，作者又怎敢將自己的名字放上去呢？

對這個難題，我選取了的解決辦法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在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理論上，我找出幾個重點，半步不變地反覆運用，將任何事實的演變以同一理論基礎來衡量。從農村到城市，從國家職工到合同工，從外匯管制到價格管制，從等級特權到貪污，從外資到香港的影響力，都以同一理論作分析。因為這個緣故，讀者可能覺得這些文章有不少重複的地方。

在寫作過程中，原定的二十個題目改了三個。我多寫了兩篇關於一國二幣及外匯管制，多寫了一篇關於貪污與官商；三篇比較次要的文章被抽起了。其它的都照原定計劃。抽起了的三篇是：《于飛要更勇敢一點》（評論佛山市長于飛發行股票，持股的人沒有投票權，不能作決策，股權也不能轉讓，是美中的大不足）；《第一的代價》（批評中國的執政者歡喜樓要高、路要大、車要怪、科技要新、體育要第一，而不計成本利害的意向）；《且莫談主義》（其中一部分內容放進《迷途已遠……》一文內）。

當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發表了這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提出了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觀點，很多讀者反對。事實上，差不多每次我指出較為樂觀的一面，都有人反對。我想，讀者要不是希望我繼續寫，他們可能已破口大罵了！共產的經驗就是那樣可怕——很多人不相信「共產」會有好轉的機會。但我不為所動，照原定計劃一篇篇地寫下去。我這個堅持是有兩個原因的。第一、既然理論推理不變，結論就不是由我來決定的；在邏輯上我不能容許矛盾的存在。第二、任何事情都可從悲觀或樂觀兩方面看。在中國前途的問題上，假若我凡事都強調悲觀的那一面，作為中國人，文章就不容易寫出來。

說實話，我怎會不知道在目前的中國，說不通或弄得一塌糊塗的事還是很多的？要謾罵共產政制，何難之有？遠的不談，單是鄧小平認為是足以炫耀的深圳，外人去走一走，就可罵上半天。一位朋友幾天前從上海回港，斷言中國沒有希望。另一位朋友在兩個月前訪昆明，表示很失望。有一個在台灣長大的朋友，聽到國內幾年來有良好的轉變，在半年前就回到長沙老家看看，出來後經香港，在電話上述長沙的情況，泣不成聲，哭得很淒涼。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從悲觀的角度看，萬事皆休！但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看。中國人民本身顯然是抱前所未有的希望。六、七年來，種種明顯的改進是不能抹殺的。我認為這些改進，不是多年來將人民弄得死去活來，然後稍為放寬一點的效果。我沒有理由懷疑中國的主要執政者要大事改革制度的誠意，因為在事實的發展中我找不到矛盾。但我認為這些執政者過於重面子，有很深的成見，對經濟體制的運作缺乏認識。我也認為幹部們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既得權力；在半開放、半管制的情況下，他們就變成官商。中國會走上印度的歪路的機會很大。在這個「只爭朝夕」的時刻，要寫一些有建設性的文章，我就不妨對開放拍手，見到走向歪路，就站起來大聲疾呼。不樂觀，從何建設？

當然，我不能期望我所建議的會被接受，也絕不相信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可以改進社會。中國將來的演變怎樣，與我的文章無關。我既沒有雄心，也沒有野心——一點關心卻是有的。我明白經濟體制的運作，受過分析的訓練，有能力作解釋。面對中國的制度改革，機會難逢，不厭其煩地解釋一番是很自然的。中國的執政者要選走哪一條路是他們的事；但我想，假若我所知的能增加他們的訊息，他們的選擇範圍是會擴大的。

幾個月前，在一次《明報月刊》舉辦的座談會中，我坦言對中國的前途是比在座的人樂觀。在結論中，我指出雖然不能說是形勢大好，但二百年來，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似地有希望。假若時間的巨輪能向後轉——假若時光可以倒流——讓我們站在以往二百年的任何一個年代，然後向前看，有什麼希望可言呢？中國的形勢不是大好特好，但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二○○一年後記

上海從烏雲一片到一片繁榮只用了六年時間（大約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七），而今年（二○○一）九月我有機會到長沙一行，發覺那裡的市容比我在此文內提到朋友所說的好上不知多少倍，把我嚇了一跳。昔日當地人說長沙是不毛之地，今天卻說是魚米之鄉。何前恭而後倨也！

長沙的岳麓書院請我以書法題字。前賢的名家書法滿掛牆上，我有點心怯，但見到中國的希望如斯，就沒有顧忌地寫下自己於今年四月在大連所作的一副對聯：

學問有如天上月
文章彷彿馬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