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已遠，回頭非岸，來者可追乎？

不久前，在一次關於台灣的談話中，鄧小平說「三民主義」在中國推行了幾十年，證明是行不通的。「三民主義」是空中樓閣，是否可行只有天曉得。但要說大陸在解放前的「資本主義」行不通，卻是對的。問題是，共產制度在中國也推行了幾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實。

中國的執政者喜歡將共產的失敗歸咎於文革，文革的失敗歸咎於四人幫，但文革之前又怎樣了？一九五八年興起的大鳴大放、人民公社、大煉鋼，比起文革的恐怖，難分上下。在這些不幸之前的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又何嘗是一個足以炫耀的制度呢？在哪一個年代，哪一個地方，我們可以找到有良好經濟表現的共產政制？若說共產制度時日方淺，那麼要等多久才能表達它的「優越性」呢？若說中國的情況特別，私產制度是行不通的，那麼特別的地方又在哪裡呢？就算不談經濟，純以主觀的倫理及公義的角度去看，共產政制又有什麼可取之處？


理想與絕望相同

很多人——每一個人，連我自己在內——都有自己的理想，往往不滿現實。不滿現實是人之常情，也是促長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但要改進生活並不是走向理想之邦，也用不著不著邊際的口號。奈特（F.H.Knight）說：「理想的社會是沒有希望可以達到的。」布格南（J.M.Buchanan）說：「沒有希望可以達到的就算是理想了。」我說：「理想與絕望相同。」

在表面上，歷久以來，中國的老百姓在大字標題的理想主義下偷生。說什麼三民主義，什麼「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什麼幸福社會，所贏得的何嘗不是一窮二白？一個知識落後的民族會較為容易被口號誤導，但我不相信有先天智慧的中國人可以被空泛之辭欺騙了幾十年！在革命的初期中國某些執政者可能是有善意的，但其後的種種演變不外是權力鬥爭，將人民的生活視如糞土。

最近幾年，情況是好轉了。我從不懷疑目前中國的幾位主要執政者對人民的善意。但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式社會主義」，仍是重理想而不重實際。到今時今日，難道中國人受「主義」的迷途之苦還不夠嗎？香港人不知「主義」為何物，不足為奇，但世界上有哪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是以「主義」掛帥的呢？我不知「主義」所指是什麼，即使是「資本主義」也不清楚。經濟制度的分別是以權利界定的辦法作準則，與「主義」無關。社會的經濟運作是不能用一個信念來推動的。


理論不談也罷！

我不僅反對以「主義」作經濟策劃，就是以「理論」為基礎我也不贊成。這不是說理論中沒有真理，而是因為理論五花八門，魚目混珠，我們不能期望執政的人能分辨真與假，懂得孰是孰非。以理論辯證是科學上的事，好的執政者是不需要明白的。更何況在一般的報道中，一個理論究竟是說什麼，誤解的成分遠超正確。任何好的理論都需要假設，非行內的人不容易有深入的領悟。我批評馬克思的理論，不僅是因為它邏輯不通，而且其理論所需的假設沒有人知道是什麼。不幸的是，對一個知識低落的民族，模糊不清的「理論」卻大可被執政者利用，加上各種口號來增加自己的權力。

假若我要跟一個共產的支持者辯理論，我就一定會問：人的出發點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這一問，我就勝了！若說人是不自私的，那麼人的出發點是怎樣的呢？說人不自私並沒有說人是怎樣的。若說人是有時自私，有時不自私，那又從何而定？不自私的地方在哪裡？若說人是可被改造成大公無私，為社會謀福利，拾己為人，那麼人怎可以生存呢？若說人是可被改造到唯命是從，半點改造費用也沒有——那就是說，假若執政者有上帝之能——那麼一個標準的人是怎樣的呢？如瓜似菜？如計算機？如科學怪人？若說人是半點主意也沒有，那麼又何必談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平？

假若人是自私的——就是幫朋友、教學生、捐錢、為孩子勞碌，都是以自私為出發點——我們就要問：哪一種權利界定的制度，能使自私給社會帶來利大於害的最大差距？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文內，我用產權經濟學推斷，結論是，同樣的國民收入，私產制度因為交易費用最低，這利害差距會最大。共產制度的理論失敗，是因為忽略了交易費用（非生產費用）的存在。我可以說，明確地指出交易費用的存在，可將理想的理論帶到實際中去。


不會走回頭路

四年前（三年前發表）我推斷了中國會走向近乎私產的制度。在大致上——尤其是農業——這推斷是實現了的。但「私產」有不同的程度，辦得不夠健全就有問題。國民黨時期的「資本主義」是前車可鑒！目前中國正在轉變中的產權制度，與「及格」的私產相去仍遠。但中國目前的制度，因為過於混亂，是不會久持的。向前看，中國可選走的路只有三條半，而其中的一條半她是不會走的。餘下的路只有兩條。

中國不會走的一條路是回頭路——重開大鍋飯，鞏固鐵飯碗，增加階級特權鬥爭。當我在一年前說中國走回頭路的機會很小，很多人不同意。但這些不同意的人是越來越少了。一般對共產政治比我認識得多的人，認為共產制度反覆無常，寬緊不一，上落難測，所以中國走回頭路的機會是很大的。他們向我提出不少共產國家以往的經驗。但我認為這「以往是這樣，以後也是這樣」的觀點，沒有明確的假設，算不上是推理。這正如一些人看股市，見有上有落，認為既然上升了，就一定會跌下來——這也算不上是辯證。在股市上，我當然不能斷定上升了的股市不會再下降至某一個指數（否則發達可期）。這是因為推斷股市所需的假設及局限過於複雜。

要推斷中國不會走回頭路是比較容易的。我的結論是基於五個因素。第一，絕大部分的農民與耕地都有了包干合約，走回頭路就要解約，政府要失信於天下；解約會引起暴動的可能性姑且不談，大饑荒是無可避免的。第二，雖然中國的市場仍然是受到多種管制，但畢竟稍具規模的市場是被推動了。市場的威力大得驚人，斷不是一些禁止黑市的口號所能壓制的；我懷疑中國有足夠的不貪污的「幹部」資源去大事壓制已被推動了的市場。第三，外資在中國施展了競爭的壓力，也促長了不少為外客而設的服務及供應；中國沒有足夠的資金用正當的途徑去解散外資，若強行取奪，有誰會再跟中國協商呢？第四，外間的訊息在國內已有立足之地。若要再加強「思想改造」，舊的口號不管用，新的有效口號難以發明。第五，中國人民的生活是有了改善的。要他們放棄既得的利益，可能比要幹部們放棄特權更難。

要壓制以上五點其中之一已極困難，要一起向後轉就無法辦到。走回頭路是需要再來一次像四十年前的革命。當年，農工的生活苦不堪言，「喚起民眾」的口號有效率。在今天，雖然農工的生活還是貧苦，但老調難以重彈，經驗不容易忘記，而中國外鄰的生活水平早已今非昔比。

有些人以為中國會走社會福利的路——像某些國家的所謂「社會主義」。這只是半條路，因為福利的「免費」午餐算不上是一整個制度。雖然中國的憲法大事宣揚多種福利，我以為這半條路是不會施行的。理由很簡單：心有餘而力不足！中國太窮，要大量費用的「免費午餐」只能是畫餅充飢，說說罷了。

餘下的只有兩條路。其一是走向私產制度，推行法治，更大膽地放寬市場。其二是印度之路；增加分類管制，讓幹部們各據一官，劃分固定的貪污權利。以這二者選擇的相對機會大小來評判中國的前途，我今天的推斷是三、七開：前者占三，後者佔七。為什麼呢？


音樂椅的困擾

我屢次強調，中國要走向私產制度的路只有兩個障礙。其一是訊息不足，其二是幹部們不肯放棄等級特權的利益。在訊息不足的問題上，因為中國把對外的大門開放了，再也關不起來，我們是有理由樂觀的。共產制度難以在有了真理訊息的情況下久持。但一個界定了貪污權利的制度，卻可以長久地與真理抗衡。這是因為分門別類的固定貪污權利既可「治亂」，也有彈性。很多種貪污——尤其是為利便貪污而管制所引起的貪污——往往沒有受害人，雖然管制的本身對社會有害。又因為貪污是在台底避去了管制，賄者與受賄者互相得益，大家就不會理會解除了管制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利益。偶然有幾個有能力足以反對的人，就不難被「拉下水」，分享一點甜頭，心安理得，什麼社會貢獻也就拋諸腦後了。真理的訊息重要，但利用訊息是要有利可圖的。因私利而不用或甚至壓制訊息的例子多的是。有能力利用訊息改進的人成了貪污者，改進就會半途而廢。

說到幹部們不肯放棄等級特權的障礙，我曾經建議將某些資產乾脆地交給有較大特權的作為私產，讓他們先富起來，作為放棄特權的交換（其後在私產制度下的競爭，會再將財富分配）。這個建議，在倫理上是說不過去的。但在現實的角度看，其它的辦法有一個嚴重的隱憂。中國的希望，是要將一個以等級特權界定權利的制度——即共產制度——轉為一個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即私產制度。但在這兩個制度之間，卻存著一個以分類管制而界定貪污權利的制度。三者都是可以減少混亂的。但當共產制度保不了——要放棄等級特權——若中央的政策不是一步跨到私產那一邊，幹部們就會設法霸佔貪污的權利。中國人一向都是貪污的老手。幹部們會鼓吹管制的需要及好處（事實上，他們正在這樣做），增加貪污的機會。一旦各項管制的貪污權利被佔有了，有了界定，河水不犯井水，更大的改進就困難了。

有一個兒童的遊戲，叫作音樂椅（Musical Chair）。多張椅子放好了，音樂在響著，一群兒童繞著椅子轉。音樂突然停下來，兒童們就搶著霸佔椅子，找不到椅子坐的就算是輸了。中國目前正在改革——音樂正在響著。一旦音樂停下來，幹部們所霸佔了的椅子是怎樣的呢？這是中國前途的問題所在。


音樂不要停下來

假若音樂現在就停止，我可以肯定地說，每一張椅子都是一項管制的貪污權利。所以我不僅反對音樂的停頓，也反對音樂緩慢下來——中國不能讓幹部們有找尋「貪污椅子」的機會。中國的希望，是要將音樂繼續不停地奏下去——雖然在急速的轉動中混亂在所難免——讓中央的執政者體會到現有的椅子是要換的：推行法治，推行私產，放寬市場——使椅子脫離了貪污權利。到了那一天，音樂會自動地緩慢下來，因為法治、私產與市場是會治亂的。

我反對目前很多人所提出的較為緩進的或較為中庸的改革辦法。主要原因，是我肯定中庸之道是印度之路！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可以大膽地對中國的前途作如下的推斷。在目前，唱中庸、管制的調子正在興起，音樂有跡象緩慢下來。假若在五年之內中國再沒有動盪性的改革，印度之路是走定了的。我所指的動盪性改革，是例如解除外匯管制、解除出入口管制、取締國家職工制、讓土地自由轉讓、廢除國營市場、將國營企業私產化、政府大量將土地拍賣等。若這些改革其中任何一種被施行，整個制度的改進就會繼續。這是因為一個有動盪性的改革會將緩慢了的音樂加上活力，牽一髮而動全身，其它的改進就會被帶動了。

幾個月前，在一次對中學生的演講中，一個學生大聲問：「中國可以在二十年內追近經濟先進的國家嗎？」我答道：「機會很小。」他再問：「我不是問會不會，而是問有沒有可以追近的辦法？」咄咄逼人，後生可畏。我站起來，答道：「假若中國真的能撇開面子，摒除成見，推行明確的私產制度，那就易如反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