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管制非去不可

假若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那就沒有什麼外貿及外匯的問題了。假若今天的世界還停留在馬可勃羅時代的世界，對外貿易要過千山萬水，難有大成，那麼外貿與外匯的管與不管都不大重要。是的，即使到了清末民初——是林則徐之後的時代了——中國的外貿與外匯問題也只不過限於鴉片、茶、絲及白銀等幾項物品而已。


沒有外貿不能致富

時移勢易，今非昔比；世界漸趨「大同」。今天的航空、電訊等，在物價指數調整後的費用，不及三十年前的五十分之一，而世界外貿的昌盛，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經濟學者在十八世紀時就開始體會到外貿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但大致上說，遠渡重洋的外貿的興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事。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希克斯（J. Hicks），一年前到港大來時，作了一次令人拜服的講話。在這講話中，他不僅高舉外貿的重要，而且指出一個新觀點：一九三○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很可能是由於當時的國際貨幣制度（黃金本位制）遇到了困難，對外貿有不良影響。

經驗的實證再明顯不過。今天，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經濟發達的國家是沒有大量的外貿的。反過來說，我們難以想像，今天，任何一個發達的國家，可以大事壓制外貿而不遭受災難性的打擊。

自《論衡》發表以來，我曾不厭其詳地多次指出中國要迅速而徹底地解除外匯管制。我認為在中國目前的體制改革中，解除匯管的重要，僅次於產權制度的私產化。但我建議徹底地解除匯管，並不是因為外匯本身，而是因為外貿的重要。理由很簡單：從來沒有任何市場可以在有價格管制的情況下興盛起來的；外貿是一個市場，匯率是這個市場的價格；匯管是管制這市場的量與價。因此，在有匯管的情況下，外貿市場是不能興盛起來的。

當然，即使中國解除了匯管，外貿還會有很多其它的管制。但從較為廣泛的角度看，這些其它的外貿管制是要靠匯管來協助的，一旦匯管被解除了，市場的壓力就非同小可。這些匯管以外的其它外貿管制，沒有了「靠山」就不容易經得起市場的壓力了。

外貿重要；對目前的中國而言，外貿更有特別的重要性。關於後者，我可以舉出五大理由。第一，中國閉關自守了這麼多年，能開放而推廣外貿，從產品貿易中可獲得的利益很大。第二，中國目前的低技能的勞力，工資比美國的相差五十倍。我曾為文指出，開放外貿是廉價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第三，外資的引進其實也是一種外貿，其分別只不過是產品的外貿與生產數據的外貿而已。目前中國有很大的財政困難，引進外資可事半功倍。第四，引進科技也是一種變相的外貿——壓制外貿，引進科技就很不容易了。近三四十年來，歐、美、日的科技突飛猛進（有人認為其進步，超越了以往幾千年加起來的總成績）。他人在研究工作上耗了大量的資源才獲得的科技，落後的中國可從外貿中唾手而得，天下間哪裡有更便宜的事？第五，知識學術的交流也是一種外貿。文革後的中國，要引進的何只外資、科技呢？


依靠他人遠勝自供自給

無論怎樣看，外匯管制對以上的五項都有很大的妨礙造成難以估計的不良影響。除了有利於某些特權以外，匯管對中國一無是處。幻覺與謬誤觀念上的「好」處是存在的，但我曾多次為文加以澄清，這裡不再重述了。近年來我跟不少國內的朋友談及過匯管與外貿的問題，他們有三點憂慮，陳詞懇切，是值得討論的。

關於大量放寬外貿的限制，中國的朋友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顧慮。他們認為：依靠外貿就是依靠他人，不能自給自足，一旦沒有他人的依靠，豈不是弄巧反拙？這是十八世紀中期的觀點了。而近幾年來，香港的某些主張工業「多元化」的學者，也變相地舊調重彈，對依靠外人產生了恐懼。

其實，凡是貿易，不管是內貿還是外貿，都是要依靠他人的。但為什麼我們到市場購買食品，卻從來不擔心市場不加以供應？無他，因為在自由市場內，物品供應者有利可圖——天下間哪裡有更可靠的事？自供自給的費用（機會成本）高出不知多少倍，怎會比「分工合作」的供應更可靠？當然，在有價格管制的情下，供應短缺是必然的，但那是與貿易背道而馳的政策。

內貿與外貿的唯一不同處，就是國與國之間有政治的因素存在。然而，歷史的經驗證明，即使是交惡之邦，也難以壓制要以外貿圖利的商人的互相供應！在有禁運的情況下，走私的費用當然會增加外貿物價，但後者和自給自足的成本相比，往往還是勝了一籌。在近代舉世的發展中，一般的執政者都反對以禁運或經濟封鎖的政策來對付敵對的國家，理由是他們知道禁閉的政策不容易得到顯著的效果，更何況其它競爭供應物品的國家多的是！當然，近來興起的「保護主義」（我曾在《開放外貿是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一文中分析過的）是另一回事了。


匯率不止跌是謬論

中國朋友的第二點顧慮，是我以前提及過的：一旦解除匯管，人民幣的匯率會永無止境地下降。我曾經解釋說，這也是杞人憂天；但他們指出，幾個月前，人民幣大幅度貶值之後，黑市的匯率有不升反降的現象，證明他們的憂慮是有實據的。這個觀察有了進步。

我在《外匯管制可以休矣》一文內指出，去年七月間貶值後的人民幣黑市匯率下降的主因，是在貶值的同時，中國當局決定於短期內取消外匯券。這導致外幣的需求增加，因而使黑市匯率下降。後來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報上又宣佈暫時不取消外匯券。人民幣的黑市匯率跟著有少許上升，支持著我的觀點。但最近的個把月來，黑市匯率又繼續下降——降至大約一百港元換七十元人民幣。我曾在這後者的現象上作了幾天的探索；結論是：這近期的下降，不是由於有特別的通脹，或是季節性的外幣需求增加，而是因為人民幣會繼續和不斷地貶值的謠傳滿天飛！

外匯管制和任何價格管制一樣，往往能造成「惡性」的預期。近兩年來，人民幣的公價匯率接二連三地貶值，的確使人們增加了「再貶值」的預期。這正如二十年前英國的英鎊，貶值了兩三次之後，再貶值就成了一局大傷腦筋的殘棋，結果是政府索性讓匯率自由浮動。中國目前的困境也是如此：人民幣再貶值，會導致市場的惡性預期；人民認為更大幅度的貶值無可避免，於是就購入外幣存起來，作為一種投資或「保值」。


解除匯管的天機

國內朋友的最後一點憂慮，就是我們常聽到的中國還是太窮，時機未到所以不能解除匯管的言論。我以往的答覆是：匯管只可以令人窮，從來沒有國家能以匯管致富的；香港在戰後破敗不堪，不名一文，但卻沒有任何外匯管制。我也曾指出，台灣、南韓及日本初期的匯管，是劣著；不過由於當時國際上有黃金本位制，外匯或黃金的儲備不能大量外流，所以在中央銀行濫發鈔票的情況下，匯管就有以砍頭來治頭痛的功效了。自從一九七一年之後，國際的貨幣制度有了改變，這些國家就取消外匯管制，雖然目前南韓與台灣還有名存實亡的匯管法例。是的，在今日的國際貨幣制度下，一個國家的貨幣在國際上的幣值是不需要黃金或外匯儲備來支持的。許滌新最近所發表的「不夠外匯儲備支持」的觀點，是忽略了一九七一年的轉變——而香港不少一知半解的人也有同樣的疏忽。

最近和中國朋友閒談中，我發覺他們的「時機未到」的觀點，還另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認為解除匯管是首先應該有準備工作的。解除匯管這樣的大事，怎能沒有慎重的安排與準備？他們問，要預先作些什麼工作呢？

對他們這個似乎需要「龐然大計」的問題，我的回答是：今天決定解除匯管，明天一早由官方宣佈可也！這個聽來近乎說笑話的建議，其實也是「計劃」。對中國而言，解除匯管是石破天驚之舉。一旦洩露天機，市場上豈有不大「炒」特「炒」之理？這不單會導致市場的大波動，而外資的引進，內資的決策，也起碼要看準才下「注」，這對經濟總有不良影響。

天機不可洩漏；出其不意的解除是上策；這樣做是故意的不「準備」，但可算是準備了。除此之外，有兩項更為重要的準備工夫不容忽視。

第一，在宣佈解除匯管的同時，中國要堅定地宣稱匯管將一去不返，再不可能在任何情況下回頭再管的。這是因為市場一旦認為政府出爾反爾、朝令夕改，炒風就一定不脛而走，而趁機取巧的行為也就數之不盡了。


以人民支持人民幣

第二個重點，是人民銀行要有決心去控制人民幣量的增長率，而且最好能將這決心大事宣揚。理由是：在有急劇通脹的預期下，市場對人民幣沒有信心，解除匯管就會增加拋出人民幣而收藏外幣的行為。在目前，中國的通脹預其仍未惡化，這對解除匯管是有助的。但解除匯管之後，如果有些人認為中國政府會以濫發貨幣的手法來收購外匯的話（很多落後國家的經驗確是如此），那麼，通脹預期的惡化就會導致人民幣的匯率急速下降。換言之，人民幣要成為有信譽的國際貨幣，可以沒有外匯儲備的支持，但卻不能沒有適當控制的人民幣量的支持的。

以控制人民幣量的辦法來安定物價，那麼支持人民幣的是中國的產品，也即是人民的生產力。與其用外匯來支持人民幣，倒不如用人民的力量來支持。外匯儲備怎能勝於中國人力資源的儲備呢？若不解除匯管，這後者如汪洋大海的儲備，就被壓制著而起不了作用。


匯管難以久持

我曾經指出，取消外匯券會增加解除匯管的壓力。這取消被推遲了，對匯管的解除沒有好處。儘管如此，也儘管現在所有的言論，都認為中國在十年甚至幾十年內不會或不應該解除外匯管制，我卻認為這解除會在五年內發生的。就算不是徹底地解除，匯管總會在幾年內變得有名無實，或者只能保存一些象徵性的管制。這是一個很大膽的推斷，而我從來不在經濟的問題上作預測的。

中國的匯管不能特久，是大勢所趨。所謂「現代化」，就是要與現代的世界溝通、交流，同時意味著引進、吸收、倣傚。這當然包括商品貿易，引進外資、科技、知識等等。這一切，都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的付出與收入的爭取，是要經過一重價格的。對外而言，這價格就是匯率了。即有匯管的存在，不僅交易的量受到壓制，而價格也受到管制了。這樣，現代化又從何說起呢？

不要以為我由於十分樂觀，覺得中國形勢大好，所以認為匯管難以持久。作了這好幾年的對中國經濟的研究，我怎會不深知目前體制改革的困難。但任何研究實證經濟學的人，都深信經濟的壓力的。以中國來說，外貿的經濟利益實在是太重要了，而這重要性，差不多所有在國內遇見過的、經營生產或做生意的人都體會到的。幾年前，他們認為匯管是「神聖」而不可侵犯，但今天他們的想法早已不同了：利益所在，溫故知新，為了賺錢就開始明白。

因此我認為，擺脫訊息不足的困境，只是時日的問題而已；而這時日，的確比我在幾年前所想像的來得快。餘下來的主要困難，還是在於特權利益的維護。但我不難推斷，在不久的將來，經濟利益的壓力，會使匯管特權的維護者，轉移到其它的管制特權方面去。這是因為匯管為害太大，所牽涉的範圍過於廣泛，以致反對的人與日俱增。相比之下，其它的經濟特權，例如比較少項的產品進出口管制或某些行業的壟斷權，是遠為容易維護的。


二○○二年後記

本文推斷的匯管會在五年內解除，差不多是應驗了。令人頭痛的是「差不多」。正如《外匯管制可以休矣》的後記指出，自外匯券取消後，大匯管換來多項小匯管，瑣碎麻煩。是因為小管每項為禍不大（加起來的交易費用相當可觀），而使匯管不能連根拔起的。

福建行

經不起福建省的師範大學及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的熱情邀請，我在去年十二月三日至八日之間到該省訪問了五天，暢遊了廈門、泉州及福州三個城市。行色匆匆，走馬看花。但由於接待的人作了很緊湊的安排，我在那五天的行程中，能馬不停蹄地看了好些地方。我明白接待者安排我所看的，都是福建省最好、最有成就的發展建設——接待我的朋友也開門見山地這麼說了。不過，我對中國的發展及其中的困難，心裡有數，可算是半個老行家。既然眼觀六路，自然也懂得應問的問題，所以大致上，此行加深了我對中國的認識。

更重要的，就是在這一次行程中，我明白了好幾樣在中國發展問題上我以前沒有想過的事。這裡，我試將它們逐點加以簡單的分析。


福建的發展比較平穩自然

大致上，福建的發展比我事先所想像的好得多。該省沒有廣東省那樣好的經濟基礎，地理位置不如廣州、深圳等地區。若純以繁榮方面看，福州不及廣州。但撇開廣東的優越條件不說，福建的改進似乎是勝了一籌的。

第一，福建的發展顯然比廣東平均，有較大的一般性。換言之，中國的「一放一收」政策，對福建似乎沒有明顯的不良影響——大概因為在初步開放時「放」得比較慢，所以在「收」時就不致明顯地倒退。另一方面，無論是旅遊、工商業、鄉鎮等的發展，都來得比廣東平均，使我覺得它的整體，發展得很自然。

第二，在一般來說，福建的地方比廣東的清潔得多，而市民大都比較有禮貌，自由市場也是比較有秩序的。這可能是福建人的質素使然，但該省近幾年來的急速發展而不致於亂，是值得欣賞的。

第三，福建的基本建設，尤其是電力、電話及公路這幾方面，是比廣州、深圳一帶落後的。而事實上，目前福建的基本建設，是在當地的工商業起步之後。這是一個優點；因為有了工商業發展的指引，基本建設就不會盲目進行——在明顯的需求下建設時，浪費就減少了。基建走在工商業的起步之後，是香港的模式。

最後一點就是：福建經濟體制大致比廣東的自由。房屋或甚至土地轉讓已有了苗頭，而外資僱用勞力的自由也漸趨一般化。在福建，工人是沒有最高收入的限制的。在稅制方面，省政府或市政府也沒有像廣東省某些地區那樣多的左抽右抽的手法。


權力下放是次選佳法

我特別將福建與廣東比較，是因為一般人的觀察所得，廣東的發展是中國最好的了。單以人民的平均收入而論，廣東佔優是明顯的。但考慮到兩者的「先天」局限條件，我個人倒認為福建絕不遜色。幾年來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越快越好，就算快而亂也是上策。這是因為我擔心以增加管制來治亂，會使貪污叢生，而假若貪污的權利有了界定，中國就會走上印度之路，貪污與管制就驅之不去了。福建的經驗——尤其是近三年來的經驗——顯示出改革可以快而不亂。究其原因，就是福建的發展比較能順其自然。

據說福建政府還沒有用盡他們可用的改革權力。假若這是對的話，那麼「有風」而不「駛盡　」，看清楚水流方向而行倒是個好辦法。當然，中國的中央當局若能大事推行私產制度與法治，大刀闊斧，是最理想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將改革的權力大膽地放到省或較小的地區去，讓他們順其自然地發展，也大有可為。在改革的過渡期中，「一國多制」無傷大雅，而省與省、地區與地區之間競爭發展，總是有好處的。


特區可能被特管

我一直懷疑，經濟特區在大字標題下的特別開放發展，可能遜色於不見經傳的鄉鎮。福建的經驗證實了這個觀點。到廈門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參觀那裡的工業特區，頗令我失望。井井有條的多幢工廠大廈，竟然看不到新興工業區應有的氣氛。像蛇口一樣，好些大廈似乎是空空如也。後來我才知道，有些工廠已搬到較近市區中心的地方發展。

大有「計劃」的工業區往往出人意表地不成氣候，這情形不單在中國才出現。香港的工業村又何嘗有驕人的建樹呢？工人需要娛樂、小食、可以休憩或散心的地方等等；自由投資發展的人知道工人的需要，會採取切實的措施。但政府的計劃怎能考慮得那樣周詳或照顧得這樣多？有了一個大概的計劃，然後發展由市場的需求來決定、指引，才是上策。美國、日本及南韓的經驗也是如此。

由於「計劃」過多而導致失敗，不是目前的中國獨有的現象，所以我難以判斷廈門工業特區之不振是否因為「計劃」過多，還是因為特區不特，抑或由於特別地被政府「關注」著！在僱用勞工及土地使用的約束上，廈門的特區是比深圳的蛇口較為自由的。但後者接近香港，地點便勝了一籌。而蛇口也算不上是大有所成的。這些工業特區的真正特點，倒像烏托邦式的計劃建設。很不幸，其效果也是如此！


石獅與陳埭的示範

到了觸目皆是石頭的古城泉州（古跡也是用石頭所建，因此千年不變，喜歡旅遊的不可錯過），參觀了當地郊區的石獅鎮與陳埭鎮，我就十分欣賞了。石獅鎮被稱為「小香港」，倒也不是言過其實。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那裡的成衣與時裝產品攤文件，成行成市，陣容鼎盛，在全以石頭（是的，連屋頂也是石頭）建成的、簡陋而燈光不足的市場裡營業。不相信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有成就的，最好到這地方去看看。據說中國多個省份也有商業代表在那裡長駐購物。

既被稱為「小香港」，那麼石獅鎮就不算是不見經傳了。而石獅附近的陳埭鎮，被領導人譽為「一枝花」，也就成了名——雖然該鎮的一些工廠曾因製造假藥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風波。陳埭鎮原是以農業為基礎的。自開放政策推行後，農民或以獨資，或以股份合資，或以外商合作的辦法來推行工業及手工業生產，成績顯著。無論是土地、房屋、機械、資本、勞力等生產數據，大致上都可以稱得上是私有產權的制度。雖然土地的轉讓權還沒有很大的自由，但整體而言，該鎮的工業發展是我在中國所見到的最類似私產權利界定的情況。既然近乎私產，陳埭鎮的工業就不談什麼「承包」制度了。我曾在《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一文內指出，私產制是最簡單、最明確的承包責任制。

在陳埭鎮內，我參觀了一家農民與外商合作的制鞋廠。鞋是內銷的，但質地很不錯。這些膠鞋的批發價大約是二十多元人民幣一對，據說銷路很好。造鞋所用的機械設備，頗為先進。陳埭鎮的外貌看來還像窮鄉僻壤，但在那平平無奇而簡陋的廠房內，卻有先進的設備，相映成趣，令人有新奇之感。

在《大搬遷的壓力》（見拙作《中國的前途》）一文內，我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要有大量的農民搬到城市中去——「離土不離鄉」的想法無補於事。看到了這在泉州郊區的陳埭鎮的發展，我體會到中國將來的大搬遷，很可能是從離城市遙遠的鄉村搬遷到城市的近郊。星市鎮的發展會是很急速的。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土地若能自由買賣，那麼到城市的近郊作地產投資是上策。

在制鞋廠內觀察了良久，該廠的主事人突然拿出了一本很大的紀念冊，在眾目睽睽之下，隆重地請我題字。這把我嚇了一跳。毫無準備，要寫些什麼好呢？一時間尷尬之極。但我想到他們的產品是鞋，而泉州一帶的路徑往往石硬如鐵，幾乎把我的硬底皮鞋「行」壞了。我又想到我對中國期望了很久的工業產權制度，竟然能在那小鎮內見到一點規模。我於是振筆直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國營大投資養虎為患

當我在福州參觀規模龐大的工廠時，腦子裡突然想到如下的問題：那裡新的電線廠及染布廠規模很大，都是國營的；問題是，這國營的辦法，是否由於政府墨守成規，舊習不改，抑或是因為條件所限，便非國營不可呢？

我們都知道，舊的國營企業目前的政策傾向，似乎是要通過承包、分股等措施，逐漸「私產化」，雖然在名稱上還是有所顧忌的；另一方面，新的投資巨大的工廠，假若不與外資合辦，都是國營的，那麼，其中不是有點矛盾嗎？

我以為新而又需大規模投資的國營工廠之所以存在，並非因為當地執政者堅持國營的優越性，而是在目前的中國，除外資以外，私人集資是不容易辦到的。私人到銀行借貸，中國本身的銀行連小款項也不會借；外資銀行方面，在沒有物業抵押的情況下，借錢是要政府擔保的。

投資有風險。這風險若要國家承擔（國營就是如此），由於沒有明確的債權與責任，人為的「風險」就增加了。在目前的中國，私人籌資設廠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盡量將地產及房產私產化，作為抵押之用，是有幫助的。同樣重要的，就是銀行制度必須大事改進。在今天，國內不少人雄心勃勃，很想在或大或小的生意上「大展拳腳」，但因為借貸無門而無技可施。所以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應放棄管制外匯及壟斷貿易等事項，把精力集中於壓制通脹、協助貿易及投資等重要問題上。

我不想在這裡重述我以前寫過關於國營企業的弊端——此中的困難，國內不少知之甚稔、經驗老到的人，比我有更深入的體會。我要指出的是我以前沒有提及的兩點。

第一，在開始時，國營的工廠可能辦得有聲有色，極具威勢；但根據外國的經驗，過了一段日子，這些企業內的勞工就會搞工會，增加有組織性的罷工力量，或進行其它有計劃的怠工，使企業一蹶不振。理由是這樣：產權或股權既非私有，沒有明確的權利界定，那麼勞、官雙方都各有各的混水摸魚的門徑了。

我要指出的第二點，是企業既屬國營的，與執政者站在同一陣線，那麼法例或政策的設施，就會偏於國營機構的利益了。俗語說：「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國營企業會因「裙帶」關係而增加了壟斷的權力。其它私營或「個體」的同行，就會在人為的壓制下而難以興旺起來。

國營企業是養虎為患——英國的經驗是前車可鑒的。所以我認為，在工業上，中國目前不妨傚法當年戰後貧困不堪的香港，從私營的輕、小工業做起，然後逐漸而自然地由私營發展到需要巨大投資的工業去。假若中國真的要以「好大喜功」的手段來爭一口氣的話，那麼在目前外資招徠不易、私人借貸無門的局限下，可以先搞一些在原則上有利可圖的國營企業，但執政者要有計劃、有決心地在不久的將來（時機成熟時），把那些企業，以「賣盤」（轉讓出去）或以賣股權的辦法來實行私產化。


合資卻有看頭

在福建省內，我所見到的大有規模的工廠中，最令我欣賞的倒是那在不久前舉世矚目的、被國外新聞弄得「聲名狼藉」的一家電視機工廠——在福州的中、日合資的福建日立電視機廠。新聞記者不知所謂：他們宣揚了這家工廠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財務困難（雖然困難是真實的），卻忽略了這家工廠的成就。

不到福日電視機廠參觀，我就不容易看到今日的中國能出產這樣一些質量優良的高科技的產品。該廠的主事人深明量入為出之道。經濟學上大有名堂的「生產要素代替定律」，對外貿易理論中的貨品出口代替生產資料出口的概念（見拙作《開放外貿是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這位仁兄竟然無師自通！中國人的本領畢竟是不能低估的。在短短的三十分鐘裡，福日的主事人好像給我上了一課。從學術那方面看，他的理論當然不夠嚴謹；但從實踐應用的角度看，他所知的卻是有餘了。

更難得的是，福日的主事人能將他的理論付諸實踐：不夠廉價勞力化算的先進機械不採用；零件以經濟可靠而不以名聲大小為準則；產品的質量堅持一般化。福日的電視機產品，半假亂全真，使我看不出與日本所產的日立電視機有什麼分別。假若中國沒有外匯與進出口管制，而福日廠又可以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購買機械和零件的話，那麼，香港市場上的日立及其它電視機，就會遇到很強的對手了。


大學的前途

在福建的行程中，我參觀了三間大學，廈門大學、泉州的華僑大學，及福州的福建師範大學。學術生涯三十年，到了校園就覺得賓至如歸。

廈門大學的校園環境，是我在東南亞一帶所見的校園中最優美的了。園地清潔，已有幾十年歷史的建築物保養得很好——陳嘉庚地下有知，當可告慰。華僑大學的校園也不錯。據說香港有二百多學生到這裡來唸書。盡量多收一些外來的學生是好的，但近於免費的取錄就不適當。費用應收的不收，不應收的卻又左抽右抽，反映著中國改革過渡期中的一點矛盾。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香港的學生到國內去唸書，日常生活上與國內的學生應是貧富懸殊的，這可能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我希望香港的學生能夠明白，他們在物質上的「出人頭地」，只不過是際遇不同而已；打算到國內唸書的，最好能知所適從，入鄉隨俗，同時盡可能負起知識交流的責任。

福建師範大學的校園很大，但房子卻比較陳舊了。不過該校校長陳征先生對校園顯得非常熱愛，甚至對其中的一草一木，也瞭如指掌。我對他說，中國的改革若能繼續——而我認為是會繼續的——重視知識，那麼一二十年後，我再到該校時當會見到新的氣象。

整體來說，我對福建的大學——這可能是中國的一般情況——有以下的三點意見。第一，學生收得太少。以我所見到的三間大學的校園而論，園地廣大，若在美國，學生的數量會多三、四倍。當中國人材缺乏，一切都要急起直追之際，為什麼不大量收取學生呢？他們的答案是，中國的大學教師有如家長。他們不單要「教」，而且要盡「育」之責：連學生的起居飲食，他們也要顧及的。中國的家長制，在今天的大學仍然存在。我對他們說，大學生不是小孩子，可以自立，而自立是重要的一課。在美國唸書時，我像其它很多學生一樣，半工半讀，而校方對我們在學術上以外的事是從不過問的。

其它的兩點意見是：師資不足；教師的薪金低下。但這些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恐怕要經一段長久的日子才有明顯的改進。在這過渡期中，我以為最可行的辦法是多收學生，鼓勵他們找點工作，半工半讀，交些學費以增加教師的薪金，而教師薪金的遞升是要按教師的學術研究成就而定的。

在福建師範裡，他們邀請我參觀圖書館及其中一個專藏古籍的書庫——它在文革期間封閉起來得以完整地保存。一見古書，我想起中國文化。中國本來是文明之邦，曾幾何時，竟然像中了風、得了瘟疫似的，一蹶不振。在那圖書館內，我特別欣賞那些大約是清代藏書家所留傳下來的藏書木盒。這些木盒設計精巧，正好表達了當時的物主，是如何地珍藏而愛惜那些書籍。使我非常欣賞的還有木盒上所刻的字體，書法好得出奇。那些字體是柳公權、顏魯公、曹全、張遷等大家的書法，魄力雄強，骨肉洞達。雖然書法在國內極之盛行，但都是行、草居多。從木盒所見，楷、碑書法是今不如昔了。

看完了古書，出到客廳，他們在桌上又準備了一本大紀念冊，要我題字。這一回，圖書館的氣氛畢竟與鞋廠的不同。既是讀書人，我何患無辭呢？一時間我有很多感受。款待我的陳征校長是當世有數的馬列學說專家，觀點與我的不同，但我們不僅是不同而和，而他的謙謙君子、虛懷若谷的風度，令人心折！我又想起離開泉州時有微雨，到福州已是晚上十一時多了，途中經過了有名的洛陽橋。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在紀念冊上寫上了王昌齡的一首七絕：「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二○○二年後記

大概八年之後（一九九五），中國的教育開始漸入佳境。學生求知若渴，計算機供應讀物，而老師的收入（包括其它項目或外快）也急速提升了。今天，昔日的「思想教育」變得有名無實，學術氣氛非常好。不容易相信，今天在中國文章有價！

翻譯與解放

以寫遊戲文章而知名於世的哈公先生，受了毛澤東的影響，心血來潮，要搞一本名為《解放月報》的雜誌。「解放」與「開放」不同，前者是怪招，後者是正著。但對哈公來說，名不「怪」則言不順，要改是改不來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堅持要我為他的創刊號寫文章。我想，人各有價，最好辦法就是開天殺價，他付不起稿費就無話可說了。我於是提出了哈公親自替我刻石章一個，作為一篇短文的稿費。他竟然一口答應了。

我拿起筆，紙上一片空白。心想，要寫怪論，哈公怎能勝於我？但這競賽是不公平的，因為我有哈公沒有的兩個局限條件：第一，我一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用筆名而以本名來寫怪論，總會「縛手縛腳」而有拘束之感的吧；第二，不管是好是壞，我總算為人師表。香港的學生寫文章，不用我教已經是夠怪的了，那我又何必加以鼓勵呢？

問題是，既然哈公辦雜誌要稿，文章若寫得四平八穩，全無怪見，就不免令他失望。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呢？正在無計可施之際，突然看到書桌上放著一本《中學經濟科常用英漢詞彙》，是「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委員會」在一九八六年編印的。看來是因為九七在望，香港的官營機構急不及待地推行「母語教學」，就連科學的翻譯也要來官訂一下。這可算是怪招了——可能香港的教育署見中國的簡體字也是由「中央」鑒定的，那麼學術上的詞彙也應由官方審核一番了。

幾個例子可見官方翻譯之妙，與「解放」異曲同工！Infant industry譯為「幼稚工業」（譯者可能想起香港的「幼兒園」；如此類推，到了哈公的手上，就會變為「小兒科工業」了）；frictional unemployment譯作「摩擦性失業」（驟眼一看，我還以為是「擦鞋性失業」）；inferior goods譯作「低等」或「劣等物品」（任何經濟學者都知道，這裡的inferior與「低」、「劣」無關）；price taker譯作「價格承受者」（簡直不知所謂）；factor of production譯為「生產因素」（到了哈公手上，可能變為「生產維他命」了）。

以上只不過是一些信手拈來的比較有趣的例子。其它錯譯的或譯得不倫不類的更觸目皆是。例如discrimination譯作「歧異」或「差別」（字典所誤）；demand schedule譯作「需求表」（應該是「線」）；primary market譯作「第一」或「初級市場」（「高級」市場是什麼？）；bull and bear markets譯作「買空」及「賣空」（long and short是什麼？），等等。也有一些是深不可測的，例如arbitrage譯作「套頭交易」、「套戥」或「對沖」（也是字典所誤）——以我的中文水平來說，這些是解之不開、錘之不爛、吞之不下、消之不化的術語。

平心而論，我們不能怪責這些翻譯的不濟。翻譯很難。以文字的暢通而言，翻譯比原作難得多。理由很簡單：英語中的大部分字眼都是沒有絕對吻合的中文字的。一些深明其中奧妙的人，竟然認為完全不懂英語的中文高手，聽了別人的口述，弄清楚原著的意思後下筆「譯」寫，會有較佳的效果。較為現代的英譯中的翻譯，表表者真是絕無僅有。現代人的時間比前賢的寶貴，而文字上的操縱也大有不如。

一般譯文還比較容易；翻譯學術上的術語或詞彙就困難得多。在中國，西方或非馬克思的經濟學是一門很新的學問，翻譯也就難上加難了。我「專」於經濟學及英語近三十年，而自問中文可算是「通」的，但要我作香港教育署所指定的翻譯，我想，在幾年之內無法做得好。

完善的學術詞彙的翻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中國，有些來自西方的學術已有悠久的歷史，所以中譯變得恰當而達意的，令人叫絕。例如在數學上，algebra譯作「代數」，calculus譯作「微積分」，if and only if 譯作「有且僅有」，都是神來之筆。但這些顯然不是一個人或多個人在短期內開會討論而譯出來的，更不是由政府「解放」出來。這些佳作是人們經驗累積所得的效果。同是一個英文術語，可能有過很多不同的中文譯法，在用者的互相感應下，久而久之，不適者淘汰，存下來的適者就令人拜服。其它在中國有長久歷史的西方科學，如物理、化學等，其術語的翻譯也是功力深厚的。

比較新的西方學術，好的翻譯就不容易找到了。例如新的西方哲學和社會學，中譯的術語目前還大有問題。余英時及金耀基等人，可算是這些學術上的專才了，也可算是聰明才智之士，他們的中文基礎當然是非常的堅實。但看他們用中文寫的學術文章，用術語時往往要中英對照。他們顯然認為如果單用中文的話，讀者可能不知所指。既然要用英文來對照中文，那麼被「照」的中譯大概還是有待商榷的吧？

我用中文寫經濟學的文章，是絕少中英對照的。這不是說我的中文勝於余、金等人，正相反，我自知中文基礎有限，寫時就盡量避免術語的翻譯，但求言之成理就算。那是說，他們是譯而不「達」，但總算譯了，而我卻是連譯也不敢譯的！


結論

學問有如「愛國」，不可強求；學術的翻譯也是強迫不來的。香港的中學生受了這麼多年的強迫教育，到如今，他們又將會被迫去強記那些不倫不類的中文經濟詞彙了。嗚呼哀哉！就算學生們對這些詞彙背得滾瓜爛熟，對他們的知識與思考又有什麼益處呢？香港的教育署究竟是推行些什麼的？

當然，因為中國對西方的經濟思想缺乏認識，用中文來介紹或引進有實用性的經濟學是重要的。在這方面，我和我所認識、懂中文的同行都明白，而大家也盡可能為此做一點功夫。我是不贊成信口開河的「母語教學」的，因為語言不可以信手拈來；但希望有朝一日，我們的工作累積會使經濟學上的中文能「順理成章」。教育署的不知所云的官訂翻譯，對經濟學的「中文化」是一個障礙。

楊小凱的訪問

去年夏天我到美國講學時，有一位到美國學經濟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後路經香港，要約我見面。朋友說，這位學生讀過我在美國發表的一些陳年舊作，知道史提芬弗與張五常是同一人，想跟我討論一些有關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經濟問題。但當時我不在香港，咫尺變了天涯，也就算了。朋友遇到了這位留學生，送了他我所寫的兩本書——《賣桔者言》與《中國的前途》。

後來我才知道，這位名叫楊小凱的學生，在文革期間的名字是楊曦光，因為發表了一篇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聽到了這件事，我無動於衷：多年來我聽過數之不盡的「文革」悲劇，聽慣了，也就變得麻木了。

但其後我又聽到：這位青年在獄中十年，逢人拜師，自修經濟學；出獄後，被美國的鄒至莊教授發現，認為是可造之材，於是去書趙總理，將這學生帶到美國大有名望的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兩年後就考完博士試，目前正在寫論文。這是一個有傳奇性的故事。但我當時不大注意。

一天下午，我無意中在港大的辦公室內翻閱會議桌上放得七零八落的書本，發現一本是楊小凱自著而送給我的，想是他路經香港時留下來的。因為記起有關他的一些故事，就比較專注地翻閱——我越看越驚異。那是一本數學經濟的書，雖然沒有什麼創新之處，而經濟觀點也沒有過人之見，但畢竟內容充實，中規中矩，層次分明，絕不是一本「入門淺說」。

對著這本書，我想到很多的事。一個坐牢十年剛在不久前才正式受嚴謹教育的人，怎可以寫出這樣的書？就算是正規的名校博士也不容易寫得出來。我又想，假若這樣有良材優質的青年能有香港一般學生的就學機會，他很可能已成為一個在國際上有一席之位的經濟學者了。究竟中國埋沒了多少像楊小凱那樣的人材？想到了這些，我擲書興歎！

但楊小凱還算是幸運的。或者，與其說是幸運，倒不如說在不幸中，他還是有了大幸。他今年三十七歲，來日方長！經濟學大師Abba Lerner也是三十歲後才入門，而卻後來居上。不過，我們也要問：中國其它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呢，又怎樣了？到了此時今日，中國還在搞什麼「精神文明」，什麼八二開的報喜不報憂，什麼「五講、四美、三熱愛」，什麼主義堅持，等等，又怎能不教人悲從中來？對這些問題，我們從事教育的人，又怎能不大聲疾呼？

楊小凱回美後，讀了我的兩本書，就替《知識分子》雜誌向我作一個書面的訪問。他提出了十九個問題，都是關於中國的，我不厭其詳地一一作答。因為他問得比較深入，而以書面回答，我能夠比較用心，我就徵求了《知識分子》的同意，將之作為《論衡》，在《信報》同時發表。

我也答應在這裡把《知識分子》向香港的讀者介紹。這並非人情難卻，而是我認為這雜誌很有意思，值得推薦。這是中國思想開放後一群思想開放的青年所辦的一本雜誌：無意煽動什麼，但有意推廣真正的百家爭鳴。我衷心希望，這些青年是中國前途所寄望中之一群。《知識分子》在美國出版，在中國發售，據說，在香港的一些報攤也可以買到。

以下的書面訪問，進行於一九八六年十月間。


楊：您是體制經濟學（Economics of Institution）中交易費用學派創始人高斯（R. H. Coase）的高足，也是當代交易費用學派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我想請您簡要向《知識分子》雜誌的讀者介紹一下交易費用學派的主要理論，特別是高斯定理以及它對中國體制改革的意義。

張：我可以算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入室弟子」，而不是高斯（R. H. Coase）的學生（從來沒有上過他的課）。但假若有人誤以為我是高斯的弟子，我倒樂於將錯就錯。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六七年初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寫論文——《佃農理論》——有了苗頭，芝加哥大學贈我一個獎金，邀請我到芝大。該年十月，我到了芝大，去見高斯，自我介紹，對他說：「我花了三年功夫讀你的《社會耗費問題》。他問：「你認為我那文章是說什麼的呢？」我回答：「是說合約的局限條件。」他站起來，說：「到底有人明白我了！」此後我們便成了好朋友。在芝大的兩年中，他不厭其詳地與我研討，詳盡地解釋了他的思想。

後來H. Johnson、E. Silberberg和A. Walters等人都把高斯定律和我的《佃農理論》相提並論。雖然在寫《佃農理論》時我還未認識高斯，也沒有想到受了他的影響，但外人一看就知道，若沒有高斯定律，我的《佃農理論》是想不出來的。其後在高斯退休時，我寫了《公司的合約本質》，被作為《法律經濟學報》為他的榮休而出的特刊的首選之文；而在快將出版的New Palgrave內的關於高斯及艾智仁的文章，也是由我執筆的。我一向對聲名淡泊，但對這項的「小成」卻十分珍惜，頗有「自豪」之感。可不是嗎？高斯及艾智仁對我的思想既有所偏愛，其它人對我的評價怎樣就無足輕重了！我又想，從來沒有經濟學生能獲得這兩位大師的日夕訓誨，而這個學生竟是一個中國人。天下間哪有這麼幸運的事？

你問我交易費用及高斯定律為何重要。這問題是淺而極重要的。經濟學是一門以「自私」為出發點而去解釋人類行為的科學。其中最主要的假設，是每個人都會在局限的條件下爭取最大的利益。社會是一個多過一個人的體制；有了社會便有「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局限條件。問題是，對產權及交易費用有深入的瞭解，是需要花很大的功夫作事實調查。當然，紙上談兵的理論，大可將局限條件隨意假設——這是通常被採用的辦法。但實用性的推理，是要先明白真實的局限條件然後逐步簡化。偷懶是人之常情，也難怪不少經濟學者對產權及交易費用避而不談了。但自從高斯的大文在一九六○年發表以後，我們要明白經濟體制的，就日以繼夜地在現實世界中耕耘。

高斯定律是關於產權界定及交易費用對議定合約的影響的理論。艾智仁的畢生功力所在，是把產權、競爭及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的關係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們兩位的思想結合起來，可讓我們恍然而悟，徹底地明白不同經濟制度的決定性。在他們之前，除了史密斯一七七六年的巨著外，經濟學者對經濟制度的認識都不夠深入，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雖然現在大多數的經濟學著作對此還是不了了之，但這只不過是反映著：真理的普及是需要時日的。其實，識者都知道已掌握到真理。七年來，我從產權及交易費用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改革，精彩之極，但可借這一個「節目」的觀眾，似乎就只有我一個人。


楊：民主制度不如市場制度合理，這也許是您與佛利民（M. Friedman）共同的觀點，而在交易費用很大的條件下，民主制度會在某些問題上更合理，這是不是您對佛利民思想的發展？民主與市場關係的理論對今天中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係有什麼意義？

張：很可惜，「民主」的一般定義就是「投票」選舉（海耶克等人的分析能力可算平平無奇）。說投票不及市場，即是說投選票不及投鈔票，是我這一輩的經濟學者老早就知道的。我後來在這問題上加上交易費用，指出在有交易費用的局限下，投選票是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的：但這節省只可能在私有產權制度下自由選擇投選票才會產生。

我反對凡事投選票，但並不反對民主，因為我認為民主的真正定義應該是投鈔票而不是投選票：每個人都是消費者；消費者是民，市場怎會不是最民主的地方？不要以為我的「錢」氣太重。我贊成人權平等，但那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做到這一點，沒有私產是不可能的。有私產就有市場——以投鈔票決勝負。沒有私產，所有投選票的民主都不一定是以人民的喜惡為主的。有了明確而全面性的私產制度，獨裁者有名無實，起不了作用，不投選票也無傷大雅。這是香港以往的經驗。

佛利民是個天才。他對我影響很大。但我的「民主」觀點倒是受了A. Downs、A. Director及K. Arrow等人的影響。佛利民對中國很關心，我衷心感激。五年多前，我寫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初稿，推斷了中國會走向近乎私有產權的路，寄了一份副本給佛利民。他當時認為我實在是大大地過於樂觀了。三個月前（八六年七月），我在舊金山的西區經濟學會中作演說，宣讀了拙作《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佛利民是聽眾之一。會後我們相聚，把酒言歡。談到中國，他對我說：「你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我目不轉睛地望著他，給他一個神秘的微笑。他突然驚覺，說：「五年多前我也是這麼說，但你畢竟是對了的！」但願今後我還是對。


楊：您在《賣桔者言》中斷言：「一日不實行私有產權制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準則」。匈牙利經濟學家Kornai也強調財產所有權與市場價格之間關係的重要性，他稱之為「軟預算約束問題」。這個思想目前在大陸很流行，我想請您評價一下Kornai這種觀點與您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有什麼異同。

張：從來沒有人否認市場貿易交換，對民生經濟大有裨益，即使馬克思也不否認。不同之處就是「共產」的論點忽略了高斯定律：私有產權是真正的市場的先決條件。這一個重要含意演變繁複，精彩絕倫。從高斯的角度看，資產（生產資料）與產品的分別既不清楚，也不重要。加上交易費用、公司與合約的安排，經濟體制就變成了一個順理成章的交響樂。我希望將來有機會能把高斯的大作仔細的譯成中文，加上深入淺出的註解，使中國的讀者能讀之再三。


楊：您對中國體制改革的前途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對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政策和改革抱有很大熱情，並預見中國將變成一個私有產權制度的國家。我七、八月份（八六年）在中國旅行時，深深感到中國越來越多的人從認為價格是改革的中心到相信所有制問題是改革的中心。但仍有一部分人認為價格改革是企業制度改革的外部必要條件，這種觀點是對政府影響很大的「外部環境」派觀點，另一派觀點認為改革應以企業所有制為中心，叫「內在機制」派，您對這兩派觀點有什麼評價？

張：凡有社會必有競爭；競爭必有勝負；勝負之分需有準則；這競爭準則是由產權制度來決定的，也即是由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界定而定。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市價就成了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換了產權制度，競爭的準則也就變了。有什麼「內」、「外」之分？

艾智仁說得好，「價格決定什麼」比「價格是怎樣決定的」更重要。大師所見，確是不凡。


楊：您認為中國的開放政策正在使改革的信息和交易費用迅速下降，等級特權的競爭標準正在通過貪污權利的劃分轉變成私產制度，只要改革步伐不慢下來，印度式的貪污權利劃定制度就不會有機會鞏固，而私產制度終將來臨。您還認為農村改革成功的一個原因是把幹部的特權變成私產，這樣可以減少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抵制。中國國內一些青年學者也認為農村目前出現的問題正在創造一個提出和解決私有產權問題的局面。但是股份化試驗卻流於形式，搞了很多西方式的組織形式。由於避開私有財產問題，股份公司有的成了新衙門。看來，中國走向私產制度的問題仍很大，您對此有何看法？

張：幾個月前我發表了《所有權與「會貶值」的資產》一文，曾指出這點：將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使前者為國有，後者為私有，私產的制度還可推行，但對於會貶值的資產來說，國家保持所有權就行不通了。如果發行公司股權給「個體」，政府是需要放棄「會貶值」（會折舊）的資產的國家所有權的。將這些資產界定為一家機構的，保障「法人」或合夥人的「存在」，把產權以股權界定分配，容許股份的自由買賣或轉讓，私產的制度就形成了。

目前，中國的產權結構與政府當局想要推行的商業法律，在基本上是大有衝突的，但執政者似乎不明白。例如不久前所提出（後來幾經波折才通過試行）的破產法，就忽略了破產是在權利界定下的負責問題；因為沒有明確的負責人，政府或社會是不能破產的。公司的法人可以破產，合夥的夥伴可以破產，私人更可以破產，因為他們既有被界定了的權利（產權），就有被界定了的責任。又例如不久前，中國所提出（還沒通過）的抵押法，就忽略了抵押是一種交易，若非私產是不能抵押出去的。

這些困難，從悲觀的角度看，使我們覺得中國的體制改革還要過千山萬水，難於登天。但從樂觀的角度看，這些法律的建議，正反映出中國的執政者開始明白國營機構的困境，有意圖加以大事改進。但假若中國的執政者不肯在產權的結構上徹底改革，他們的很多理想都只能是紙上談兵。


楊：我和一些美國經濟學家談到私有產權問題時，他們總會引用A. Berle和G. Means在《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一書中的觀點，即大公司中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使股東的私產權越來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變成准公有制，私有財產制已經式微。您對這一看法有何評論？請您向《知識分子》的讀者解釋一下您關於股份公司制度用按股共有資產可以提高交易效率的理論。匈牙利的Kornai提出「預算約束軟化」（財產所有權越來越模糊）是個世界性趨勢，您對這類觀點有何評價？

張：這些作者對產權一知半解，對公司的經濟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們的論點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我們要知道，權的擁有與權的使用是兩回事——私有的資產作為公用，還是私產。我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及《公司的合約本質》兩篇文章內解釋得很清楚。一個私產的擁有者跟其它人的資產組合而成公司，是一個自由選擇的結果，為的是要減低交易費用來增加私人的收入。不管公司如何龐大，由誰操縱，此理不變。而公司的股權擁有者可將股份出售，作為制裁操縱者的行為的最佳保障。

我曾經指出過，共產或國營機構與私營的大企業或公司有相同之處。高斯曾告訴我，列寧也曾這樣說過。但國營與私營畢竟是貌「似」神離！前者不是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權利也不能自由轉讓。國營機構的交易費用因而不減反加；這解釋了為什麼世界上所有國營機構的生產成就都乏善可陳。

楊：您提出了用招標承包的辦法將國營企業租給私人的改制辦法。世界銀行的建議是用拍賣的辦法把國營企業股票賣給退休基金會、地方政府等公眾團體和機構，每個機構不能持有一間企業百分之五至十以上的股票，用這種分散股權的辦法，首先把國營企業變成「公共所有」的企業，再通過股票市場增加私人股份。一些中國改革者對此方案的批評是，中國人對財產所有權已完全沒有信心，這種信心的建立要幾代人的時間，在沒有這種信心時，世界銀行的方案實行起來會走樣和流於形式。您對此問題的看法如何？您對中國在瀋陽和上海等地搞的「股份化」試驗作何評價？

張：世界銀行的僱員受了高薪，是要寫又長又厚的報告交差的。這種局限的含意，您應該明白。我會見過幾位世界銀行的研究員，他們的工作方針與我們所關心的大有分別。我可以說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不多——這也難怪，有誰敢說他對今日的中國有深入的瞭解呢？

關於中國的工商業的改革，我曾經提出過幾種可行的建議，包括以招標承包的辦法。後來我又指出對於會貶值的資產，「沒有所有權」的承包總有問題。

中國改革的要點當然是要把資產轉為明確的私產，用什麼辦法及誰是得益者都是次要的。但首次的私產分配有是否公平的問題，也有是否容易推行的考慮，而後者比前者重要。另一個要點，就是政府要盡量讓資金落在私人或私營機構的手上。

關於瀋陽「股市」，據說還是限於債券的買賣。股權的轉讓應該是指日可待的吧？不過股權的界定有很多種。我不知道要在瀋陽意圖成市的是哪一種。要不是工作太忙，我會到那裡走一趟看看實際情況。

我大致上同意您所說的中國改革者對世界銀行的方案的批評。但人民對資產權利的信心的建立，是不需要幾代的時間的。中國若堅持以往的教條觀點，不更正憲法，而又往往一放一收，那麼要建立您所說的信心當然是遙遙無期了。我有時覺得中國的前途可能是繫於執政者的「一念之差」的。


楊：對於價格改革，世界銀行主張在中國盡早取消「雙軌價格制」，取消國家計劃分配物資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價格制度。以體制改革研究所為代表的中國青年經濟學者不同意急於取消價格雙軌制，他們的道理是，在現行制度下，取消雙軌制執行起來會變成取消議價保留統一的牌價，因而回到舊制度去。您對這兩種不同看法有何評價？

張：市價就是市價，沒有什麼統一不統一的。但中國推行的市場制不應限於產品——資產市場同樣重要。若二者缺一，訊息的傳達就有所不及。在私有產權的制度下，市場威不可擋，價格管制要付很大的費用，是不容易推行的。可是在國營或被國家壟斷了的行業（包括外貿及外匯）而言，管制價格（因而「多軌」）就遠為容易了。這是因為在國營的局限下，這管制是沒有明顯或直接的受害者的。

所以我認為重要的是推行明確的私有產權制度。有了這制度，「雙軌」不成，也無需「統一」。沒有這制度，價格又何止雙軌？高斯定律錯不了：私產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但這界定是程度上的問題，市場及市價的作用也就跟著有程度上的不同了。


楊：您認為在保持外匯管制的情況下，商品標出不同的人民幣價和外匯券價實際上保持了統一的市場價格，而強制實行兩幣一價反而造成了實際的價格歧視。因此您主張取消外匯管制，實行自由匯率。現在中國政府即將取消外匯券，對此您有何看法？台灣和南韓仍由政府調節匯率，但政府把官價匯率調到接近市場匯率，南韓甚至使本國幣官價低於市價，這種制度是否比自由匯率制度更適合中國？

張：最近我發表了《外匯管制可以休矣》一文，分析取消外匯券後的各種含義。在那文內我指出外匯券是一紙灰幣，將黑市蓋上灰幕，有利地促使灰色市場的增長，但卻有害地維護了外匯管制的存在。因此，取消外匯券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沒有外匯券，市場變得黑白分明，假若中國不肯走一大步回頭路（大事增加管制），則外匯管制可以休矣！

南韓及台灣的匯管早已名存實亡。他們取消了有實效的匯管後，外資引進、外貿及外匯儲備都有迅速的增長。這些體制的經濟發展遠不及從來沒有匯管的香港。結論是明顯的：在今天，外匯管制一無是處。在一九七一年之前的國際貨幣制度下，外匯儲備是有用的，匯管也因而有以砍頭來治頭痛的功效。但在今日的國際貨幣制度下，匯管連這「苦肉計」的功效也沒有。


楊：您指出外匯管制和價格管制從本質上說是壟斷者的既得利益問題，雖然表面上的爭論只與方法優劣有關。您是否能建議一種辦法來解決這類既得利益問題。外匯管制會給中國銀行帶來特權與利益，他們總不會願意放棄這種既得利益，不管這種管制給社會帶來多大禍害。

張：不僅中國銀行能從外匯管制獲得特權利益，人民銀行及經貿部也分享這個壟斷權。這些機構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控制貨幣的發行量及推廣貿易，但他們目前的運作正相反。自一九八五年四月後，外貿及外匯的壟斷及其它有關的安排與印度的大有相同之處，使我們關心中國的人觸目驚心。

中國的體制改革有面子上的困難——這問題我是門外漢；有訊息不足的困難——這方面，盡我所知或可作一點小小的貢獻。就算是我或其它關心中國的經濟學者不存在，中國只要堅持思想、門戶開放，真理訊息總會有立足之地。但特權利益的維護卻是另一回事了。我前思後想，總覺得這是中國的「結核」所在。雖然近幾年來很多等級特權的利益——尤其中層幹部的——已煙消雲散，但某些特權卻仍有鞏固了的跡象。所以我曾大膽地建議，用分配資產的辦法，讓一小部分的特權分子先富起來，但要他們棄官從商。


楊：在中國有人主張人民幣繼續貶值到一美元換五元人民幣的水平，以徹底解決外貿中的外匯障礙。但一些人認為如此貶值會造成不可抑制的通貨膨脹，使人民幣信譽崩潰。還有些人認為中國在企業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企業利用低人民幣匯價的潛力有限，人民幣貶值對增加出口及減少進口的效果有限，因此繼續貶值不會有好效果，只會加劇通貨膨脹。對這些不同的觀點，您有何評價？

張：人民幣貶值是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的（真正的市價是以黑市為依歸；浪費資源去找黑市門路，或辦手續或搞人事關係等，也是「市價」的一部分）。人民幣一旦有匯管及黑市匯率的存在，就沒有什麼「信譽」可言。中國有驚人的人力資源，但因為有匯管及外貿管制的存在，又因為產權制度不明確，不能發揮她必有的驚人潛力。那些認為解除管制不會大大增加出口的人，都低估了中國人的本領！

適當地控制人民幣的增長（要萬無一失，應先採用十足儲備的銀行制度），徹底地解除匯管，推行自由外貿、私有產權及法治，所有現有的憂慮都是「杞人憂天」了。


楊：中國正在推行勞動合同制，允許廠長解雇工人，工人可自由辭職，廢止子女頂替制度及設立失業保險制度。據說有關的三個文件傳達後反響極大，工人們意見很大，一說是幹部制度沒改革卻給廠長這麼大的權，這是拿工人開刀。二說是工廠不是廠長的，廠長不會從經營效果出發招工裁人，而會利用這個權搞個人報復。據說上海已發生被解雇的工人持刀殺傷廠長的事。一九五八年進廠的工人，子女大都是農村戶口，廢止頂替制使他們的子女失去了得到城市戶口的機會，因此十分不滿。一些人預期這項改革可能會流產。不知您對此有何評論？您是極力主張勞動私產化和勞動者私訂合約的自由選擇權，並強調這種自由選擇權對產權私有和選擇低交易費用制度的重要性。而中國政府目前用勞力（或人材）流動的「合理性」來限制這種私訂合約的完全自由選擇，認為對「不合理」的流動還是需要管制，您對此有何評論？您可否向《知識分子》的讀者解釋一下您關於自由擇業、自由解雇可以大大減少交易和監督費用的理論？

張：在中國的南方，尤其是廣州一帶，合同工制不脛而走，國家職工制正在崩潰中。我在兩年多前推斷了會發生的事，來得比我預期的快。自由擇業是沒有以往鐵飯碗那樣的保障，但自力更生的保障卻大有吸引力。不過很不幸，不少中國青年告訴我他們仍然不相信中國的開放及改革會長久或是繼續下去的，所以他們在職業上還不敢「冒險」另找出路。有幾位年青幹部對我說過，假若中國真的不會走回頭路的話，他們會連幹部也不干。在目前，因為國營企業還是林立如昔，自由就業的機會不大，而被外資機構僱用的機會也不多，但個體戶（自我「僱用」）的機會倒很不錯。（據新華社八六年九月三十日的報道，在北京市的外資機構不得自行招聘僱員——須通過市政府才能聘用。這種申請手續繁複，費時失事，而政府又大可從中大事徵收了！）

你說的工廠廠長的行為，一定是國營（非私產）企業的吧？要是工廠是私營的，不管股權誰屬，一個廠長如果濫用權力，怎可以不被革職？廠長的收入是應由生意的成敗而決定的。目前，沒有一個中國的執政者會反對這一點。但他們似乎忽略了這個準則在私產制度下是必然的，而在非私產制度下這準則的採用卻絕無僅有。

工人不能自由辭職，或由於各種人為的限制而難以另謀高就，約束廠長的交易費用就增加了。由於沒有股權的界定或股份不能自由轉讓，也有類似的不良效果。交易費用是一個極重要而又極廣泛的題目，我希望將來有機會向貴刊的讀者詳加解釋。

楊：中國不久前通過了「土地管製法」，明文禁止土地買賣，同時企圖用加強管制的辦法阻止各地浪費土地資源，侵蝕耕地的現象。農村分山到戶後，農民得到山林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把樹都砍掉，把木材賣掉或用掉。也沒有人植樹造林。南方目前由於水利設施的產權問題沒有解決，水利糾紛極多，政府和法院官員被水利糾紛搞得焦頭爛額。變相的土地買賣也很普遍。中國大陸的農民不相信耕地的租用權，只相信房產和宅基不可侵犯。因為解放以來，只有一九五九年共產黨侵犯過農民的房產，四清時馬上退賠了。因此中國大陸農民在房產上的投資相對於實際收入是太多了，而耕地上的投資卻太少。大量用宅基侵佔耕地的事也是與耕地產權和宅基產權差別太大有關。有些中國青年經濟學家認為農村暴露的這類產權問題為在中國農村形成真正的私人財產制度提供了機會。您對此有何看法？

張：你說的「土地管理法」，看來快要「過時」了。在深圳，在某些情況下土地是可以買賣的，而農地的「灰色」買賣在中國不少地區時有所聞。經濟的壓力通常出現在法例更改之前。令人惋惜的，就是中國的執政者還是有著他們某方面的堅持——不肯客觀地衡量大勢所趨，實行「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

砍掉林木的行為，是由於對產權的前景沒有信心。兩年前我特地坐火車到廣州去，目的是要看兩旁農村較高地的果樹種植的發展怎樣。我對哪一種地應種果樹頗有研究，但沿途發現，應種果樹的土地一株也沒有！後來到了廣州的近郊，才見到有可觀的小果樹培植，算是稍有苗頭。中國的執政者應該明白：私產（包產）的利益，是應有長久而固定的保障的。

遠在四年前，我就推斷了中國的農村會有極多的水利糾紛。這是我寫博士論文時研究台灣的土地改革所得的經驗。台灣在一九五三年推行「耕者有其田」，每農戶的土地瓜分所得甚少，自耕地又不可轉讓，而水利卻是多戶一起用的。在這情況下，農民豈有不發生爭執或大打出手之理？後來台灣政府逼著要大事供應水利設施，導致另一種資源浪費。上選的解決辦法，是讓土地自由買賣或租賃，使農戶與農戶之間自由地選擇合約的安排，將分攤了的土地另行組合。這種自由組合運用，是會按照水利的供應情況或依合資建設水利的可行性而定的。


楊：中國城市正在形成土地市場。有些地方官方成立了一些專門負責向官方公司出賣或出租土地的機構。不過很多地方這類土地買賣、租賃是由一個官方機構壟斷，他人不能直接私議買賣合約。對中國政府發展城市土地市場的政策和城市土地產權問題，您有何建議？中國的大城市目前都有物物交換形式的房產市場，並有官方開辦的「換房」機構，對城市房屋私產權問題和房產市場問題，你有何評論？

張：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將土地以永久或長久的年期出售。出售土地而又讓地產有自由轉讓權，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產權結構改革。此外，售地所得，可作為發展基本建設之用，也可讓政府減少及簡化稅收（見拙作《出售土地一舉三得》）。資金不足的本地人或機構，可用分期付款的辦法來購置土地的。

事實上，正如你所說，在某些形式上，土地的買賣已經存在。但為了要保持社會主義的形象，中國政府就採用了一些「變形」的手法。我不明白這些手法是做給誰看的。難道執政者真的要自欺欺人，以為這樣做就可表達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瞞天過海」的土地買賣或產權轉讓，會大幅度地增加交易費用，壓制了資產市場的普及，阻礙了價格的訊息傳達，也傷害了人民對產權保障及體制改革的信心。


楊：香港當局對不該管的事比美國政府管得少得多，但對該管的事卻比美國政府管得好。香港的地鐵和公共交通系統就比美國的好得多。中國人的勤奮和尊重私人財產的美德也令我感動。我認為中國如果不認真實行私人財產制度，開放政策只會把制度缺點暴露出來，而不可能利用「出口替代」戰略發揮勞力便宜的比較優勢，因為我相信出口替代戰略必須以體制私產化自由化為條件。台灣、南韓在採取出口替代政策前都有個體制自由化過程。我覺得國民黨政府三十年代就有了關於私有產權、法人團體（公司法）等方面較完備的立法，而這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最重要條件。您以為如何呢？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在制度創設和出口導向戰略方面有哪些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

張：在「一九九七」的影響下，香港的經濟制度幾年來已開始退化。你所見到的香港已漸不如前了。香港的稅制比以前複雜；政治費用急升——政客及壓力團體風起雲湧；而中國（或是香港政客倣傚中國）又在香港搞那些與市場格格不入的「統戰」。另一方面，香港人材大量外流；本地人所設的銀行，接二連三地倒閉，幾至全軍盡墨，香港在遠東的金融中心地位，已被東京取而代之。

香港還有很多問題，一言難盡。我以為若不是受到政治的影響，今天應該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因為新加坡、台灣及菲律賓等地都各有各的困難。目前香港的地產市值不及日本的一半，這是與七十年代大有不同的。可是從樂觀的一面看，今後，香港會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及發展起重要的協助作用，而香港也可以從協助中圖利的。換言之，中國的前途對香港有決定性的影響。

至於國民黨在大陸時的所謂私有產權與法治，有名無實，是不足以為范的。今日的台灣大有進步，但南韓很可能後來居上。新加坡的國民收入數字不可靠，那裡的政府對市場有諸多限制，所以我對新加坡的前景不敢樂觀。


楊：您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頗多批評，並且反對提倡「主義」，甚至反對「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我想請您介紹一下您這方面的思想。目前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正在自由化和多元化的道路。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在中國都有了一席之地，您能否推測一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系在大陸中國的前景？留美學習經濟學的中國學生中也有批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但我很擔心這會重複「五四」運動的悲劇，即從完全否定一種意識形態走向否定多元化的價值。您對此有何看法？

張：「主義」是抽像的思想；「理論」也是抽像的，雖然有實用性的理論可用事實驗證。在經濟實踐上，中國要重視的是制度，不是「主義」或甚至「理論」。我最近在《經濟學可誤導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文指出：因為有不是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有經濟學的謬論，也有對中國問題無足輕重的經濟學，目前新思想開放的中國人在「何去何從」上難以選擇，可被「理論」誤導的。「理論」往往是一種奢侈品；中國目前實在付不起「奢侈理論」的代價。

「主義」不僅是奢侈；它往往是些空泛之辭，不能被事實驗證，但卻可被執政者利用來推行宗教式的愚民政策。在大學唸書時，我讀過不少馬克思的理論，但總覺令人費解；間或有可以明白的，就覺得一無是處。後來讀了費沙（I.Fisher）的《利率理論》，拍案叫絕，知道了馬氏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茅塞」，是在於古典經濟學的「資本」概念不能一般化。

對於馬克思的「理論」或「主義」，我們要問他的每一個術語是否可以明確地解釋（這一問，我們就可知其中有數之不盡的混淆）；我們也要強調馬氏理論的事實驗證（混淆不清的理論，從何驗證呢？）。半年前我會見了幾位在北京任教的經濟學教授，相談甚歡。我向他們指出，看現實問題時，中國的學者不應從「馬克思錯在哪裡」的角度看（看不到錯時都是對的！），而是應該從「馬克思對在哪裡」的角度看（答案會令人尷尬之極）！

但中國目前的「思想多元化」，卻是大好現象。這不一定會對經濟改革大有裨益（甚至可能有所妨礙），而是對中國人知識的增長及思想的改進大有幫助。有十億人口的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是聞名於世的，但竟然淪落到今天不堪的地步，是人類歷史的大悲劇。中國人將來的成就，大概要靠你們這一輩不幸中而又有大幸的青年了。希望你們能堅持思想開放，向學術邁進。

楊：七、八月份我在中國旅行時碰到一些真正的私人公司的老闆。他們多數是一人或一個家庭，資本在十萬至數百萬元，僱用幾個到數十個人，有大型生產資料（如汽車、房產等）。這類私人公司在南方很多，其中多數從事貿易。政府從他們收到銷售稅，但很難收到收入稅，因為往往有謊報淨收入的情形。這類公司有了很大收入後，繼續擴大經營的動力不足，他們認為錢太多了沒法用，反而增加麻煩。對這類公司的發展，您認為政府在立法和政策方面應做些什麼事？請預測一下私人企業在中國發展的前景。

張：中國一開始推行稅制時，就複雜之極，左抽右抽的政策令人歎為觀止（見拙作《拋磚引玉與急功近利》）。中國的稅制必須盡量簡化。其實避稅或逃稅的行為無地無之（任何國家都會發生這樣的事），但簡化的稅制不僅對此有助，而對工商業發展的好處也是說之不盡的。美國最近倣傚香港，稅制來了一次革命性的簡化。香港的稅制這幾年來變得複雜了（但仍比美國「簡化了」的簡單）。中國凡是可抽的則抽，可增抽的則增抽，真是亂七八糟，抽得一塌糊塗。


楊：中國的政府機構利用計劃特權分割市場進行壟斷的問題非常嚴重，例如以飯票形式分割各單位的食物市場，限制自由進入，以勞動分派制將勞動力市場分隔為成千上萬個不能自由進入的地方市場，並用勞動服務公司等形式壟斷勞力買賣等等，使外國投資者放棄了關於中國是個十億人口的統一市場的幻想。我曾向政府建議以平等競爭法的形式廢止一切限制自由貿易、以計劃特權維護壟斷的成規。得到的答覆是：這種想法不現實，只能等待市場體系的逐步發育，使對反壟斷立法的需求漸漸成熟。您對這個問題有何看法？

張：「時機未到」是一般中國執政者對體制不肯大事改進的托辭。一說是中國還是太窮，另一說是不能急進。除訊息不足可成理由外，還不是為了要維護或增加特權利益？當他們要收回下放了的權力，要增加壟斷權，要增加各項徵收時，卻從來不用「漸進」的辦法。


楊：您在您的著作中提到中國的現代化必須要有個「大搬遷」（農村人口大量轉變成城市人口），這一要求會形成強迫中國實行勞力私產化等改革的壓力。但我對此持相當悲觀的看法。中國目前有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等級身份制度，人民被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人口」兩個不逾越的等級，這種身份世代相襲，只有考大學、參軍、結婚等少數途徑可改變等級身份。這種等級身份制度與戶口、糧食配給和職業指派制度相結合，能有效地抑制「大搬遷」的壓力。而中共至今不認為這類制度有什麼不好，而認為這種制度可以避免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貧民等社會問題，儘管實際上這種制度維護了城市居民的某種特權，限制了農民與市民等競爭的權利，這成為城市生產率低下、勞動力過於昂貴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現代化過程中「大搬遷」的最大阻力。您認為是否有某種可能性，迫使中共領導下決心改革這種當今世界上最黑暗的等級身份制度和戶口、糧食配給、職業指派等制度。

張：我提出的「大搬遷」，若不發生，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決不可能追近先進的國家的——就是連台灣也追不上。但在這方面我卻沒有你那樣悲觀。只要中國在城市的工商業上，改革有了成就，大搬遷的壓力就非同小可。戶口、身份的管制就會兵敗如山倒。目前，由於農村的改革速度比城市的快，這壓力是不大的。一旦城市的私產化有了苗頭，市民收入增長，戶口、身份的管制就要受到嚴峻的考驗——難道到時真要「荷槍實彈」嗎？中國不能再有一次流血的「革命」。更樂觀一點地說，我以為在某些地區，這搬遷已在某程度上發生了：農民不是搬到城市中心，而是搬到城市近郊的鄉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