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行

經不起福建省的師範大學及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的熱情邀請，我在去年十二月三日至八日之間到該省訪問了五天，暢遊了廈門、泉州及福州三個城市。行色匆匆，走馬看花。但由於接待的人作了很緊湊的安排，我在那五天的行程中，能馬不停蹄地看了好些地方。我明白接待者安排我所看的，都是福建省最好、最有成就的發展建設——接待我的朋友也開門見山地這麼說了。不過，我對中國的發展及其中的困難，心裡有數，可算是半個老行家。既然眼觀六路，自然也懂得應問的問題，所以大致上，此行加深了我對中國的認識。

更重要的，就是在這一次行程中，我明白了好幾樣在中國發展問題上我以前沒有想過的事。這裡，我試將它們逐點加以簡單的分析。


福建的發展比較平穩自然

大致上，福建的發展比我事先所想像的好得多。該省沒有廣東省那樣好的經濟基礎，地理位置不如廣州、深圳等地區。若純以繁榮方面看，福州不及廣州。但撇開廣東的優越條件不說，福建的改進似乎是勝了一籌的。

第一，福建的發展顯然比廣東平均，有較大的一般性。換言之，中國的「一放一收」政策，對福建似乎沒有明顯的不良影響——大概因為在初步開放時「放」得比較慢，所以在「收」時就不致明顯地倒退。另一方面，無論是旅遊、工商業、鄉鎮等的發展，都來得比廣東平均，使我覺得它的整體，發展得很自然。

第二，在一般來說，福建的地方比廣東的清潔得多，而市民大都比較有禮貌，自由市場也是比較有秩序的。這可能是福建人的質素使然，但該省近幾年來的急速發展而不致於亂，是值得欣賞的。

第三，福建的基本建設，尤其是電力、電話及公路這幾方面，是比廣州、深圳一帶落後的。而事實上，目前福建的基本建設，是在當地的工商業起步之後。這是一個優點；因為有了工商業發展的指引，基本建設就不會盲目進行——在明顯的需求下建設時，浪費就減少了。基建走在工商業的起步之後，是香港的模式。

最後一點就是：福建經濟體制大致比廣東的自由。房屋或甚至土地轉讓已有了苗頭，而外資僱用勞力的自由也漸趨一般化。在福建，工人是沒有最高收入的限制的。在稅制方面，省政府或市政府也沒有像廣東省某些地區那樣多的左抽右抽的手法。


權力下放是次選佳法

我特別將福建與廣東比較，是因為一般人的觀察所得，廣東的發展是中國最好的了。單以人民的平均收入而論，廣東佔優是明顯的。但考慮到兩者的「先天」局限條件，我個人倒認為福建絕不遜色。幾年來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越快越好，就算快而亂也是上策。這是因為我擔心以增加管制來治亂，會使貪污叢生，而假若貪污的權利有了界定，中國就會走上印度之路，貪污與管制就驅之不去了。福建的經驗——尤其是近三年來的經驗——顯示出改革可以快而不亂。究其原因，就是福建的發展比較能順其自然。

據說福建政府還沒有用盡他們可用的改革權力。假若這是對的話，那麼「有風」而不「駛盡　」，看清楚水流方向而行倒是個好辦法。當然，中國的中央當局若能大事推行私產制度與法治，大刀闊斧，是最理想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將改革的權力大膽地放到省或較小的地區去，讓他們順其自然地發展，也大有可為。在改革的過渡期中，「一國多制」無傷大雅，而省與省、地區與地區之間競爭發展，總是有好處的。


特區可能被特管

我一直懷疑，經濟特區在大字標題下的特別開放發展，可能遜色於不見經傳的鄉鎮。福建的經驗證實了這個觀點。到廈門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參觀那裡的工業特區，頗令我失望。井井有條的多幢工廠大廈，竟然看不到新興工業區應有的氣氛。像蛇口一樣，好些大廈似乎是空空如也。後來我才知道，有些工廠已搬到較近市區中心的地方發展。

大有「計劃」的工業區往往出人意表地不成氣候，這情形不單在中國才出現。香港的工業村又何嘗有驕人的建樹呢？工人需要娛樂、小食、可以休憩或散心的地方等等；自由投資發展的人知道工人的需要，會採取切實的措施。但政府的計劃怎能考慮得那樣周詳或照顧得這樣多？有了一個大概的計劃，然後發展由市場的需求來決定、指引，才是上策。美國、日本及南韓的經驗也是如此。

由於「計劃」過多而導致失敗，不是目前的中國獨有的現象，所以我難以判斷廈門工業特區之不振是否因為「計劃」過多，還是因為特區不特，抑或由於特別地被政府「關注」著！在僱用勞工及土地使用的約束上，廈門的特區是比深圳的蛇口較為自由的。但後者接近香港，地點便勝了一籌。而蛇口也算不上是大有所成的。這些工業特區的真正特點，倒像烏托邦式的計劃建設。很不幸，其效果也是如此！


石獅與陳埭的示範

到了觸目皆是石頭的古城泉州（古跡也是用石頭所建，因此千年不變，喜歡旅遊的不可錯過），參觀了當地郊區的石獅鎮與陳埭鎮，我就十分欣賞了。石獅鎮被稱為「小香港」，倒也不是言過其實。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那裡的成衣與時裝產品攤文件，成行成市，陣容鼎盛，在全以石頭（是的，連屋頂也是石頭）建成的、簡陋而燈光不足的市場裡營業。不相信中國的經濟改革大有成就的，最好到這地方去看看。據說中國多個省份也有商業代表在那裡長駐購物。

既被稱為「小香港」，那麼石獅鎮就不算是不見經傳了。而石獅附近的陳埭鎮，被領導人譽為「一枝花」，也就成了名——雖然該鎮的一些工廠曾因製造假藥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風波。陳埭鎮原是以農業為基礎的。自開放政策推行後，農民或以獨資，或以股份合資，或以外商合作的辦法來推行工業及手工業生產，成績顯著。無論是土地、房屋、機械、資本、勞力等生產數據，大致上都可以稱得上是私有產權的制度。雖然土地的轉讓權還沒有很大的自由，但整體而言，該鎮的工業發展是我在中國所見到的最類似私產權利界定的情況。既然近乎私產，陳埭鎮的工業就不談什麼「承包」制度了。我曾在《五年過去了，中國的去向又如何？》一文內指出，私產制是最簡單、最明確的承包責任制。

在陳埭鎮內，我參觀了一家農民與外商合作的制鞋廠。鞋是內銷的，但質地很不錯。這些膠鞋的批發價大約是二十多元人民幣一對，據說銷路很好。造鞋所用的機械設備，頗為先進。陳埭鎮的外貌看來還像窮鄉僻壤，但在那平平無奇而簡陋的廠房內，卻有先進的設備，相映成趣，令人有新奇之感。

在《大搬遷的壓力》（見拙作《中國的前途》）一文內，我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要有大量的農民搬到城市中去——「離土不離鄉」的想法無補於事。看到了這在泉州郊區的陳埭鎮的發展，我體會到中國將來的大搬遷，很可能是從離城市遙遠的鄉村搬遷到城市的近郊。星市鎮的發展會是很急速的。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土地若能自由買賣，那麼到城市的近郊作地產投資是上策。

在制鞋廠內觀察了良久，該廠的主事人突然拿出了一本很大的紀念冊，在眾目睽睽之下，隆重地請我題字。這把我嚇了一跳。毫無準備，要寫些什麼好呢？一時間尷尬之極。但我想到他們的產品是鞋，而泉州一帶的路徑往往石硬如鐵，幾乎把我的硬底皮鞋「行」壞了。我又想到我對中國期望了很久的工業產權制度，竟然能在那小鎮內見到一點規模。我於是振筆直書：「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國營大投資養虎為患

當我在福州參觀規模龐大的工廠時，腦子裡突然想到如下的問題：那裡新的電線廠及染布廠規模很大，都是國營的；問題是，這國營的辦法，是否由於政府墨守成規，舊習不改，抑或是因為條件所限，便非國營不可呢？

我們都知道，舊的國營企業目前的政策傾向，似乎是要通過承包、分股等措施，逐漸「私產化」，雖然在名稱上還是有所顧忌的；另一方面，新的投資巨大的工廠，假若不與外資合辦，都是國營的，那麼，其中不是有點矛盾嗎？

我以為新而又需大規模投資的國營工廠之所以存在，並非因為當地執政者堅持國營的優越性，而是在目前的中國，除外資以外，私人集資是不容易辦到的。私人到銀行借貸，中國本身的銀行連小款項也不會借；外資銀行方面，在沒有物業抵押的情況下，借錢是要政府擔保的。

投資有風險。這風險若要國家承擔（國營就是如此），由於沒有明確的債權與責任，人為的「風險」就增加了。在目前的中國，私人籌資設廠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盡量將地產及房產私產化，作為抵押之用，是有幫助的。同樣重要的，就是銀行制度必須大事改進。在今天，國內不少人雄心勃勃，很想在或大或小的生意上「大展拳腳」，但因為借貸無門而無技可施。所以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應放棄管制外匯及壟斷貿易等事項，把精力集中於壓制通脹、協助貿易及投資等重要問題上。

我不想在這裡重述我以前寫過關於國營企業的弊端——此中的困難，國內不少知之甚稔、經驗老到的人，比我有更深入的體會。我要指出的是我以前沒有提及的兩點。

第一，在開始時，國營的工廠可能辦得有聲有色，極具威勢；但根據外國的經驗，過了一段日子，這些企業內的勞工就會搞工會，增加有組織性的罷工力量，或進行其它有計劃的怠工，使企業一蹶不振。理由是這樣：產權或股權既非私有，沒有明確的權利界定，那麼勞、官雙方都各有各的混水摸魚的門徑了。

我要指出的第二點，是企業既屬國營的，與執政者站在同一陣線，那麼法例或政策的設施，就會偏於國營機構的利益了。俗語說：「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國營企業會因「裙帶」關係而增加了壟斷的權力。其它私營或「個體」的同行，就會在人為的壓制下而難以興旺起來。

國營企業是養虎為患——英國的經驗是前車可鑒的。所以我認為，在工業上，中國目前不妨傚法當年戰後貧困不堪的香港，從私營的輕、小工業做起，然後逐漸而自然地由私營發展到需要巨大投資的工業去。假若中國真的要以「好大喜功」的手段來爭一口氣的話，那麼在目前外資招徠不易、私人借貸無門的局限下，可以先搞一些在原則上有利可圖的國營企業，但執政者要有計劃、有決心地在不久的將來（時機成熟時），把那些企業，以「賣盤」（轉讓出去）或以賣股權的辦法來實行私產化。


合資卻有看頭

在福建省內，我所見到的大有規模的工廠中，最令我欣賞的倒是那在不久前舉世矚目的、被國外新聞弄得「聲名狼藉」的一家電視機工廠——在福州的中、日合資的福建日立電視機廠。新聞記者不知所謂：他們宣揚了這家工廠因政府管制而引起的財務困難（雖然困難是真實的），卻忽略了這家工廠的成就。

不到福日電視機廠參觀，我就不容易看到今日的中國能出產這樣一些質量優良的高科技的產品。該廠的主事人深明量入為出之道。經濟學上大有名堂的「生產要素代替定律」，對外貿易理論中的貨品出口代替生產資料出口的概念（見拙作《開放外貿是勞力升值的最佳快捷方式》），這位仁兄竟然無師自通！中國人的本領畢竟是不能低估的。在短短的三十分鐘裡，福日的主事人好像給我上了一課。從學術那方面看，他的理論當然不夠嚴謹；但從實踐應用的角度看，他所知的卻是有餘了。

更難得的是，福日的主事人能將他的理論付諸實踐：不夠廉價勞力化算的先進機械不採用；零件以經濟可靠而不以名聲大小為準則；產品的質量堅持一般化。福日的電視機產品，半假亂全真，使我看不出與日本所產的日立電視機有什麼分別。假若中國沒有外匯與進出口管制，而福日廠又可以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購買機械和零件的話，那麼，香港市場上的日立及其它電視機，就會遇到很強的對手了。


大學的前途

在福建的行程中，我參觀了三間大學，廈門大學、泉州的華僑大學，及福州的福建師範大學。學術生涯三十年，到了校園就覺得賓至如歸。

廈門大學的校園環境，是我在東南亞一帶所見的校園中最優美的了。園地清潔，已有幾十年歷史的建築物保養得很好——陳嘉庚地下有知，當可告慰。華僑大學的校園也不錯。據說香港有二百多學生到這裡來唸書。盡量多收一些外來的學生是好的，但近於免費的取錄就不適當。費用應收的不收，不應收的卻又左抽右抽，反映著中國改革過渡期中的一點矛盾。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香港的學生到國內去唸書，日常生活上與國內的學生應是貧富懸殊的，這可能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我希望香港的學生能夠明白，他們在物質上的「出人頭地」，只不過是際遇不同而已；打算到國內唸書的，最好能知所適從，入鄉隨俗，同時盡可能負起知識交流的責任。

福建師範大學的校園很大，但房子卻比較陳舊了。不過該校校長陳征先生對校園顯得非常熱愛，甚至對其中的一草一木，也瞭如指掌。我對他說，中國的改革若能繼續——而我認為是會繼續的——重視知識，那麼一二十年後，我再到該校時當會見到新的氣象。

整體來說，我對福建的大學——這可能是中國的一般情況——有以下的三點意見。第一，學生收得太少。以我所見到的三間大學的校園而論，園地廣大，若在美國，學生的數量會多三、四倍。當中國人材缺乏，一切都要急起直追之際，為什麼不大量收取學生呢？他們的答案是，中國的大學教師有如家長。他們不單要「教」，而且要盡「育」之責：連學生的起居飲食，他們也要顧及的。中國的家長制，在今天的大學仍然存在。我對他們說，大學生不是小孩子，可以自立，而自立是重要的一課。在美國唸書時，我像其它很多學生一樣，半工半讀，而校方對我們在學術上以外的事是從不過問的。

其它的兩點意見是：師資不足；教師的薪金低下。但這些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恐怕要經一段長久的日子才有明顯的改進。在這過渡期中，我以為最可行的辦法是多收學生，鼓勵他們找點工作，半工半讀，交些學費以增加教師的薪金，而教師薪金的遞升是要按教師的學術研究成就而定的。

在福建師範裡，他們邀請我參觀圖書館及其中一個專藏古籍的書庫——它在文革期間封閉起來得以完整地保存。一見古書，我想起中國文化。中國本來是文明之邦，曾幾何時，竟然像中了風、得了瘟疫似的，一蹶不振。在那圖書館內，我特別欣賞那些大約是清代藏書家所留傳下來的藏書木盒。這些木盒設計精巧，正好表達了當時的物主，是如何地珍藏而愛惜那些書籍。使我非常欣賞的還有木盒上所刻的字體，書法好得出奇。那些字體是柳公權、顏魯公、曹全、張遷等大家的書法，魄力雄強，骨肉洞達。雖然書法在國內極之盛行，但都是行、草居多。從木盒所見，楷、碑書法是今不如昔了。

看完了古書，出到客廳，他們在桌上又準備了一本大紀念冊，要我題字。這一回，圖書館的氣氛畢竟與鞋廠的不同。既是讀書人，我何患無辭呢？一時間我有很多感受。款待我的陳征校長是當世有數的馬列學說專家，觀點與我的不同，但我們不僅是不同而和，而他的謙謙君子、虛懷若谷的風度，令人心折！我又想起離開泉州時有微雨，到福州已是晚上十一時多了，途中經過了有名的洛陽橋。於是，我毫不猶豫地在紀念冊上寫上了王昌齡的一首七絕：「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二○○二年後記

大概八年之後（一九九五），中國的教育開始漸入佳境。學生求知若渴，計算機供應讀物，而老師的收入（包括其它項目或外快）也急速提升了。今天，昔日的「思想教育」變得有名無實，學術氣氛非常好。不容易相信，今天在中國文章有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