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解放

以寫遊戲文章而知名於世的哈公先生，受了毛澤東的影響，心血來潮，要搞一本名為《解放月報》的雜誌。「解放」與「開放」不同，前者是怪招，後者是正著。但對哈公來說，名不「怪」則言不順，要改是改不來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堅持要我為他的創刊號寫文章。我想，人各有價，最好辦法就是開天殺價，他付不起稿費就無話可說了。我於是提出了哈公親自替我刻石章一個，作為一篇短文的稿費。他竟然一口答應了。

我拿起筆，紙上一片空白。心想，要寫怪論，哈公怎能勝於我？但這競賽是不公平的，因為我有哈公沒有的兩個局限條件：第一，我一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不用筆名而以本名來寫怪論，總會「縛手縛腳」而有拘束之感的吧；第二，不管是好是壞，我總算為人師表。香港的學生寫文章，不用我教已經是夠怪的了，那我又何必加以鼓勵呢？

問題是，既然哈公辦雜誌要稿，文章若寫得四平八穩，全無怪見，就不免令他失望。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呢？正在無計可施之際，突然看到書桌上放著一本《中學經濟科常用英漢詞彙》，是「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委員會」在一九八六年編印的。看來是因為九七在望，香港的官營機構急不及待地推行「母語教學」，就連科學的翻譯也要來官訂一下。這可算是怪招了——可能香港的教育署見中國的簡體字也是由「中央」鑒定的，那麼學術上的詞彙也應由官方審核一番了。

幾個例子可見官方翻譯之妙，與「解放」異曲同工！Infant industry譯為「幼稚工業」（譯者可能想起香港的「幼兒園」；如此類推，到了哈公的手上，就會變為「小兒科工業」了）；frictional unemployment譯作「摩擦性失業」（驟眼一看，我還以為是「擦鞋性失業」）；inferior goods譯作「低等」或「劣等物品」（任何經濟學者都知道，這裡的inferior與「低」、「劣」無關）；price taker譯作「價格承受者」（簡直不知所謂）；factor of production譯為「生產因素」（到了哈公手上，可能變為「生產維他命」了）。

以上只不過是一些信手拈來的比較有趣的例子。其它錯譯的或譯得不倫不類的更觸目皆是。例如discrimination譯作「歧異」或「差別」（字典所誤）；demand schedule譯作「需求表」（應該是「線」）；primary market譯作「第一」或「初級市場」（「高級」市場是什麼？）；bull and bear markets譯作「買空」及「賣空」（long and short是什麼？），等等。也有一些是深不可測的，例如arbitrage譯作「套頭交易」、「套戥」或「對沖」（也是字典所誤）——以我的中文水平來說，這些是解之不開、錘之不爛、吞之不下、消之不化的術語。

平心而論，我們不能怪責這些翻譯的不濟。翻譯很難。以文字的暢通而言，翻譯比原作難得多。理由很簡單：英語中的大部分字眼都是沒有絕對吻合的中文字的。一些深明其中奧妙的人，竟然認為完全不懂英語的中文高手，聽了別人的口述，弄清楚原著的意思後下筆「譯」寫，會有較佳的效果。較為現代的英譯中的翻譯，表表者真是絕無僅有。現代人的時間比前賢的寶貴，而文字上的操縱也大有不如。

一般譯文還比較容易；翻譯學術上的術語或詞彙就困難得多。在中國，西方或非馬克思的經濟學是一門很新的學問，翻譯也就難上加難了。我「專」於經濟學及英語近三十年，而自問中文可算是「通」的，但要我作香港教育署所指定的翻譯，我想，在幾年之內無法做得好。

完善的學術詞彙的翻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中國，有些來自西方的學術已有悠久的歷史，所以中譯變得恰當而達意的，令人叫絕。例如在數學上，algebra譯作「代數」，calculus譯作「微積分」，if and only if 譯作「有且僅有」，都是神來之筆。但這些顯然不是一個人或多個人在短期內開會討論而譯出來的，更不是由政府「解放」出來。這些佳作是人們經驗累積所得的效果。同是一個英文術語，可能有過很多不同的中文譯法，在用者的互相感應下，久而久之，不適者淘汰，存下來的適者就令人拜服。其它在中國有長久歷史的西方科學，如物理、化學等，其術語的翻譯也是功力深厚的。

比較新的西方學術，好的翻譯就不容易找到了。例如新的西方哲學和社會學，中譯的術語目前還大有問題。余英時及金耀基等人，可算是這些學術上的專才了，也可算是聰明才智之士，他們的中文基礎當然是非常的堅實。但看他們用中文寫的學術文章，用術語時往往要中英對照。他們顯然認為如果單用中文的話，讀者可能不知所指。既然要用英文來對照中文，那麼被「照」的中譯大概還是有待商榷的吧？

我用中文寫經濟學的文章，是絕少中英對照的。這不是說我的中文勝於余、金等人，正相反，我自知中文基礎有限，寫時就盡量避免術語的翻譯，但求言之成理就算。那是說，他們是譯而不「達」，但總算譯了，而我卻是連譯也不敢譯的！


結論

學問有如「愛國」，不可強求；學術的翻譯也是強迫不來的。香港的中學生受了這麼多年的強迫教育，到如今，他們又將會被迫去強記那些不倫不類的中文經濟詞彙了。嗚呼哀哉！就算學生們對這些詞彙背得滾瓜爛熟，對他們的知識與思考又有什麼益處呢？香港的教育署究竟是推行些什麼的？

當然，因為中國對西方的經濟思想缺乏認識，用中文來介紹或引進有實用性的經濟學是重要的。在這方面，我和我所認識、懂中文的同行都明白，而大家也盡可能為此做一點功夫。我是不贊成信口開河的「母語教學」的，因為語言不可以信手拈來；但希望有朝一日，我們的工作累積會使經濟學上的中文能「順理成章」。教育署的不知所云的官訂翻譯，對經濟學的「中文化」是一個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