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與小異

大家坐下來，趙紫陽對佛利民說：「你是教授，我是學生。你遠道而來，話是應該由你多說，我多聽。但我希望先說一下中國的體制改革及所遇到的問題。」這一「說」，就用了一個小時。中國的問題複雜，一個小時（包括翻譯時間在內）是起碼的了。

佛氏聽得很用心；其它在座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全神貫注的。趙氏的講述清楚明晰，按部分析，邏輯井然，在六十分鐘裡，將中國經濟的整體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在想，幾年來我在中國多次來往，曾與不少中國經濟學者、幹部或朋友談及過中國的經濟問題，但從來沒有聽過像趙紫陽那樣清楚的分析。儘管有些地方我不同意，但這位總書記名不虛傳，是一位如假包換的經濟學者。究竟他從哪裡學得這些本領呢？

我這樣想著時，佛利民發言了。他說：「總書記先生，你說我是教授，你是學生，但聽到你剛才對中國經濟情況的分析，你的本質是教授呀！」

趙氏大笑，笑得很開心。然後說：「我只讀過中學。」佛氏回答說：「不要把在學校的時間多少與學問的高低混為一談。有些人在學校念了很多年書也沒有什麼學問；有些人唸書不多，但學問卻非同小可。」

我認識佛利民二十多年了，從來沒有聽過他說言不由衷的話。他在學術上的聲望如日中天，也曾周遊列國，所到之處，執政者無不大排筵席，他是不需要說一些阿諛奉承的話。我於是想，他像我一樣，是對趙氏有點佩服了。

會談從九月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到六時三十分，談了整整兩個小時。蘭亭已矣，趙總書記送我們到門外的汽車旁停下來，指點江山，向我們解釋哪一個是中海，哪一個是南海。我和佛氏夫婦進了汽車，車子開行後，我對佛氏說：「米爾頓，那位總書記懂經濟！」他毫不思索地回應：「不僅是懂，而且有深度。」我繼續說：「他說得那樣層次分明，似乎為了這次會談作過不少準備。」佛氏回答說：「不是的，他對中國的經濟問題一定是日思夜想，想了很久，所以談話時不用準備什麼。」車子裡靜了一陣。我再問：「基本上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吧？」佛氏回答說：「沒有。」又過了一陣，他的太太——本身是一位很好的經濟學者——說：「真的沒有。」


為什麼會談是歷史性

我一向認為，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是沒有能力改造社會的。所以在未見趙紫陽之前，在進早餐時，我對佛利民說，大家是過來人，知道自己無足輕重，沒有什麼偉大的使命感，我們所能做到的只不過是作一些經濟闡釋，介紹一些外地的經驗，讓執政的人多一點選擇。佛氏同意。但我又說：「不管怎樣，在適當的環境下，你與趙氏的會面可能是歷史性的。」他回答說：「你的樂觀性格又來了！」

他不明白我的意思。二百多年來，自史密斯以後，佛利民是倡導自由經濟的最有名氣的經濟學者，站於維護私營企業、自由選擇的一個極端上。趙紫陽呢？他是世界上最龐大的共產黨的總書記。兩雄相遇，若非觀點上無法接近，只要會面時彼此不是光說一些空泛而不著邊際的客套話，使談話有充實的內容，那會談就是歷史性的了。

在會談之前，佛利民和我花了四天的時間研討中國的體制改革及其所遇到的困難；我也向他解釋過什麼是「雙軌價格」、「承包合約」、「外匯調劑」、「鄉鎮企業」、「兩權分離」等等的概念與實際情況。我看過他改了又改的建議書，知道他要談的不是空泛之辭。只要趙氏能開心見誠，說得明白，使大家能將同意的與不同意的表達出來，就會在中國經改的歷史上寫下重要的一頁。


說是高手並不誇張

我不想在這裡詳盡地述說趙、佛二人的對話——將來有機會，我會小心地將資料整理的。一般報章的報道，是莫名其妙地將趙氏的言論「保守化」了。回港後，我曾提及趙氏的經濟學問絕不膚淺，可算是高手。這使一些朋友認為我是過於抬舉了他。他們認為沒有正式受過經濟學教育的人，怎會從經濟理論角度看經濟問題，而又可以及格的？

要澄清這一點，單舉一個例子就夠了。多年以來，重要的西方經濟學者都反對外匯管制，而在經驗上，外匯管制是百病叢生，沒有可取之處，得益者只不過是一些特權分子而已。近幾年來，中國專家們要維護匯管的言論，不外是什麼中國太窮、有什麼特別的情況、外人難以明白等等的老生常談，令人一聽就知道是毫無理論的信口雌黃。

在北京的會談中，趙紫陽所提出的暫時不應解除匯管的分析，是我所知道的維護匯管的諸多理論中，最有道理的了。雖然他的分析，可能因為過於簡短，說得不大清楚，但還是甲級的理論。

且讓我試以經濟學上比較精確的概念，來闡釋趙氏的匯管理論。雖然我這個闡釋不一定對，但我認為應該比旁聽者所筆錄的模糊不清的內容較為準確。

簡單地說，趙氏認為中國的物價，有一些是被管制的，有一些是不被管制的。這使管與不管的比對價格不「合理」——即西方所說的失了指導資源運用的重要功能。要是解除匯管，讓匯率自由浮動，那麼國內的不「合理」比對價格與國外的不管制的比對價格自由地配搭，那就可能導致應該進口的不進口，應該出口的不出口，擾亂了經濟的規律（尤其是在原料那方面的價格與供應），所以還是等中國的價格全部放開，使國內有可靠的比對價格後，才解除外匯管制。認為我過於抬舉趙氏的朋友，大概也會同意他是很有見地的吧？要不是我在一九八一年曾經想過類似的問題，我不會一聽就悟到他的含義的。

在我來說，雖然這理論高人一等，但我還是認為匯管是應該立刻解除的。（佛利民當時的回應，也是匯管要立刻解除，後來我恐怕他在當時不明白趙氏的含義，再和他研討，大家的觀點沒有分歧。）我認為要立刻解除匯管的原因有三。

第一，管制的價格不能自由地買到產品，究竟「合理」的價格是什麼我們無法知道。若匯管被解除了，加上沒有進出口管制，那麼有價格管制的產品，由於不易買到，肯定是進口的多，出口就非補貼不可。這樣一來，在價格管制中特權分子的圖利機會就大幅度地下降，因而迫使國內物價改革的速度加快。

第二，中國的匯率管制在目前往往是有名無實，只有像來自台灣的探親旅客那樣不明內裡，才會在深圳的關口排隊以公價兌換外匯券（多走一百公尺路，雙倍的人民幣舉手可得）。既然米已成炊，又何必以「多軌」的匯率來擾亂市場的訊息，使做生意的人用各種鬼鬼祟祟的辦法來炒灰市，增加了交易費用呢？

第三，匯管維護著外匯券的存在，一國兩幣，增加混淆，半點好處也沒有。

話雖如此，我們不能不承認趙紫陽的匯管理論確是一個有思想的理論，與以往我們常聽到的「托辭」大為不同。而在會談中，他的其它觀點也令人心折。

例如，我沒有聽到他說開放物價會導致通脹（雖然很多人認為他曾這樣說）。又例如，他建議的價格改革，壓制通脹、改革國營企業的制度，並無先後之分（中國經濟學者則有先後的紛爭），而是同樣的重要，要一起推行。在整個會談中，他顯然知道這三者息息相關，互相協助的基本經濟原理。西方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與趙氏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

我也很欣賞趙氏的坦率。他直言國營企業究竟誰屬是模糊不清的，因而肯定地指出，鄉鎮企業遠勝國營。他知道利率是應該超過通脹率，國營企業若因利率高昇而倒閉是件好事，但一下子大量倒閉，衝擊可能太大。他也直言憲法的通過與實施是兩回事。

是的，在整個會談中，趙紫陽的表現完全不像一個政客，而是一個學者。佛利民說他有教授的本質，是可圈可點的。


大同是客觀分析與實事求是的效果

在這次會談中，能聽到趙紫陽那樣開心見誠地、全面地、有系統而又清楚地分析中國的經濟改革，使我們耳目一新。但更重要的是：除了一些細節外，趙氏與佛氏大體上彼此沒有不同意的地方。雖然在會見之前我曾意識到可能會有這樣的效果，但達到了這一步，總是有點驚奇。要知道，這次會談內容充實，雙方沒有用上空泛之辭；趙氏也沒有提及什麼中國的特殊情況，什麼堅持，什麼外人不懂的中國國情之類的八股言論。趙佛二人的社會背景本來是各走極端的，但在各有內容的研討中沒有基本的衝突，這樣的會談應該是歷史上第一次吧。

佛利民未到中國之前，我曾在電話中跟他談及，經濟學者在科學發展上必有的紛爭，外人往往有所誤解；因此，他和我在中國會面時最好先將各自對中國的看法討論一下，互相瞭解，免得日後在中國的朋友面前，我們因為不明白彼此的意見而有了分歧，引起人們不必要的誤會。這個提議，他是贊成的。所以從上海到北京的四天行程中，我和佛氏談了很多有關中國的問題，互相有了基本的共識。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如下的六點：

第一，那所謂「資本主義」有很多種，其中不少是無可取之處的。例如國民黨在大陸時的「資本主義」，印度幾十年來的「資本主義」，我們就不敢恭維了。

第二，「社會主義」也有很多種，其中很多——像蘇聯的——也是一無可取，但真正為人民謀幸福的，使人民有保障的清楚權利而又讓他們自由選擇和競爭的，我們絕不反對。於是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實際上能夠施行的最佳「資本主義」，與實際上能夠施行的最佳的「社會主義」，在實質上是同一回事。在這一點上，佛利民認為不同「主義」的分別並不是排列在一條直線上而背道而馳的。他認為不同制度名稱其實是一個圈子：為社會——為人民——的自由與生活推行而又可行的制度，不管名稱是什麼，總會匯合在同一點上。

第三，關於中國的通貨膨脹，我們認為所有有關的言論都有很大的誤解。其中一些他和我都在不同的場合裡解釋過了。但比較詳細的分析，還是要讓我另寫文章加以澄清。

第四，「私有產權」的主旨是要有清楚界定的使用權，收入享受權，以及自由的轉讓權，而只要這三種權利存在，合股經營的也是私產。但所有權誰屬並不重要。中國所提倡的兩權分離（兩權，即所有權與經營權——後者包括私產的上述三種權利），是可行的，雖然會有增加一些交易費用的顧慮。佛利民不僅同意我提出的香港土地的所有權屬政府但仍然是私產的例子，也同意我提出的在美國借錢買汽車的例子——即法定車主是銀行，註冊車主是車輛的擁有者——因而建議中國可以將國營企業的資產淨值，折現為資本，作為是向國家借來的款項，付利息（或稱為稅）以外，政府就不再插手干預。這種「徹底承包」，具有私產的功能，因為私產其實是一種承包制度。

第五，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到了最重要的關頭。這改革弄得不好的話，可能會像南斯拉夫那樣，途中出現膠著狀態，退既不得，進也不能。佛氏也同意，假若中國的改革在途中被「膠著」的話，它不會變成南斯拉夫，而會變為印度。

第六，中國改革的癥結，是在於特權分子要維護他們的既得權益，而在實踐上，我們不知有什麼輕而易舉的辦法，能將這些特權買過來或順利地取締。

我和佛氏在這幾點上既然沒有分歧，那我就意會到在他與趙總書記會談時可能很融洽。但我沒有想到，在會談時，趙氏的表現竟是一位經濟學者的風範，坦白而誠懇，半句政客通常會說的話也沒有說。他提及通脹的困擾——但卻明白通脹不是由價格開放而引起的（佛氏只強調地指出，在管制下的低價是要包括其它代價的，所以並不低廉）；趙氏提出兩權（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方案（佛氏沒有反對）；趙氏提出國營企業的權利誰屬與模糊不清的問題（佛氏補充：即使不將國營企業私產化，起碼也要讓私營企業自由參與競爭）；趙氏也提出了股份制的推行（佛氏指出股權自由轉讓極重要）。趙氏沒有提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佛氏卻指出能使廣大民眾得益的制度，都是好的社會制度。「主義」一辭，大家都沒有提及。這可算是高手過招了。

二十多年來，我從未見過佛氏在辯論時不手起刀落，但這次會談他沒有這樣做。這個從來不畏權勢、不賣帳的人，很顯然是欣賞趙氏的經濟分析的。除了上述的一些補充外，佛氏曾作了一個重要的更正。當趙氏提出中國的投資與消費過高，需要降低一點，佛氏的回應是，只要投資與消費是從儲蓄而來的，不可能過高，但如果以印鈔的辦法來投資、來消費，就會引起通脹。這一點，趙氏看來是明白而同意的。

我反覆思量趙、佛二人在會談中彼此不同意的地方，似乎只是解除外匯管制的時間問題。佛氏認為解除外匯管制是首要之事，應立刻進行；趙氏認為要等到國內的價格全部放開後才解除匯管。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但很可惜，他們二人沒有多用點時間繼續在這問題上作深入的討論。其它有一些小異，例如趙氏沒有將工資包括在價格之內（物價與工資是要一起放開的）。而關於特權分子維護既得利益的重要困擾，雙方都沒有提出來討論，可能是因為這個問題不是一夕之間可以得到答案的。


結論

十年前，佛利民要和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在經濟上達到相近的觀點，是不能想像的。今天的大同小異，不難想像，但親身目見耳聞，還是令人詫異，感到高興。我認為趙氏與佛氏會談時不是各投對方之所好：他們的坦白與誠懇，溢於言表。趙氏的思想不是「走資」，而佛氏也並非改變了品性。他們之所以達到大同，是因為大家拋開口號，摒除成見，客觀地在中國的經改問題上探討。我不熟悉趙紫陽，不能對他的思想轉變（或沒有轉變）作判斷，但佛利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改觀是頗為明顯的。他不反對兩權分離，不千篇一律地維護「資本主義」，認為有創新的與私產異曲同「功」的「社會主義」他可以接受，也同意除了控制貨幣增長率之外，中國的通脹是需要其它的改革來協助的。

同樣重要的是，在會談中趙氏所支持的「公有制」，絕不是大鍋飯的那種「公有」，而是有清楚權利界定的公有。例如，香港或美國的上市公司是公有的，但股權的擁有者卻是私人。佛利民的「公有」觀點更為廣泛，他認為所有社會都是公有的，問題是權利應該怎樣界定而已。趙、佛二人之所以達到大同，大家對「公有」的不謀而合的認識，是重要的因素。

英諺說得好：明智的人，只要能明白對方，都會彼此同意的。可惜這會談的時間還不足夠，不能讓趙、佛二人在重要的匯管問題及其它較次要的「小異」上多作研討。

佛利民對趙紫陽欣賞，是無可置疑的。但佛氏擔心的是，在目前中國的政治氣候中，趙氏的經改精力若何不得而知。而一旦鄧小平不在，或趙氏下了台，中國的命運又怎樣了？

佛氏認為中國的體制改革是一個偉大的實驗，他寄以厚望。但他指出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共產黨的國家能成功地推行廣泛的基於私產而又自由的市場（所有權不管誰屬），因此，他對中國不能過於樂觀。他認為中國的改革若真能成功的話，那就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創舉了。作為一個美國人，為美國人的利益計，他希望中國能成功，因為中國沒有侵略他國的野心。

是的，不管大陸及香港的報章有數之不盡的報道，我認為佛利民的中國之行，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無足輕重的。不過，他的此行，關於經濟運作訊息的傳播是增加了的。中國人對他的誠意應該感佩，也應該讓他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認為是史無前例的成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