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通貨膨脹

今年九月十三日，我在上海的一個會議上宣讀了一篇題為《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中國體制改革的經驗》的文章（見九月十四日的《香港經濟日報》與《文匯報》，又見本書第二十三頁），自己認為寫得相當滿意，事前曾把該文的英語原稿寄給佛利民。因為在目前中國經改的最重要關頭上，他不遲不早地要到中國去，絕不可能預先知道中國如火如荼的新發展，所以希望他能在行前細讀我這篇文章，瞭解一下中國的情況，作一點準備。

大致上，佛利民很喜歡我文內的分析，但關於結論中我對中國通脹的觀點，他提出反對。我結論的那部分是這樣寫的：

「據報道說，中國人民幣每年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長率。但這樣的增長率，不應該是目前急速通脹的主要原因。中國有好幾個地區的實際國民收入增長率，超過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以往的自供自用的或以貨換貨的產品，目前已在市場以商品的形式成交了。這些發展，在官方發表的數字中是沒有的。

「話雖如此，將人民幣的增長率，控制在每年百分之十五左右，應該較為適當。但我認為中國的通脹還有如下的主要原因：在管制下，利率過低；政府壓制大有起色的私營財務公司；連大有名堂的外資銀行也不准在中國執行銀行本身的主要職務；國家的企業在提高價格的情況下，產品供應的增加不夠彈性。」

佛利民所反對的當然不是以上的引文第二段，而是第一段開首的兩句。我認為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是不足以為憂，他卻堅信這增長率與通脹惡化有決定性的關係，而這惡化會是中國經改的一個重要障礙。我當然同意貨幣的增長率對通脹有決定性，但他顯然不明白我那簡單的關於中國通脹的分析的含義，所以在中國的旅程中我們就反覆地談及這個問題。這樣，到了南京時，我們對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就有了一個共識，使我覺得我原文中上述那一段不需修改了，但補加一個詳盡的腳注卻是需要的。本文可算是那個腳注，其中有不少地方是得自佛氏的啟發的。


什麼是通貨膨脹？

一般人以為，通脹是指物價的廣泛上升。這個概念錯得離譜。假若我們明天從上起來，發覺所有物價、工資及自己所有的錢都上升了一倍，這完全不是通貨膨脹。這好比在一夜之間政府將一元改作二元，是一還是二，對我們的生活沒有影響，也不會影響我們的投資或消費行為，因此我們不會謀求什麼對策。物價在數字上是上升了，貨幣量在數字上是增加了，但什麼影響也沒有，這不算是通脹。

通脹的定義，一定是基於一個有時間性的通脹率，每年、每月或每一段時期內一般物價上升的一個百分率，而這個百分率不是一次過就停頓下來的。因此，通脹的概念就一定包含著人們對通脹率的預期。物價上升，若不引起人們對物價繼續上升的預期而作任何應變的策略，對經濟整體是沒有影響的。通脹是因為人民的預期而促成，使得物價的上升不僅是上升一次而止，而且由於人們謀求對策，促成了一個按時上升的通脹率。人們對通脹預期的形成不易，但形成了要他們改觀——終止那預期——更難。終止通脹預期的唯一辦法，就是壓制貨幣的增長率，使人們入不敷支，受一點痛苦，不能不要改變預期，因而改變超前消費的意向。

另一種的物價上升，也不算是通脹。那就是，物價在政府管制下，一旦放開了而上升，不是通脹。這是因為被管制的物價，不是真正的物價。物價被管制在市價之下，求過於供，人們或要排隊購物，或要用有價值的糧票，或要走後門、搞人事關係，又或者爭先恐後，打得頭破血流——這一切，都得付出代價——而這樣的代價是價格的一部分。解除了價格管制後，這些代價是不用付的。所以因解除價格管制而導致的以金錢表達的物價上升，只是政府統計數字上的上升而並非真正的上升。很不幸，政府的統計數字誤導了民眾。這樣，由於解除價格管制而引起的假的物價上升，可能使民眾認為通脹是真的那麼厲害，而增加了他們的通脹預期。

中國大陸最近大幅度地放開了一些市場價格——這放開是極為重要的——但這種並非真實的市場價格上升，佔有今年上升較速的通脹率的比重究竟是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了。


通貨膨脹率是高估了還是低估了？

我們實在不容易估計，今年大陸僅在八個月中就有百分之十九強的通脹率究竟是代表著什麼。在一方面，如上文所述，這數字似乎是包括了由市場價格開放而引起的金錢表達的物價上升，但其實這一部分並非通脹。另一方面，即使我們單以近幾年來沒有價格管制的物價來量度中國的通脹率，這也是肯定會歪曲了中國通脹的真實性。

在這後者的問題上，我向佛利民提出了一個他很欣賞的觀點。那就是以同樣的足以引起通脹的貨幣增長率，假若一部分的物價是被管制的，另一部分是自由浮動的，那麼浮動物價的通脹率肯定會高於所有物價都不管制的通脹率。這是因為在前者而言，貨幣增長的通脹壓力，會集中到不受管制的物價那方面去。趙紫陽說中國的物價大約一半被管制，一半是自由浮動的；假若在比重上也是各佔一半，那麼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貨幣增長率，就會造成足以令人頭痛的通脹。

佛利民不僅同意我這個分析，他跟著在兩次講話中就提出了一個以氣球為例的比喻：以管制一部分物價來壓制通脹，不僅毫無益處，而且會像氣球一樣，當你將手緊捏著氣球的一端，另一端就會特別地膨脹起來。

基於以上的原因，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是被歪曲了的。另一方面，官方的統計數字也可能出錯，低估了通脹率。這是因為這統計在目前還是很不完善，而政府當局應該是有低估通脹率的傾向。有了這樣、那樣的原因，我們實在難以肯定中國的真實通脹率究竟大概是多少。但無論怎樣說，以近來人民幣對外匯的黑市匯率大幅度地貶值（目前與港幣的黑市匯率，是一對一）來衡量，中國近來的通脹加速是無可置疑的。


貨幣增長以外的兩個通脹因素

通貨膨脹永遠都是貨幣增長率過高的後果。理論邏輯及事實的證據，不容許我們有其它結論。但在中國的情況來說，另有兩個促使通脹惡化的因素。

其一，是我以前提及過的：銀行的利率被管制在通脹率之下。目前，除了三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可作另議外，每年七、八厘的存款及貸款利率，不及通脹率的三分之一！在這情況下，市民當然少作存款的打算，而有超前消費的意向；另一方面，有人事關係（有特權）而能向銀行借到錢的，當然是借得越多越有利可圖。而一旦借到了錢，就必定急不及待地購物或花掉了。這些行為，會增加貨幣的轉動率（velocity），因而使通脹率增長。

其二，中國的市民一年多來接二連三的幾次搶購風潮，可不是因為通脹或物價開放而直接引起的。主要的搶購原因，是在通脹加速及價格管制的情況下，風聲鶴唳；而跟政府有關係的人士久不久就空穴來風，說什麼外匯券要被取締呀，人民幣快要貶值呀，什麼物價又快要增加呀等等，人們豈有不大炒特炒或搶購之理？這些或真或假的傳言，也是引起通脹預期的一個因素。

解除價格管制是應該無聲無息地一夜之間解除。物價上升了，使需求與供應平衡，哪會有人搶購？即使有些看不準的人還以為有利可圖，以為物價開放後還可以炒——例如不久前的花彫酒——他們會因為市價後來的下降而受到懲罰。


控制貨幣的增長率需要其它改革協助

貨幣的增長率對通脹起決定性的作用，是無可置疑的。不過，中國的情況與英、美、日及其它國家、地區不同，所以單是控制人民幣的增長率而不作其它有關的制度上的改革，通脹雖然可以壓制，但由於體制上的不協調，中國就要付出很大代價。

先舉國營企業為例吧。這些企業是需要政府支持的。它們也受到政府的諸多管核。政府若讓利息自由浮動（或大幅度上升），對通脹的控制當然大有幫助，但企業既然是國營的，要付高息的話，那就是要政府付高息，政府倘若不多貸一筆款項給企業來付利息，怎可以自圓其說？這也是說，國營企業若不私產化，要壓制人民幣的增長率，談何容易？又或者，政府如要減少國營企業的投資（據說最近已決定減少百分之二十），這準則又從何而決定？有利可圖的投資也要減少嗎？那是為什麼？強迫性的減少投資，使一些作好了計劃的國營企業失了預算，入不敷支，怎麼辦？

同樣重要的，是國營企業的生產在彈性上容易降，難以升。產品有彈性的增加，是協助減低通脹率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國營企業的不成氣候，會成為很大的負擔。

從樂觀那方面看，撇開政治的因素不談，中國要減低通脹率的話，比發達的國家容易得多。這是因為中國的體制還大有可改進之處，使生產增加是易如反掌的。解除了價格管制（如上文所說，這以金錢表達的價格上升，不是通脹），加上將國營企業私產化，使生產增加，通脹的壓制就遠為容易了。中國大陸目前所說的什麼先壓制通脹，跟著才慢慢地放開物價及改革國營企業的言論，是不明個中道理的。

再舉銀行的例子吧。中國大陸現有的銀行根本不推行銀行應有的運作功能。更令人頭痛的是，由於要維護本身的權力，政府不容許外來的或私營的銀行在大陸進行正常的商業活動。這樣做，對通脹的壓制就有害無益了。若容許私人的銀行自由決定利率，自由接受存款與選擇認為可以貸款的機構，那對通脹的壓制就一定大有好處。在一方面，私營銀行儲蓄利率的大幅度上升會鼓勵人們存款，減少超前消費的意向。另一方面，有利可圖的生產機構不會借貸無門；這可使生產增加。二者都有助於減低通脹的。

不過話說回來，假若私營的銀行真能立足而又不受到政府的諸多制肘，國營的銀行如不改革就非倒閉不可了。我以為中國的銀行權威是明白這點的。所以歸根究柢，中國改革的困難還是在於特權分子要維護自己的既得權益。所以我對佛利民說：「你的貨幣理論沒有錯，但中國的困難所在是特權反對私產化，單是控制貨幣的增長率，是要付出很大代價才能壓制通脹的。」這一點，他是同意的。但他沒有想到，一些中國的執政者似乎是以通脹為借口，把價格及體制改革的步伐放慢了！特權要維護特權的利益，又何患無辭呢？

最後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價格不僅包括利率與匯率，也包括工資。放開物價而不解除工資的管制當然是行不通的。由金錢表達的物價上升，物質補貼要下降，工資自由浮動是唯一減少動亂可能性的辦法。但企業若堅持為國有，開放後的工資從何而定？其它國家的國營經驗是工會林立，連手罷工的行為不脛而走。所以說來說去，將國營企業私產化是關鍵所在。


人民幣的增長率應該是多少

前文提及，人民幣的增長率，現在每年是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假若這個數字是對的話，那麼今年的近於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通脹率就不容易解釋了。我可以肯定，在我到過的大陸比較開放、私產企業比較盛行的地方，每年的實質收入增長率是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中國的官方統計低估了近幾年來的國民收入，是無可置疑的。一方面，個體戶盛行，而這些發達之家少報稅，統計部門就往往「忽略」了。另一方面，私營的零售業生意滔滔；其收入，官方的統計也是低估了的。

我向佛利民指出了這些足以炫耀但被低估了的進度，也指出有很多以前不在市場成交的產品，現在已成為商品，因此，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怎能說是大幅度地過高呢？這問題使他感到困擾。一個可能性是：發表的人民幣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增長率，是大大的低估了。他同意利率被管制而遠低於通脹率之下，是促長通脹的一個原因。他也同意物價開放後的物價上升並不是通脹，因而通脹率是被高估了。當然，這其中還有上文所提到的氣球的例子，及官方的言論有意或無意間促長了通脹的預期。

更重要的，是根據佛利民多年來的研究，一個在發展中的落後國家，只要推行私產制，那麼，貨幣的增長率，在發展中，是可以比國民收入增長率大一倍，而也不會引起通貨膨脹的！那就是說，假若中國真的能大刀闊斧地改革體制，每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民幣增長率絕不會是過高的。但他認為，中國人民對通脹的預期既然已成事實，立刻減低人民幣的增長率，是必須採取的措施。這一點，我沒有異議。


結論

通貨膨脹會妨礙中國的體制改革，是顯而易見的。但先行控制貨幣的增長率來壓制通脹而將其它改革押後，是劣著，因為這會使社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各方面的改革一定要並駕齊驅，越快越好。這些包括立刻開放所有市場價格與工資，盡快搞好產權結構，取消所有官方的壟斷權利，讓利率自由浮動及容許私營銀行參與競爭。從樂觀那方面看，因為中國還有那麼多可以改進的地方，生產的大幅度增加並不困難，所以對通脹壓制是應該遠比發達之邦容易得多。

中國的貨幣增長率，在目前是應該減低的。到了通脹得到控制而人民對通脹的預期有了改觀時，那麼，貨幣的增長率可以增加至國民收入增長率的一倍，還是可以接受的。但這一定要有其它改革的協助。到了經濟大有瞄頭時，再逐步把人民幣的增長率減低。

向來宣稱為人民謀福利的社會主義倡導者，是不應該以壓制通脹為借口，把價格及體制的改革推遲，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們也不應該散播謠言，惟恐天下不亂似的，有意或無意之間把人民對通脹的預期促長了。


二○○三年後記

此文發表後四年多，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指出中國通脹的根本問題不是貨幣量增長率高，而是特權借貸使幣量無法控制。該文（見《二十一世紀看中國的經濟革命》第一七五頁）得到很大的迴響。後來朱鎔基於九三年六月底接掌中央銀行，一年之內手起刀落，兩年之內成功地抑制特權借貸，鬼斧神工，到九五、九六年間中國的通脹變作通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