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

自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後，有好些讀者及朋友都問：趙紫陽怎樣了？中國的前途又怎樣了？我的例行答覆是，在複雜的政治上，我沒有水晶球，但從近幾年來趙氏的經濟政策那方面看，中國若沒有了他，經濟發展的前途就要打一個大折扣。

這是我有機會親聽趙總書記分析中國經改問題之前的事（以前我見過趙氏，但沒有聽過他大談經濟）。現在有幸聽到了，更是心折。關於我對趙氏的經濟分析的評價，已在《大同與小異》一文及回答《九十年代》雜誌的一個訪問談過了，這裡不再贅述。

在八八年九月十九日會見總書記的前幾天，我對佛利民說：「你和我都反對政府干預，對政客的言行一向都是批評的多，稱讚的少；但說真心話，考慮到趙氏的局限條件，幾年來在經濟政策上我實在找不到可以批評他的地方。不過，我恐怕會面時，他會說出政客所常用的那一套陳腔濫調來，使你聽得悶在心頭。」想不到，在會面時趙總書記的表現完全是一個學者的風範，令我如釋重負。

可是，在整個中國大陸的行程中，佛利民所遇到的幹部就遠為保守，談不上幾句就說中國情況怎樣特殊，西方的理論怎樣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外人怎樣難以明白，等等。到了香港，佛氏從英語刊物上讀到不少其它的北京言論，不知是真是假，但與趙氏的觀點大有不同。他顯得有點困擾。

佛氏離港的前一天，我們趕到深圳一行。他很欣賞深圳的發展。在回程中汽車外漆黑一片，大家知道明天要分手，經過了十七天的相聚，曲終人散，不知何日君再來，車內感到悵然。過了許久，佛利民太太說：「史提芬，明年夏天你一定要帶女兒到三潘市來看我們。」我漫應著，心中老是想著中國的問題。又過了許久，我終於忍不住說出心裡盤算了很久的話：「米爾頓，中國的經改困難不是不夠民主，而是不夠獨裁！」他回答說：「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是那麼想。」


明智的專政有利改革

差不多我所知的高手經濟學者，都同意仁慈而又明智的專政，是對社會經濟最有利的政治制度。困難的所在，是這樣的獨裁者就算是找到了，總不能長生不老，要是換了一個蠢材的暴君，怎麼辦？所以經濟學者都不反對公正嚴明而又有清楚約束界定的民主投票。我們都知道就算是最完善的投票制度，也漏洞百出，但不得已而求其次，好的投票制度還是維護自由的一個可靠保障。

在《也談學運》（見《再論中國》）一文中，我清楚地指出要改革一個制度，其困難自成一家，以投票的辦法來作決策肯定是不會有什麼上佳的效果。

中國的悲劇不始於文革，不始於大躍進，也不始於國民黨，而是差不多有二百年的歷史了。一個有先天智慧而又能刻苦耐勞的民族，怎可弄成這個樣子？面對中國的體制改革，在幾年前我就力排眾議，大膽地在《為一絲希望寫文章》（見《中國的前途》）的結論中寫道：「中國的希望不大，但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由於以上的原因，我的主張是孤注一擲，在民主改革與獨裁改革之間作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當然，目前的中國政制，說不上是民主，但很不幸，也算不上是獨裁。兩頭也不是的政制，讓你行一步你的，我行一步我的，將政策在什麼「全會」中交易，所得到的結果不東不西，不左不右，不倫不類，那豈不是印度之路了？是的，若說印度的制度名稱是什麼，都會有人不同意，但說那裡貪官污吏特多，貧富懸殊，民不聊生，就誰也不會有異議吧？


趙氏有綜合高見的本領

西方學者所常提及的仁慈獨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當然是指仁慈而又明智的。試想，仁慈的傻瓜專政，又怎可能會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仁慈、明智集於一身的政治家當然不易找，但從社會的角度看，假若二者不可兼得，取明智而不取仁慈也。這是由經濟學上的柏拉圖定律引申而來的一個含義：只要能有智慧把社會搞得欣欣向榮，國富民安，那麼就算獨裁者並不仁慈，他也會知道富有的社會對自己大有好處。

對於趙紫陽，我所知不深，所以無從判斷他是否仁慈，但他的明智是顯而易見的。我主要的證據，不是我在《大同與小異》那裡提及過他的思想清晰，分析問題有條不紊，而是他能從近幾年來我們常聽到對中國經改的、五花八門的建議中，擇其善者而從之，在幾方面的經濟問題上綜合起來，得到一個大致上沒有矛盾的配套。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方面他對經濟的整體要有深入的實際認識，另一方面他要能夠分辨重點及其可行性才做得到。

是的，作為一個經改的領導人，能懂得怎樣選擇建議與綜合，比任何其它因素重要。他不一定要有創見，不須要是一個理論家，也不必是一個邏輯高手。能懂得選擇與綜合是一種特別的才能，一個有創見的理論高手不一定具有的。這是說，我們不用吹毛求疵地衡量趙氏的經濟學問本領，但他顯然有上述的一種才能，那正是一個優秀的經改領導人不能或缺的。


郭伯偉與蔣經國的獨裁權力勝趙紫陽

說香港是一個經濟奇跡，沒有經濟學者會不同意。說台灣是半個經濟奇跡，同意的經濟學者會是不少的。但這些同樣是以中國人為主的地方，多年以來的經濟籌劃可不是由什麼投票取決，不是在什麼會議中你爭我讓，而是由近於獨裁者的決策者獨行獨斷。

香港戰後第一個有名的財政司郭伯偉，和跟著而來深受他影響的夏鼎基，比我所知的其它地區的財政司有更大的獨裁權力。他們（和後來的彭勵治）都有一條座右銘：「凡是政府不能肯定幹得比自由市場好的項目，政府都不干；最佳的政府不是要立什麼豐功偉績，而是能減少錯誤的決策。」說這些財政司是聰明才智之士，是說他們在一方面有自知之明，在另一方面能判斷什麼政府能做得比較好，什麼政府沒有信心做得好。話雖如此，他們也曾出錯，只是錯得比較少罷了。（我也認為，假若郭、夏二人昔日有再大一些的獨裁權力，香港的經濟政策會更好。）

郭伯偉與夏鼎基都懂得經濟學；彭勵治雖然不是經濟學者，但他是大好商人，在市場上身經百戰，不知其所以然也知其然的。比起來，台灣的蔣經國，對經濟及市場知識是應該大有不如的。但這個我曾經稱為是「天之驕子」的蔣家長子，顯然是具有相當不俗的判斷與綜合的能力。他的智囊眾多，得到的建議也應該是五花八門。要是他不懂得取捨，台灣哪會有今天的經濟成績？

我沒有足夠的數據將蔣經國的選擇能力與趙紫陽的相比。但以改革經濟的困難程度來衡量——考慮到訊息的不足，教條的約束，政治的困擾，不同地區的複雜——趙氏今天所面對的，顯然是比蔣氏昔日的困難得多。

蓋棺論定，我對蔣經國的評價很高。對還健在的鄧小平與趙紫陽，不管中國大陸將來的發展怎樣，我的評價也是高得很，這是因為十年前的中國經濟，與今天的不可同日而語。在人類的共產政制歷史中，從來沒產生過這樣的經驗。評價只能以成績作判斷，不能以言論為準則。觀乎此，高舉一下鄧、趙二人，將來的歷史學者是不會反對的吧？

很不幸，從中國大陸今天的政治氣候看，我們將來不一定有機會能將趙氏的能力與蔣經國的一較高下；但我仍認為適當的比較，是應該基於他們有差不多的獨裁改革的權力。

蔣經國將台灣的經濟搞得十之八、九，就推行投票選舉這個「民主」玩意，大有意思。香港的郭伯偉及後來的財政司把香港的經濟創造了奇跡，於是港人在今天也就大可奢侈一點，爭取些什麼直接選舉了。要是今天的趙紫陽像他們當年那樣擁有同樣或更大的獨裁權力，中國的普及投票也可以早來一點。要不然，像印度那樣的「民主」投票，投來投去也是民不聊生的。


結論

假若趙紫陽不在，或失卻了權力，中國的前途會怎樣了？差不多每位身在海外而又關心中國的朋友，都不約而同地提出這個問題。當然，中國近十年來在經濟中的快速進展，是不能全部歸功於鄧、趙二人的。鄧小平已年高八十四，將中國今後的經濟改革問題轉移到趙紫陽的身上，是很自然的。

我對這個問題的第一時間回答是：假若趙氏失卻了權力，那麼中國走印度之路似乎是難以避免的了——那就是，壟斷企業林立，管制叢生，貪污的權利按不同的壟斷及不同的管制劃分，官商勾結，富者大富，貧者極貧，等等。但從比較樂觀的那方面看，就算是趙紫陽作不得主，廣東及沿海地區以至溫州的發展，與上海及華中、華北等地區對比起來，也是成績懸殊，高下分明的；日後哪一方會受對方更大的影響還是未知之數。所以，中國的前途怎樣還難以下其定論。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即使趙紫陽長生不老，繼續擁有他以往八年所擁有的權力，中國不一定能衝破我在《私產化與特權利益的衝突》所說的那一關。他需要有足夠的獨裁權力去將既得利益的特權取締。

一九八一年，佛利民看到我對中國的推斷，認為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在今天，他承認我昔日的推斷準確之極；他也認為中國的進步是足以令人震驚的。也是在今天，他認為我還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

假若趙紫陽是個獨裁者，讓他擁有像蔣經國昔日那樣的權力而十年不斷，我是樂意在中國的前途問題上跟佛利民下一個大賭注的。


二○○三年後記

此文發表後引起了國內的「新權威主義」大辯論。不幸的是，香港的某些媒體大事宣揚，說我要「倒鄧保趙」。真是胡說八道，而更不幸的是牽涉到佛利民。一九八九年六月（七個多月後）的天安門事件導致趙老下台，其後北京好幾份內部文件「或明或暗」地以此文「間接或直接」地把趙老加之以罪。於今回顧，當時是中國開放後權力鬥爭最嚴重的時刻，我一介書生，竟然無端端地被捲進去。可幸北京的朋友知道我這個人，明白那是香港媒體搞出來的一點誤會。

是的，媒體有時比政治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