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四年前聽說他心臟病復發，動了第二次的手術後，我就想到美國去看看他。兩年多前，我在舊金山作一次關於中國經改的演講，赫然見到他精神奕奕地坐在面前，不禁喜出望外，幾乎連講辭也忘記了。後來在酒會上把酒言歡，談話中他關心中國，我卻關心他的健康。

今年初，知道他——佛利民——要在九月間到中國一行，也順道要來香港，便急不及待地給他一個電話，問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他說：「我答應了人家要在上海講一些話，此外其它一切，由你安排好了。」從那一天起，我就替他安排根本上難以照辦的事宜：按照他本人的意思，盡量減少應酬，但到後來應酬還是減少不了。

記得八年前，他太太的哥哥戴維德對我的一個朋友說，假若我能親自辦一次中國之行，親自介紹中國的情況，他也希望能參與此行。戴維德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首要人物，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怎會忘記他所說的呢？於是，三個月前，行程大致上安排好了，我打電話給戴維德，問他可否一起到中國去。回答說：「我老了（八十五歲），眼睛不行（近於失明），還能到什麼地方去呢？但米爾頓（佛利民）老當益壯，智力不減當年，他到中國後，回來可以把見聞告訴我嘛。」佛利民已年高七十六，還是智力超凡，但比起二十多年前我所認識的他，不可同日而語。

我是在九月十一日趕到上海的。在希爾頓酒店放下行李後，找到佛利民的房間號碼，接通了電話，他說：「史提芬，你馬上到我房間來，替我安排一個女孩子的事。」我跑到他的房間去，蘿絲（他的太太）赤腳相迎，他鄉遇故知，人生樂事也。房內這時坐著一個不知從哪裡來的中國女孩子，年紀二十歲出頭。佛利民說：「她要聽我明天的演講，但沒有入場證，你有辦法替她安排一下嗎？」我打趣地答道：「占美（會議的主事人）給了我『安排』大權，你不用擔心！」

我與那年青小姐交談之下，知道她是廈門大學的學生，正在翻譯佛利民的作品；她拿著僅有的一百多元人民幣，勇氣十足地隻身從廈門搭火車到上海來。這樣有上進心的青年，是中國的希望，我怎可以漠視呢？於是，在會議時我安排了她坐在第一行的正中座位，替她與佛利民一起拍了照，也堅持她接受我給她的回家旅費。後來，佛氏在復旦大學遇到不少同樣在學問上求知若渴的青年，而我在社會科學院的兩天講話期間，所遇到的青年也是如此。難怪佛氏說，中國的青年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了。很不幸，其後在北京，他和我遇到兩位從政的青年，老氣橫秋，毫無禮貌，說話沒有分寸，不知天高地厚。佛氏和我於是有所感歎：同樣是青年，只要一接近權勢，受到「黨」的垂青，就變得那樣不成氣候。

因為我要在社會科學院作十多小時的產權理論的講述，在上海時我與佛利民見面較少。但從九月十五日早上到二十九日他離開香港前，我們暢談的機會遠超二十年前在芝加哥時——雖然那時他的辦公室在我的隔鄰。

從上海到南京的三天旅程，是由一位馬小姐領路和招呼的。旅伴還有兩位與我同來的香港朋友。蘇州等地也派來了介紹地方情況的人。一行三部汽車中，我和佛利民及蘿絲同車；討論中國的經改問題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日夕不斷。

離開上海的前夕，在汪前市長宴請的聚會中，我接到了北京朋友經香港轉來的一個電話口訊，說他們希望佛利民在北京會見趙總書記時，能提交一份寫好的建議書。雖然佛氏與我都知道書生之見無足輕重，但恐怕面談時講述得不夠清楚，翻譯也可能出錯，就決定執筆了。此後一連數夜，佛氏在睡前起稿，日間在汽車上讀給我聽；我作了點反應，隔一天他又讀出新稿的內容。本來是賞心樂事的旅遊，也打算多看點路上的風光，但到後來還是被中國的經改問題佔了他絕大部分的時間。

從上海乘汽車到蘇州，約莫兩小時。抵蘇州近郊的昆山縣後，我們跟那裡的主事人談鄉鎮企業的發展；吃罷午餐，參觀當地的一間電子工廠和工人的俱樂部。佛氏很欣賞該縣的成績：在八年間居民的實質收入增加了兩倍半，總收入中由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農產品變為百分之九十是非農產品。他也很欣賞一些居民可以購買頗為不錯的房子（大約三百多元人民幣一平方英尺）。但對居民不能到銀行貸款買房子，工廠的工人不容易解雇，以及廠長的選擇和解雇的準則等等問題，則大有質疑之處了。

九月十五日下午到蘇州，參觀了有名的拙政園，與當地的執政者晚宴，研討了一些問題。其中不敢苟同的是：在座有些幹部堅持中國的報章報道不可能出錯，而我們則認為先進如美國的報章，報道常有錯漏，中國的又怎會萬無一失？爭論的起因，是一位幹部認為資本家解雇工人可以隨心所欲。他舉出不久前在報章上看到的一個例子。某中外合資的酒店解雇一名工人，理由是，這工人上班時不穿制服，而制服呢，資方（酒店）既不供給而在市場上又是買不到的。我們認為這故事不可靠：外資的經理人就是再蠢，也不會硬性地規定酒店工人要穿著當時無法得到的制服。

晚宴後，蘇州的市長到佛利民的酒店房間坐談。我問了一個問題：從城市財政收益那方面看，你（蘇州市長）認為市政府從企業承包合約中抽取利潤的收入多，還是政府不管企業的行政，而以抽稅的辦法較好——即哪種辦法，政府的收入較多？市長的回應，是抽稅對政府有利。我於是對佛利民說，看來地方政府是不會反對鄉鎮企業的私產化的。

在蘇州，我們也參觀了個體戶經營的成衣自由市場，陣容著實不錯。佛氏很高興，認為中國的進步是明顯的，比蘇聯及東歐的發展好得多。但他和蘿絲對中國的真正改觀，還是後來到深圳一行之後的事。雖然他明白深圳的驚人進度有賴於北京當局對它的特別寬容，間接地輸了一點血，也更靠香港的協助，不過，他還是認為：像深圳那樣的經濟奇跡，是大有瞄頭的經改效果。我對他說：「溫州、泉州、東莞、佛山等地區沒有深圳的高樓大廈，基本建設也見不得人，但你會更欣賞那些地區的發展。」蘿絲在旁聽著，說：「我們開始明白你對中國的判斷。」

從蘇州到無錫很順利，車行只不過個多小時。在途中談中國，下車買點紅菱，時間很快地過去了。無錫街道清潔，給人的印象很好。午餐之宴是佛利民與蘿絲認為是這次中國大陸行程中最值得欣賞的。在那家位於鬧市、名為「中國」的酒家裡，宴客的人顯然隆重其事，主人與酒家方面的招呼都體貼入微，禮貌周到，食桌上所用的大小器皿清潔而精緻，菜色既悅目也可口。

在午宴中，我們還是談及鄉鎮企業的事。無錫一帶是中國工業的一個重點發展區，宴請我們的人是管轄承包工業的主事人。在這裡，政府與工商業之間多設一個管轄機構，本應無可厚非，但我想，這個機構如果只可以分利潤，不可以抽稅，而稅制不改的話，那麼，在管轄上多了一個由於分利而非要多管一下不可的非私營機構，工業的前途就不能太樂觀了。

午餐後游太湖，佛利民還是和我談論中國的經濟問題，忽略了太湖的景色。但他在說，我在看。太湖果真名不虛傳，島嶼縈迴，水天一色，氣象萬千，使我想起王勃的《滕王閣序》，也想起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友人簡慶福在太湖所攝得的千帆並發的大場面作品，我會找一幀送給佛利民的。

從太湖返賓館的途中，我們參觀了無錫街上的一個自由市場——凡與「自由」二字有關的，佛氏都要看看。那裡的成衣自由市場跟蘇州的差不多，但當他看到個體戶的攤子上掛著一張牌照時，就追問這牌照是怎樣得來的。所得的答案是：牌照難求；申請要證明是失業呀，找不到工作呀，或搞人事關係，在台底下花一點錢等等，才能成事。後來在北京見到趙總書記時，也就提出了這個牌照的例子。

一位同行的朋友與佛利民相識了幾天後，不覺有所感歎。他見佛氏平易近人，笑口常開，往哪裡走都毫不介意，即使走在爛泥路上也若無其事，欣然而過的；而蘿絲用中國模式的廁所，竟然面不改容！諸如此類，夫婦倆從來不作怨言，又怎能不讚歎呢？一位世界上如此知名的學者，德高望重，多國的元首也曾倒履相迎的，怎會這樣平民化？招待我們的馬小姐，知道在中國大陸，任何事前的安排都可能出錯，一路提心吊膽，但見到佛利民夫婦對任何情況都談笑自若，攜著手東闖西闖，像好奇的小孩子般左問右問，也就由擔心而變得心悅誠服，對他倆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尊敬。

我自己呢？對佛利民是感佩的。正如後來在北京最後一晚的答謝宴上我所說的：他不是中國人，沒有欠中國什麼；他早已名揚四海，對聲名厭惡，不可能千山萬水到中國來求名；他的時間一刻千金，曾出版過美國全年最暢銷的非小說的書，所以也不可能到中國大陸來求利。那是為什麼？答案只有一個：他對中國有一點真誠的關心。

從無錫到南京，我們是坐火車去的。因為馬小姐要買軟席的車票，別無選擇，只好坐早晨七時零六分那班車去。後來知道賓館那個時刻不會有早餐供應，她慌忙在動身的前夕買了幾罐橙汁。而蘿絲則認為日間買到的香蕉大有用場，大家也就處之泰然。

十七日六時起床，六時三十分離開賓館。進了火車站後，送行的朋友走了；而一位同來的朋友要回到上海飛香港，也道別了。於是，在車站上的鐵軌旁，我們這時只剩下五個人：佛利民夫婦，馬小姐，我和另一位香港朋友。行李不少，沒有人協助，但還得走好幾百碼的路。火車還沒有來，我們不知道該向哪裡走才是上車的地方。馬小姐懂得無錫話，緊張地向人左打聽右打聽，而我和香港的朋友當然是盡量地拿著行李。佛利民夫婦也搶著幫忙。我想，他動過兩次心臟手術，是不應該讓他操勞的。但他堅持分工合作，雙手提著行李，向馬小姐所指的方向走去。

車軌兩旁的建築物破舊不堪，使我想起抗戰期間逃難時的情景。那時晨光熹微，只見車軌旁的月台上，三三兩兩地站著一些候車的旅客。霧相當大，但太陽的光還是穿霧而過。我拿著行李急行也趕不上佛利民夫婦，偶爾聽到馬小姐在後面的指導聲，在霧中淡淡的陽光下看到他夫婦的背影，那短短的身材彷彿變得越來越高了。一時間我想起少年時讀過的那篇朱自清所寫的好文章，不覺心酸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