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同

按：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此文宣讀於深圳舉行的「中國十年經濟改革的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上。



中國經濟改革十年的回顧，比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任何「十年回顧」有意義；又因為這經改大有瞄頭，「回顧」是賞心樂事也。在大學唸書時，我的一位教授——艾智仁（Armen A.Alchian）——曾經說過一句對我影響很深的話：「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意圖，來衡量的。」同樣，中國的經改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口號或什麼龐然大計，來衡量。從這一個實事求是的角度看，我們今天所回顧的十年，其成績一日千里。

中國文化中的優良傳統，不容許我對中國這十年的進度作更多的讚賞。另一方面，對中國在經改上所遇到的困難，對那些說不通的政策，特權分子要維護權益的困擾，以及中國會走上印度之路之可能性，我已經寫過好些篇文章加以評論。今天在這個有意義的聚會中，中國的傳統也不容許我不識時務地對中國的經改痛下批評。

贊也難時批也不易，那我應該說什麼話好呢？我前思後想，就決定在中國人的經濟思想的轉變上作一點分析。我想，這個選擇是最適合不過了。思想是抽像之物，雖然對經改有決定性的作用，但與事實有了距離，稱讚與批評都無傷大雅。在座諸君有不少是中國經改的智囊，可說群賢畢至。我是一個經濟學者，識英雄，重英雄，雖有不相識的，但早已神交。即使在思想上我要說的大家不同意，我們總會尊重「君子和而不同」這句話。


從思想開放說起

歷史學者都同意，知識或事實的經驗會改變人的思想，而思想的轉變會引起體制的改革。思想與行為相輔相成，而除非閉關自守，或政府大量地耗費資源來推行愚民政策，否則，人的思想是不容易壓制的。

事實及教條都可以誤導。昔日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胡作非為，會使很多人產生錯覺，以為那所謂「資本主義」一定就是那樣的。另一方面，沒有事實支持的教條主義，和空有熱情的口號，到頭來比不上一窮二白的現實更具說服力。

是的，十年來，中國人在思想上的開放與改進，在幅度上比經改的進度還要大。遠的不談，僅以十年前一般人認為是比較開放的孫冶方先生的經濟理論來說，在今天的中國經濟學者中，恐怕找不到幾個會不認為是過於教條化了。數星期前，我在上海的社會科學院作了大約十個小時的學術講座，所談的是最新的現代產權理論。在座的幾十人聽得很用心，而且他們提出的不少問題，都很深入。同一時間，佛利民（即弗裡德曼）在復旦大學演說，學生們提出的問題，精彩得把他嚇了一跳。其後佛利民在北京作演講，會上聽眾以紙張寫上問題，由我選擇給他回答。這些問題，比起佛氏後來在香港演說時人們提出而同樣由我選擇的問題，水平更高：北京那次選取意義較佳的問題作答，比香港那次的選取容易得多。

當然，我和佛利民在中國所遇到的聽眾，是中國的表表者，不能一般地下判斷。但十年前，提出那樣水平的問題是無法想像的。當然，在今天，我們在中國還聽到不少八股言論，老氣橫秋、大言不慚或觀點閉塞的仍然有的是。不過，思想頑固的人，世界上比比皆是，又豈獨中國為然？當然，我也明白，一些中國朋友，可能格於形勢，或職位所在，非說幾句八股不可。這也難怪，「文革」期間，一言可以傾家的恐怖，歷久猶新，我們不能過於苛求。不管我怎樣說，怎樣打折扣，中國人現在的思想開放是千真萬確的事。

事實有說服力，今天香港的所謂「資本主義」，並不怎樣可怕。從大陸到香港來做生意的朋友，知道賺錢不容易，要剝削工人，搾取「剩餘價值」，就更加難於上青天了。經濟學者很會開中國人的玩笑。亨利·喬治（三民主義的鼻祖）認定買地可以輕而易舉地發大財，但他自己卻沒有買，死時不名一文。馬克思發明了「剩餘價值」，但他自己卻沒有做生意，平生半點「剩餘」也沒有。

遠在七年前，我斷言只要鄧小平堅持門戶開放，外間——尤其是香港——的訊息就會對中國有莫大的影響力。話雖如此，我還認為中國人思想改進的速度，是超出我當時的估計的。


公有的現代化共識

幾年來，我用中文寫過近百篇關於中國體制改革的文章；可以說，中國的問題我是日想夜想地想了好幾年了。我不敢說我的文章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但中國的經驗卻影響了我的思想。我是從反對公有而變為不反對的！我大力推舉私有產權的制度——這觀點沒有變，但現在我認為私產與公有是沒有衝突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執政者要推行兩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這一點，在土地上，我從來沒有反對過。香港的「私家地」也是從政府租來的。兩年多前，我認為對於會貶值（折舊）的資產來說，兩權分離大有問題。但到了去年九月，我想起在美國向銀行借錢買汽車的例子，就改變了想法。汽車的所有權可以屬於銀行（或政府），但用車的車主卻是私人。我又想到：在歐洲的法律史上，所有權的產生是因羊群（可動產）被偷去而起；要物歸原主，所有權這個概念就被創造了。但在科學發達的今天，物歸原主是不需所有權來協助的。

在經濟學上，私有產權的定義包括使用權（嚴格地說，是決定如何使用——而不單是使用——的權利），收入享受權，以及自由轉讓權（亦即買賣權）。說起來，這是我在一九七○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內所下的定義（這也說明經濟學上的產權理論是一個很新的學說）。但我從來沒有指定私產要有私人的所有權。我也曾作解釋，只要私產所需的三種權利存在，合股（或實行股份制）經營的公司，既是公有，也是私產。

不要誤會，以為我在搞文字遊戲。我是研究法律經濟的。撇開合股的「公有」不談，私產的擁有者有否私人的所有權，在法理上有不同的含義與闡釋，因而導致不同的法律。舉土地為例吧。香港的土地沒有私人所有權，故此政府在收回土地作建築公路的用途時，就無需用上美國的土地徵用（eminent domain）法律。二者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在其它資產上，堅持所有權為國有，交易費用是比較大的。我認為中國不值得為了面子或政治上的需要，而使經濟的運作增加任何不必要的費用。但同時我也認為，只要政府不因擁有所有權而左管右管，這費用的增加是不足以為患的。

也不要以為我是出些什麼奇招怪著，把「社會主義」強下定義，將它的本質改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我實在不知道，而我也從來沒有聽到過什麼人——包括贊成社會主義的人——給我一個明確的定義。我不僅不知社會主義為何物，即使「資本主義」我也不知道。在經濟學上，「社會」是什麼很明確：凡是多過一個人的體制，是社會；「資本」是什麼也很明確：凡是可以導致生產收益的資產的市價，是資本。令人不明白所指的，是「主義」二字。「主義」不談也罷——在先進的國家，「主義」一辭往往是給人拿來說笑話的。但假若一定要談，我們不妨把它作為一個制度上的信念。那麼，認為私產是一個好的制度的信念，與認為以社會整體利益作為大前提是一個好的制度的信念，是不應該有衝突的。事實上，二百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主要的結論是私產制度與自由市場的運作，與社會整體的最佳利益是一致的。

很不幸，不少人認為國民黨在大陸時的制度，或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地的腐敗制度，是「資本主義」的典型，正如不少人也認為大鍋飯、鐵飯碗、政府免費供應福利，是「社會主義」的典型。這些是淺見。從私人利益的角度推廣社會的利益，或從社會利益的角度針對私人的利益，二者是可以匯合在一點上，沒有分歧。但這可能的匯合，是要基於一個有明確權利界定的制度上。可惜的是，產權經濟學的興起，只不過是二十多年來的事，而對產權理論沒有認識的人，本領再高也不可能將私人的出發點與社會利益的出發點，以權利界定的辦法使它們在途中匯合。不明白產權的重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就糊里糊塗地被認為是各走極端了。


從一個圈子看大同

近幾年來，與中國朋友研討或閱讀大陸的言論，或最近聽到了趙紫陽的一席話，我都得到如下的結論。中國的新思想很一致：反對大鍋飯、反對鐵飯碗、反對模糊不清的權利界定。他們不反對的也很一致：不反對私營者自作決策，自負盈虧；不反對一個人自享勤勞所得；也不反對自由市場的競爭與運作——因而逐漸不反對資產買賣。那是說，私有產權這個名稱可能被反對，但這個權利制度的本質他們是不反對的。他們也不反對企業股份化；那是說，集體企業的私產化是可以接受的——雖然「私」字當頭，不大雅聽，有人反對，但這只不過是名稱上的顧慮罷了。

在實質上，我與中國的執政者的唯一不同觀點，是兩極分化的問題。但這個觀點上的不同，可能是一個誤解。印度因官商壟斷而產生的兩極分化，我反對；國民黨在大陸時由弱肉強食而引起的兩極分化，我也反對。然而，在權利有清楚的界定的情形下，因本領不同或際遇不同而引起的兩極分化，我是贊成的——若不容許這種分化，人怎會拚命干，怎會去冒風險作投資？話得說回來，權利有清楚界定的兩極分化，絕大部分人是在兩極之間。另一方面，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沒有一個有社會道德的經濟學者，會反對去救濟那些真的需要物質幫助的人。困難是，這些錢一經政府的手，就算不致泥牛入海，能落到極需要救濟的人的手中的，打一個大折扣是很普遍的事了。

經濟學上有一怪論，叫作「賀泰倫怪論」（Hotelling Paradox）。賀泰倫是一個經濟理論高手，在四十年代提出了如下一個奇怪的論點。在一條直而長的街道上，居民分佈平均，兩家賣食品的商店在這街道上競爭。從交通上便利顧客的角度看，這兩家商店所設的位置，本應一家是靠近街頭的四分之一，一家是靠近街尾的四分之一。但因為兩家要爭取顧客，他們都爭取向街道的中央移動過去，直至兩家商店匯合在街道的正中為止。這樣，顧客的交通費用便增加了。

最近佛利民到中國時，我陪著他十多天，不斷地討論上文所談及的制度問題。無論我們怎樣翻來覆去，怎樣給「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下定義，在來來去去中，我們還是覺得：不管名稱是什麼，上佳的制度是會匯合在同一點上。我打趣說，這是賀泰倫怪論嗎？

七十六歲的佛氏，果然寶刀未老，說：「不同的制度不是排列在一條直線上，而是排列在一個圈子的在線。」高手之見，果然不凡。我們於是同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各有多種，而二者各選其最佳的，是會匯合於圈子在線的同一點。佛氏離港返美後，我從這「圈子」開始，再往深一層次想下去，發覺這兩個「主義」還有另一點大同：最腐敗的「資本主義」與最腐敗的「社會主義」，也會匯合在圈子線的同一點上——不過是在圈子的另一端。如此類推，圈子在線餘下來的還有兩點是各走極端，我毫不猶豫地把大鍋飯的「社會主義」放在一端，把抽取重稅來擴大政府機構的「資本主義」放在另一端。於是，整個圈子都佈滿著大同、大異、小同、小異的制度了。


結論

在今日中國只爭朝夕的時刻，我們應該摒除成見，論大同，修小異。二百年來，中國差不多在我所說的制度圈子的任何一點上走過了：有關的經驗都使人難過！唯一沒有嘗試過的，是圈子的至善點。經驗可貴，但在回顧時，我們毋須妄自菲薄。中國十年來的經濟改革是朝著這至善點的方向，往前走去，能達到那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既然可以大同，那我們就不必再有「主義」之爭。清楚的權利界定與自由的市場競爭，是千真萬確的最佳發展之道。既然中國的執政者不反對這兩大方向，那又何必管它是什麼「主義」，把經濟改革大膽而又實事求是地推行就是了。


一九八九年後記

中國經濟改革十年期間，我對其中改革發展的研究，已有八年日子了。能獲取這種可貴的經驗，是一個經濟學者難得的際遇。雖然在這八年中因工作所限，我不能全力以赴，但總覺得在中國的問題上我曾老老實實地下過功夫，於心無愧。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中國這次舉辦「十年回顧」的研討會很有意義，我寫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大同》一文，並藉此來收筆，是挺有意思的吧。我說「收筆」，不是「封筆」。中國的前途問題我有機會還會寫，但不會這樣集中地下筆了。不少其它應寫的文章，該辦的事，我是應該多加顧及的。

研究中國經濟，香港是最理想的地點了。六年多來，我差不多每天都得到大陸各地的有關信息。我很感謝赴大陸經商的多位朋友所提供的數據。更感謝大陸朋友及政府機構的不斷幫忙。而我自己也盡可能到大陸各地跑，作一些親歷其境的體會，已不下百次了。可以說，我不容易相信我對中國經濟整體的認識會比任何人少。單是這一點，中國對訊息的開放是可以肯定的。

屈指一算，一年來我發表了的文章，足夠出版兩本書。一本定名為《三岸情懷》因為除有關中國外，書內的文章也涉及香港及台灣的事。這些文章落筆比較輕鬆，比較「放」，有不少是散文、隨筆風格的，所以大致上比較容易讀。

另一本較薄的書，收集的文章比較認真，書名也就認真起來，叫作《存亡之秋》。這書是關於中國經改到了今天的重要關頭，進既不易，退更艱難，難道中國會成為印度了？印度之路是走向亡國之途。

要是這兩本書能如期出版，那麼四年多來我算是出版了五本中文著作。這是不足以炫耀的。值得欣慰的是：在這期間我「發明」了將經濟論文放開來寫！無論是古典詩、文的辭句呀，廣東話的俗語呀，白話的散文體呀，我都隨著意之所之，照用可也。而其中有關「兒女情懷」的事，我也大可書而論之，與經濟分析配搭起來，有時一揮而就，渾然一體，自覺寫來暢快。

作者寫得暢快的，讀者讀來也應該有同感吧。可以說，這種放開來寫的經濟學論文，在我是一種創新的嘗試。要不是讀者們「擊節讚賞」，我膽子再大也不敢如此創新。所以在感謝讀者之餘，我希望同行的學者也來過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