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三大因素（佛利民在北京講話，張五常整理）

前言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上午，在會見趙紫陽的同一天，佛利民在北京科學會堂作了一次關於市場運作的演講。赴會者二百餘人，座無虛設，高朋滿座（站著聽的多的是）。因為預料慕名而來的聽眾必定多，主辦機構就只能有選擇地邀請工商界及學術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以王羲之所說的「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來形容那次盛會，是很適當的。

佛利民講話時沒有講稿在手，是很隨便的演講了。實時翻譯的人是香港的周安橋——周兄見義勇為，從老遠專程而來拔刀相助，我與佛利民要在此表示謝忱。演講後，聽眾踴躍發問，但因時間所限，我只好代為「終止」了。

五十年代，佛利民是最出色的價格理論家，對市場運作的認識無出其右。但由五十年代末期至今天，他的學術興趣卻放在貨幣理論那方面。不少經濟學者——包括我自己在內——認為他這份興趣的轉移，是經濟學上的一大損失。價格理論比貨幣理論更重要，而像佛利民那樣百年僅見的天才，怎可以讓他放棄價格理論的研究呢？當然，貨幣理論是關乎通貨膨脹及失業等眾所關心的問題，對佛氏聲望的普及是大有幫助的。聲望的普及，增加了他對執政者的影響力。這是世界之幸。但從學術那方面看，佛氏不繼續在價格理論上多下功夫，經濟學整體的解釋能力就得不償失了。

也許這是我個人之見吧。但在這裡我特別提及這些，是因為從六十年代初期起，產權理論的崛起使價格理論發揚光大。到今天，我們對產權及市場的認識，與五十年代時不可同日而言。在這個重要的發展中，佛利民忙於貨幣量的辯論，對產權理論是很少觸及的。這不是說他對產權毫無認識：產權理論中最重要的是高斯定律；當年（一九六○）在戴維德家裡，一天飯後，多個高手反對高斯而將這定律迫出來的一剎那，佛利民是一個重要的功臣！高斯在十多年後對我說，如果沒有當時在場的佛利民——從反對到同意而至協助——他自己不會把問題想得那樣清楚、透徹。

我舊事重提，是因為在這次北京講話中，佛氏所指出的「自由、私有、市場」的繁榮三大因素，在比較新的產權理論的概念裡，只不過是一個合併的因素而已；那就是：私有產權。自由的定義不簡單，而在不同的產權制度下有不同的自由。這一點，我在其它文章內是解釋過的。在私有產權下的自由，是指在個人權利有明確界定的情況下，因為有了保障而不會受到其它的「自由」侵犯或侵佔。至於「市場」，則高斯定律解釋得很清楚：私有產權是個人在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

在六、七十年代時我曾在幾篇文章內詳細解釋過，私有產權一定要有私人的使用權（包括決定使用的權利）、自由的轉讓權，與私人收入的享受權。這三項權利若缺少一樣，私有產權的定義就不容易成立了。左管右管的政策，削弱了私產的收入享受權與轉讓權，真正的私產制就談不上了。可以說，只要有明確的私有產權的界定與保障，「自由」與「市場」是不用再提的。

佛利民在北京的講話，顯然是用上比較舊的「私有」概念。話雖如此，我仍認為佛氏將「私有」分為「自由、私有、市場」是比較通俗而令人容易明白的。他和我的觀點不同，只不過是表面而並非實質上的事。他的不夠嚴謹的「私有」概念，一分為「三」的申述，為了要使一般聽眾明白，是高明之著。

佛氏的北京演講有錄音，本文是由朱茜斌根據錄音帶整理出初稿，經王深泉修改，最後由我修訂的。

——張五常（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



最近在上海所作的報告裡，我承接了一九八○年到中國訪問時所談過的有關市場運作的問題，提出了較為具體的討論。我的報告特別強調在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容許下，廣泛地使用自由私有的市場。

「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單單使用「市場」並不足夠：任何國家，不論富庶或貧窮的，都在使用它。只有「私有市場」也是不足夠的，例如：印度雖然有一個相當龐大的私有市場，但人民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並沒有多大的改善。同樣地，一般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也使用私有市場，但它們非常落後貧窮。

最關鍵的是，要擁有一個自由競爭的私有市場。在歷史上，我找不到任何例子、任何國家或任何地方，在沒有「自由競爭的私有市場」的環境下，能夠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市場而言，每個國家都或多或少地混合著政府與私人的活動，而那些在經濟上有卓越成就的國家，競爭性的私有活動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這裡，讓我討論一下對中國目前非常重要的兩個問題：通貨膨脹和雙軌價格制度。無論從歷史或個人的經驗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通脹給社會帶來很大的破壞。控制通脹似乎是當務之急。但我們必須弄清楚，怎樣才能控制通脹。很多國家以為控制通脹就要控制某些價格。這個方法用了一次又一次，但從未成功過。一千六百年前的羅馬帝國，以及近代的巴西、阿根廷等，都先後採用過這方法，但都難逃失敗的厄運。通過控制某些價格來控制通脹就等於夾著氣球的某一邊，這只能迫使空氣走向另一邊罷了。同樣地，壓低某些商品的價格只能迫使其它商品的價格承受更大的壓力。我們必須分辨整體的價格與相對的個別價格。

在任何地方，通貨膨脹都是一個貨幣現象。這通常是由過多貨幣流通量所造成的。對中國的情況來說，通脹是因為鈔票過多。由於中國的經濟不斷地發展，銀行存款與支票使用已逐漸通行。因此，在中國「貨幣」這個概念將來會有所改變；但在目前，貨幣一般還是指鈔票。然而，指出通脹是印製鈔票過多的後果，僅僅是這個問題答案的序幕。我們必須要問：為什麼有這麼多鈔票發行？而又應該怎樣控制鈔票的流通量？據我所瞭解，目前中國鈔票過多，是由下述兩個因素造成的：用印製鈔票去填補大部分的赤字；人民銀行和屬下分行貸放過多的款項給國營企業。為了控制通脹，首先要限制用印製鈔票來填補赤字，以及限制給國營企業的貸款。問題不在於過多的投資而在於過多的貨幣。

如果中國的利率能容許在市場裡自由浮動，使之高於通脹率，這對解決問題會有莫大的幫助。據我所知，現在付給儲蓄者的利率是遠低於通脹率的，那就是實際上人民要倒貼才能享有存款的權利。這當然會阻礙儲蓄的意向。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夠在低於通脹的利率下借錢，這就會鼓勵浪費投資的資源。

放寬價格本身並不會引起通脹的問題。由於放寬而導致個別價格的上升並非通脹；正相反，它卻能幫助控制通脹。我們必須分辨統計學家所製造的數字和真正的事實。如果某些價格是人為的偏低，而有關的物品我們又不能買得到的話，這不是真正的便宜；如果某些價格是過於偏低，但要排上五個小時「隊」才能買得到的話，這也不是真正的便宜。另一方面，如果價格是自由市場的價格而我又能買得到的，這才算是真價——即使價格比統計出來的報告為高。

我有兩個外國的例子，對今天的中國特別有啟發性。其一，是日本在七十年代早期的經驗。通脹率和貨幣增長率同是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七三年，政府決定大幅度削減貨幣增長率，但並沒有控制物價和工資。不出幾年，通脹率不但大大下降，也為日本過去十五年的超卓發展打好了基礎。

另一個反面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德國。一九四七年，德國由英、美、法盟軍統治；物價和工資因管制而偏低。結果是店舖的貨品被人搶購一空，求過於供，這樣，發行過多的鈔票就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鈔票變得不值錢，煙酒便成了鈔票的代替品。一九四八年的一個星期日，當放寬價格和工資的宣佈從收音機傳出後，這消息果然生效，為德國帶來奇跡般的轉變。商店再度照常營業，人們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通脹也因貨幣管制而銷聲匿了。

這些例子同時帶出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雙軌價格。眾所周知，在中國，同一商品往往會有不同的價格。在我來看，這個問題與外匯有莫大的關係。雙軌價格對貪污舞弊和低效率，似乎是一份公開的「邀請」（或誘惑）。我這種想法是始於三十多年前我當印度財政部長的顧問。在那段日子裡，我深深體會到：給意見往往比接受意見來得容易。當時，我向印度的財政部長提議放寬外匯管制並容許匯率在公開的外匯市場浮動。但很可惜，他們並沒有採納我的意見。我相信：實施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制度，是導致印度普遍的貪污，和民生四十年來停滯不前的主要因素。

在任何一個有外匯管制的國家，無論是印度、阿根廷，還是巴西、墨西哥，最快捷的致富辦法，莫過於從政府那裡拿到外匯許可證。這是很有效的途徑——它使財富集中於一小撮人身上而令大多數人捱窮。外匯管制往往導致灰市、黑市、黃市的湧現。除此之外，外匯管制更會剝削了國家對外的競爭力。有些商品的匯率過高而有些商品的匯率過低。這對什麼應該生產，什麼不應該生產，什麼應該進口，什麼不應該進口都造成了錯誤的訊息。

我記得有一次參觀印度的一家紡織廠，那裡裝置了最先進的機器；但對於印度數以千萬計的人口來說，勞工密集的生產方式似乎更為合理。我問廠主：為什麼要用那麼昂貴、先進的機器？他的回答是，因為他能拿到進口許可證和極低的匯率，所以那批機器可說是「價廉物美」！對他來說，的確是「便宜」，但國家所付的代價卻相當大了。

雙軌價格制度若套用在其它商品上，後果也是同樣不堪設想的。一位復旦大學的教授曾告訴我，他每月的收入是人民幣二百元，而他只不過花四塊錢在租金上。一個面積相當的居住單位，人民幣四元是驚人的便宜。無可否認，倘若他的收入能在更高的水平上而租金又能升至市場價格的話，情況會好一點，起碼會減少通脹的問題。這也是我強調你們必須把通脹問題與個別價格問題分辨清楚的緣故。通過提高效率、增加生產、放寬價格的辦法，不但不會導致通脹，還會幫助解決通脹的問題。

最後，讓我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為什麼要在各方面都邁向更大的市場？在俄國大革命之前七十五年，甚至中國解放之前四十年，任何一個才智之士，都可能相信中央統一的制度要比一個看來毫無秩序的市場制度事半功倍。但是今天，這種想法已很難被人民所接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中央經濟計劃的道路上獲得繁榮的果實。這些國家也許能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就，但在改善人民生活那方面，比起那些依賴自由競爭市場的國家，卻望塵莫及。這解釋了為什麼當今世界各地捲起了提倡以市場運作取代中央控制的學術熱潮。這也是為什麼美國、英國，甚至波蘭、匈牙利都不斷地轉變。無論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私有產權的蔓延。

一位復旦大學的學生曾經問過我以下的問題：一個像美國那樣富裕的國家也許容納得起大量私有企業，但一個貧窮的國家能負擔得起這樣的「奢侈」嗎？我告訴他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十九世紀初期，美國的水平類似目前中國的水平時，只有一個規模很小的政府；當時無論聯邦政府，州立政府，或地區政府，它們各自的總支出都不超過國民收入的一成——這種情況，除世界大戰期間外，一直維持至一九二九年。十九世紀的英國如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亦如是。一個國家要真正富有之後才能負擔得起政府的揮霍。

我認為，如果美國政府在十九世紀初期時就開始搞大政府，開始揮霍，它可能是中國的翻版。中國很幸運，因為有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以及日本等隨手可得的例子以作參考。這些國家、地區能夠在短短的三十年間達到西方花二百年的功夫才能獲得的成就。它們懂得利用西方所發展的科技、工業、通訊設施和管理方法，因而大大地縮短了發展的時間。中國如今有這樣的好機會去倣傚這些成功例子，我衷心祝福你們成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