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酒醉鞭名馬

我是個失敗過很多次的人。失敗本來是一件痛苦的事，然而，這痛苦很短暫，過不了多久又再次嘗試。對我來說，勝利的歡欣比失敗的痛苦遠為持久，所以雖然敗多勝少，但在心底裡老是覺得自己是個優勝者。

這可能是天生的品性吧。我的兒子跟我一樣，對失敗處之泰然，不斷嘗試。記得八二年回港後，我建議兒子以考試的辦法進入本地的中學。我到一間頗有名望的學校去查詢有關入學的資格，校長很客氣，說我的兒子在美國長大，英語不用考了，但數學要考。然後他拿一份數學試題的實例給我看，我一看就知道兒子不可能及格。美國小學所教的數學是理論，不是數學問題的解答，所以香港初中的數學比美國的深得多，而我見到的試題大都是兒子從未學過的。

回到家裡，對兒子說：「明天你要考數學——但不用準備了，你是不可能及格的。」他沒有回應。到了凌晨四時，我見到他的房間有燈光，跑進去看看。原來他正拿一本美國小學的數學課本在溫習。我百感交集，憐惜地說：「我不是說過準備也沒用嗎？那些數學你根本沒有學過，怎可以在幾個小時內修補呢？」他說：「我也知道沒有用，但不想使你失望。」後來十題中他只懂三題，一敗塗地。晚飯後，兒子跑進我的書房裡，坐在旁邊，問：「爸，你對我很失望吧。」我莊重地回答：「怎可以這樣說？你多長大一天，我對你的期望就多一點，怎會因為你考試考得不好就改變了主意？」

是的，克服困難的勝利使我有滿足感。但每逢比賽、考試、研究——這些都是競爭——我要勝的是事物的本身而不是對手。例如下棋吧，我要爭取的是一局好棋，走幾步神來之，對手是誰，名氣大小，都不重要。搞攝影，我希望獲得的是一些雋永之作，至於我是否比其它攝影者高明，倒無關重要。他人下了一局好棋，或拍得一幀佳作，我愛之如己出也。讀大學時考試，我追求完美而有新意的答案，積分如何不介於懷。在課室上發問，我尋求的是一些新的角度，不管同學們怎樣想。作研究，所得的結論要使自己有滿足感。前輩或同行中的競爭者的結論如何，對我是很少影響的。

這種對事而不對人的競爭，勝與敗的最後評判者還是我自己。例如，作學生時一篇文章獲頭獎，但我認為是二流貨色，很失敗，就不能不尷尬地寫信去取消獎狀。另一方面，這樣為勝「事」而競爭，會使人覺得我喜歡獨斷獨行，「一士諤諤」，有時甚至如醉酒步行，難以捉摸。這不是因為我故作神秘，而是因為對事不對人，使誤會者覺得我是把他們輕視了。有某些自以為在跟我競爭的人，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對事的競爭，取勝絕不會比對人的容易，而二者的勝負分佈也有不同。譬如下棋吧。我與棋王或普通棋手下棋，勝負的機會相差不很遠。不管對手是誰，但求棋走得瀟灑，妙迷人而過癮，往往給低手難倒了。但假若勝了棋王，而自覺下得平平無奇，我是會感到失敗的。

這樣的對事競爭，會使一些勝了我的人奔走相告，但名家卻往往招架不住。在學術上，不少大師級的人物給我無意識地、不經意地「殺」下馬來。本來是令人尷尬的行為，在美國的教育環境中，竟然得到不少大師的鼓勵，花更多時間來教我。上赫舒拉發的課，我腦子集中在分析上，往往在無意間「逼」他將分析修改。被傳統接受了近二百年的佃農理論，因為我要解釋一些中國農業的現象，就把這理論全盤推翻了。高斯為了盛極一時的「界外效益」理論不明所指，而說出他的迷惑，這一提點，使我有所領悟而證明根本沒有「界外效益」這一回事。某些大師以為我有意針對他們，其實我對他們很敬佩，但老是提不起勁去細讀他們所寫的關於「界外效益」的文章。

我的興趣很廣泛。因為要勝事而無意識地把名家「殺」下馬來的例子，在經濟學之外還有五、六樣玩意。

郁達夫的詩瀟灑絕倫，記得其中某首有一聯如下：「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名馬我是鞭過的。雖然在鞭時沒有喝酒，但也像醉酒那樣，不知馬是誰的，無意識地鞭下去。至於美人呢？她們畢竟是人而非事物，可不是我競爭的對象了。

＊ ＊ ＊

寫好了以上的文章，我好奇地重讀郁達夫那首詩，發覺竟然適用於今日的中國，不勝感慨！但那差不多是六十年前所寫的了。在這漫長的風風雨雨的日子裡，炎黃子孫沒有一天不遭受折磨，以致昔日的豪情煙消雲散。我認為郁前輩所發的瀟灑牢騷，在今天中國大陸沒有誰再可以發出來。茲錄全詩如下：

不是尊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
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菩提本無樹

張五常是怎樣的一個人，相熟的與不相熟的都有些話可說。這個怪現象我難以解釋。雖然我很少注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但從朋友口中還是時有所聞。這些評價當然有好有壞。我沒有作過統計，但下意識地對不好的評價我忘記得很快。於是，我很容易地覺得比毛澤東的功、過七三開高一點。對胡耀邦所主張的八二開——八褒二貶——也就接受了。關心我的朋友似乎也有類似的估計。

本來，八二開是很好的成績了。沒有誰考試獲得八十分會大歎倒霉的。問題是，他人對我的評價，無論是八之褒或二之貶，都言過其實。我既非超人，也非敗類，但為什麼從來沒有得到「中庸」的評價？得不到的永遠都覺得特別珍貴。中庸的朋友羨慕我，而我卻衷心羨慕他們。我又想，「中庸」是美德，但卻非新聞，是不容易招惹評論的。既然人們看我都從兩端看，言過其實是免不了的吧。

說起來，他人喜歡把我作為話題，已不是今天或二、三十年來的事了。從我兩歲多稍懂事的那天起，我就有這個感受，而我自己從來都沒有刻意地引人注意的。一些童年時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一九三八年初，母親在西灣河的奧背龍村建石屋。她要「監工」，希望屋子建得如她所願，就把我帶到地盤上。我坐在一塊石頭上看工人搓水泥，好奇地點數英泥、水與沙的份量，有規律地二三二三地數起來。突然間見工人少用了一鏟沙（不照規律），就急不及待地指著工人大哭起來了。母親說：「阿常又搞什麼鬼呀？」姐姐們應聲附和：「又是阿常！」自此以後，無論家中發生什麼事，「阿常，阿常」之聲不絕於耳。

三歲到鄰家讀幼兒園，教師是一位吳姑娘，人長得美，脾氣好得出奇。學生只有三個。我年紀最小，每次背誦課文時都是由其它兩個同學先背，輪到我，即使背不出，吳姑娘也總是一笑置之。有一次背書時間到了，同學又照例地先背，我提出反對，堅持非先背不可。吳姑娘當然順我意，讓我先背。但我根本不知道背什麼，一句也背不出來。吳姑娘於是問：「那你為什麼要爭著先背呀？」我回答說：「我說要先背，可沒有說我背得出來的。」數十年後，吳姑娘老了，還提及這件事。

諸如此類的例子，每隔幾天都會發生。家人見慣了，不覺得什麼，但見不慣的外人就不免要多說幾句。抗戰期間在廣西，戰後在佛山，解放後在香港的灣仔書院與皇仁中學，五七年到多倫多，五九年到洛杉磯，六七年到芝加哥，六九年到西雅圖，八二年回港，其經歷也大約如是。年紀大了，經驗不同，感受不同，觀點不同，但童心未泯，好奇心從來未離開過我，它往往驅使我做自感興趣的一切。好奇是人之常情，也是人類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好奇又怎會那樣容易地引起人們的議論呢？這問題我不明白，久而久之，習慣了，也就懶得找尋答案。

我是熱愛生命的。我認為生命既然只有一次，我就要盡可能「豐滿」自己的生命。在大學唸書時，修人類學，得到一位老師的啟發，知道生命的存在是宇宙數百萬億無一的機緣巧合所成，是一個可一而不可再的「意外」，於是就變得不僅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也珍惜他人的生命了。我決定從事教育工作，對共產政制下的思想教育深感痛心，也是由此而起。我並非因為自以為是君子而不損害他人，而是自己對生命的觀點不容許我那樣做。

但在廣闊無際的宇宙間，個人的生命遠不及滄海一粟。我的存在與毀滅，無足輕重。說自己有「泥上偶然留指爪」的本領，只不過是自我安慰而已。但生命既然存在而又是那麼真實，我倒要過一下生命的癮。這不是有意無中生有，然而，自內而觀之，可以因為覺得豐滿而把自己看「大」了一點。至於他人從外觀我呢，應該覺得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個人生命的存在，只可以珍惜，而不能把生命本身擴大的。想不到，他人自外而觀我似乎比我自己的內觀還要誇張了。

我於是想起六祖的詩，忍不住把它改兩個字：「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還要惹塵埃。」是的，我沒有六祖的胸懷，但比起神秀和尚，卻要高明一點。我對惹來的塵埃毫不介意，所以老是提不起勁去「時時勤拂拭」了。勸我久不久要「拂拭」一下的朋友，應該明白在這問題上，我心領而不苟同，是因為個人的生命觀是不容易改變的。

《憑闌集》序

經不起黎智英與梁天偉的邀請，要我為他們新搞的《壹週刊》寫專欄，指明要散文，不要其它，雖然感到奇哉怪也，也勉為其難地答應了。事實上，幾年前《東方日報》的周石向我約稿，也指明要我寫散文。不久前，台灣《中國時報》的黃肇松表示對我的散文有特別興趣。既然英雄所見略同，那我就不用客氣了。

名不正則言不順，專欄要一個名稱，而散文專欄尤其如此。我和認識了四十年的舒巷城商量了好一陣，從七八個欄名中選出了《憑闌集》。顧名可以思義，但我的憑闌之意，可不是岳飛的「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的那一種。我根本不可能激烈到「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我的意思是近於辛棄疾的「待燃犀下看，憑闌卻怕，風雷怒，魚龍慘」。稼軒詞為我所偏愛，且將他的《水龍吟》全首抄錄如下：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鬥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闌卻怕，風雷怒，魚龍慘。
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陽纜？

人的一生或平平無奇，或風風雨雨，或飢寒交迫，或大富大貴，或叱吒風雲，或甘於淡泊。這些我既不低貶，也不羨慕。我的一生比較特別，不管是好是壞，有些事情於我總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稼軒這首詞是「過南劍雙溪樓」的有感之作。難道他「預知」世上會有我這個人？回顧自己的一生，其感受就像那詞中所說的「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這樣的生命很有意思。有高山，有低谷，有流水，也有危樓，而在這樣的際遇中為了好奇而躍躍欲試，但卻又欲飛還斂，不是挺有意思嗎？

是二十六年前吧。一位同事與我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附近的一個墳場內漫步，說著些什麼，他突然停下來，指著場內的眾多墓碑，說：「這些人的生命，都不會像你那樣有意思吧！」我想，這是誇張的說法，但也可能是對的。

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寫自己的傳記，我的響應是，從來不想改變自己經歷過的生活與感情以外的人和事；既然悄然而來，欲飛還斂之後就應該悄然而去。但他們認為我自己感到過癮的，應讓他人分享一下，而我的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對後學的人可能有點益處。無論怎樣說，自傳是要大有作為的人，才可以寫；高山，低谷，流水，危樓……雖然過癮精彩，是不足以勒碑誌之的。

不過，憑闌靜立，仰望高山，俯視流水，既可遠瞻，也可回顧，其感受倒是散文的好材料。我衷心欣賞王羲之寫《蘭亭集序》的情懷。對他來說，人的生命只不過是俯仰之間的事。然而，他在《集序》中「俯仰」了三次，把生命的意義表達無遺。

他首先寫道：「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這是快樂的一面。他跟著說：「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這是生活態度的一面。最後，他寫道：「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這是悲哀的一面。

憑闌俯仰，帶著一點王羲之的情懷，倚天長劍，想起辛棄疾的胸襟，而寫的卻是自己的觀點、追憶或感受；生當今日，世事如棋，執筆記之，倒也有不讓古人專美之概。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