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本無樹

張五常是怎樣的一個人，相熟的與不相熟的都有些話可說。這個怪現象我難以解釋。雖然我很少注意他人對自己的評價，但從朋友口中還是時有所聞。這些評價當然有好有壞。我沒有作過統計，但下意識地對不好的評價我忘記得很快。於是，我很容易地覺得比毛澤東的功、過七三開高一點。對胡耀邦所主張的八二開——八褒二貶——也就接受了。關心我的朋友似乎也有類似的估計。

本來，八二開是很好的成績了。沒有誰考試獲得八十分會大歎倒霉的。問題是，他人對我的評價，無論是八之褒或二之貶，都言過其實。我既非超人，也非敗類，但為什麼從來沒有得到「中庸」的評價？得不到的永遠都覺得特別珍貴。中庸的朋友羨慕我，而我卻衷心羨慕他們。我又想，「中庸」是美德，但卻非新聞，是不容易招惹評論的。既然人們看我都從兩端看，言過其實是免不了的吧。

說起來，他人喜歡把我作為話題，已不是今天或二、三十年來的事了。從我兩歲多稍懂事的那天起，我就有這個感受，而我自己從來都沒有刻意地引人注意的。一些童年時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一九三八年初，母親在西灣河的奧背龍村建石屋。她要「監工」，希望屋子建得如她所願，就把我帶到地盤上。我坐在一塊石頭上看工人搓水泥，好奇地點數英泥、水與沙的份量，有規律地二三二三地數起來。突然間見工人少用了一鏟沙（不照規律），就急不及待地指著工人大哭起來了。母親說：「阿常又搞什麼鬼呀？」姐姐們應聲附和：「又是阿常！」自此以後，無論家中發生什麼事，「阿常，阿常」之聲不絕於耳。

三歲到鄰家讀幼兒園，教師是一位吳姑娘，人長得美，脾氣好得出奇。學生只有三個。我年紀最小，每次背誦課文時都是由其它兩個同學先背，輪到我，即使背不出，吳姑娘也總是一笑置之。有一次背書時間到了，同學又照例地先背，我提出反對，堅持非先背不可。吳姑娘當然順我意，讓我先背。但我根本不知道背什麼，一句也背不出來。吳姑娘於是問：「那你為什麼要爭著先背呀？」我回答說：「我說要先背，可沒有說我背得出來的。」數十年後，吳姑娘老了，還提及這件事。

諸如此類的例子，每隔幾天都會發生。家人見慣了，不覺得什麼，但見不慣的外人就不免要多說幾句。抗戰期間在廣西，戰後在佛山，解放後在香港的灣仔書院與皇仁中學，五七年到多倫多，五九年到洛杉磯，六七年到芝加哥，六九年到西雅圖，八二年回港，其經歷也大約如是。年紀大了，經驗不同，感受不同，觀點不同，但童心未泯，好奇心從來未離開過我，它往往驅使我做自感興趣的一切。好奇是人之常情，也是人類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好奇又怎會那樣容易地引起人們的議論呢？這問題我不明白，久而久之，習慣了，也就懶得找尋答案。

我是熱愛生命的。我認為生命既然只有一次，我就要盡可能「豐滿」自己的生命。在大學唸書時，修人類學，得到一位老師的啟發，知道生命的存在是宇宙數百萬億無一的機緣巧合所成，是一個可一而不可再的「意外」，於是就變得不僅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也珍惜他人的生命了。我決定從事教育工作，對共產政制下的思想教育深感痛心，也是由此而起。我並非因為自以為是君子而不損害他人，而是自己對生命的觀點不容許我那樣做。

但在廣闊無際的宇宙間，個人的生命遠不及滄海一粟。我的存在與毀滅，無足輕重。說自己有「泥上偶然留指爪」的本領，只不過是自我安慰而已。但生命既然存在而又是那麼真實，我倒要過一下生命的癮。這不是有意無中生有，然而，自內而觀之，可以因為覺得豐滿而把自己看「大」了一點。至於他人從外觀我呢，應該覺得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個人生命的存在，只可以珍惜，而不能把生命本身擴大的。想不到，他人自外而觀我似乎比我自己的內觀還要誇張了。

我於是想起六祖的詩，忍不住把它改兩個字：「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還要惹塵埃。」是的，我沒有六祖的胸懷，但比起神秀和尚，卻要高明一點。我對惹來的塵埃毫不介意，所以老是提不起勁去「時時勤拂拭」了。勸我久不久要「拂拭」一下的朋友，應該明白在這問題上，我心領而不苟同，是因為個人的生命觀是不容易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