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文昌沙的華英經驗

我曾經在香港的皇仁書院肄業。今天大名鼎鼎的簡福貽當時是我不同班的同學。最近在刊物上見到簡老兄說，在九七之後，皇仁書院的大名應改為「香港第一中學」。這把我嚇了一跳！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間，我是佛山文昌沙的華英中學附小的學生。今天香港的香植球，與數以十計的香港成功人士，都曾經是當年華英的學生。一九五一年，華英中學把校名改為佛山第一中學，簡稱「一中」，簡老兄似乎向華英拜師，建議把母校皇仁改名「一中」了！若真的成為事實，這是香港的不幸，是我的不幸，是簡老兄的不幸，也是皇仁的不幸。

為何如此說呢？答曰：皇仁多年來所培養出來的、數以千計的成功人士，會因為皇仁改了校名而失卻了對母校的歸屬感！佛山華英的經驗確是如此。改名「一中」後，居港的華英校友會之昔日同學就感到「敗興」之至，對「一中」（母校）所邀求的捐助置若罔聞。是的，八年前我曾赴文昌沙的華英一行，校長對我四十餘年前在該校的頑皮表現，時有所聞；也對我後來的「小成」略知一二，於是對我說：「當年華英人材輩出，但他們今天都沒有什麼歸屬感，怎麼辦？」我回答道：「把今天『一中』之名改回『華英』吧！」他當時拍案叫絕，但想不到，縱然他要改（華英的師生也要改），由於政治因素卻改不了。

一九四五年，戰後，我九歲，考進了文昌沙的華英附小，讀的是六年級。所謂「考進」，其實是投考初一不及格就降了一級，不用考了。當時，九歲讀小六算是特別年輕，可不因為我有什麼超級本領。抗戰期間，母親帶著我們一群孩子在廣西東奔西跑。我既然是讀書年齡，便要進學校，不過，只三數月又要轉校了。那時兵荒馬亂，進校時不用考試，唯一的約束是，哪一級有空位就讀哪一級。所以，我上一個學期小四，下一個學期初一，跟著的卻是小六……。申請讀華英時，他們問：「你以前最高讀到哪一級？」答曰：「初一。」於是就考初一了。不逮，下降至小六。

在佛山文昌沙的華英念了三年書，我破了該校的三項紀錄。其一，我是他們唯一的從小六升初一，然後竟然從初一再下降小六的人！其二，我的頑皮使老師心驚膽戰。犯小過三分，大過五分，每星期六的下午，過了分的要「罰企」，在旗桿下立正的時間長短是以「過」分的多少而定。我是華英「罰企」時間最長的冠軍，破了紀錄。其三，我是華英歷來唯一被趕出校門的人！

是的，戰亂的生涯要付一點代價。左轉右轉、左插班右插班地讀書，會使學子不知進退，無所適從。但習以為常，留級、降級的怪事就變得司空慣見了。後來回港就讀，留級顯得順理成章，不留級是例外。本來比同級的同學年輕幾歲，但到我有機會進大學時，已是二十三歲了。年紀比大學的同學長四、五歲，很尷尬。知恥近乎勇，我於是急起直追。這是後話。

時光只解催人老。我在華英念小六時，香植球與新華社的葉少儀是高三。那時，香氏不可能富有，因為富家子弟是不會跑到文昌沙唸書的。葉少儀呢？雖然她高我六年級，但對我的頑皮耳熟能詳。一九八四年，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葉大姐，她說：「張五常的名字我早在華英聽過了，因為你當年以頑皮知名！」

留留升升，升升降降的求學生涯，所學當然無幾。然而我這留級生有兩點「過人」之處。其一，雖然讀書不知所謂，但我強記、背誦的能力是高的。級轉得多，要背誦的文章就多起來。今天，我寫文章套用古人之句時，當年背誦之功倒給我不少方便。

其二，雖然我當時的考試成績不好，但是有老師的寵愛。在華英時對我關懷備至的老師，有一位是姓呂的。無論我的考試成績怎樣差，他總把我看作天之驕子。例如作文，我十題只交出一二，但交出去後，呂老師就必定把我的文章貼在牆上。

對今天後學的人來說，我的華英經驗應該有點啟發性。讀書成績不好，要留級，或要被趕出校門，雖然不幸，但卻無傷大雅，犯不著耿耿於懷。重要的是求學的人對自己有信心，知道自己同樣是可造之材。華英的呂老師對我的後來有莫大的影響。他似乎是說，你的成績雖然不好，但我認為你是可造之材，你不應該因為成績不好就對自己失卻信心。華英當年竟然有那樣的老師，是我之幸。


後記

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間在佛山華英教小六的呂老師（從來不知道他的全名），今天應該近八十歲了。希望他還健在。我很想見到他。知道這位呂老師下落的朋友請通知，弟將以書法一幅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