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後餘音

（一）

劉詩昆這個名字，我老早就聽到過了。炎黃子孫是不會忽略這個名字的。我少年時的一位好友容國團——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而自殺的容國團——一九五九年於匈牙利獲取世界男子乒乓球賽單打冠軍。我當時在多倫多，為阿團這項建樹興奮得好幾晚睡不著。

早一年，劉詩昆在蘇聯的柴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獲亞軍。這是柴氏名下的第一屆國際鋼琴比賽，精英盡出，欲得冠亞談何容易？獲冠軍的克萊本（Van Cliburn）立刻變得舉世知名。一年之後，我在多倫多的電影院裡看到劉詩昆演奏李斯特的《第一鋼琴協奏曲》，見他在銀幕上運指如飛，也就替他驕傲起來了。

然而，我們「偉大祖國」的確有其獨到之處。在共產專政下，人民被斗的鬥，整的整，數以千萬計，使人對悲慘的事漸漸感到麻木。一個鋼琴天才的命運如何也就變得無足輕重了。所以當我後來聽到劉詩昆坐牢六年，手骨被打斷，給整得死去活來，我就覺得司空見慣。

人老了，要關懷的事越來越多，劉詩昆的不幸好像過眼煙雲，隨風而逝。話雖如此，當黎智英最近邀請我到新啟業的香港凱域酒店吃意大利晚餐，說到劉詩昆也是嘉賓，李斯特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又在我腦海中響起來了。我於是立刻答應，躬逢其會。

黎老兄知道我對多種藝術愛好，在餐席上安排劉氏夫婦坐在我的兩旁。這雙傳奇人物，遲到了一個小時。原來他們到香港來不及一年，廣東話聽不清楚，人生路不熟，聽到「凱域」，就跑到九龍的「凱悅」去，不對，再去「君悅」，也不對，才轉彎抹角跑到「凱域」來。（「凱域」後來改名「港麗」。）

跟劉氏夫婦談了一會，我就發覺他們很率直，是性情中人。不知是誰在席上談起我懂得攝影的事，建議我替劉詩昆拍攝一幀人像照片。我靈機一觸，說：「我樂意替他拍照，但他要為我作一個私人的一小時的鋼琴演奏，讓我聽聽。」黎智英說：「那就讓我做個旁聽者，演奏後我請大家吃晚飯。」其它在座的幾位見有琴可聽，也有飯可餐，當然沒有異議。劉詩昆這時，分明聽不懂我們的廣東話，但不管我們說什麼，他和太太都興高采烈地點點頭，表示同意。就這樣，事情就決定了。

一時間我想到劉詩昆的往事，想到等了那麼多年，我終於有機會聽到他的演奏，而且近在咫尺。我於是對黎智英說：「我又可以向你的《壹週刊》賺點稿費了。寫些關於劉詩昆的文章如何？」他喜形於色。然後我轉對劉詩昆說：「我打算寫一些關於你的文章，題目已經想好了。」跟著，我在餐巾上寫下四個字——《劫後餘音》——遞給他看。他看著，顯得很感動，連連點頭，將紙巾交給太太，收藏起來了。

我是個善於賺「外快」的人。晚餐後，大家要告辭，我跑到餐廳外的酒吧，對那位在彈著鋼琴的琴師說：「我有一位新相識的朋友，是鋼琴高手，你可不可以借琴一用，讓他在這裡為我們試彈幾曲？」他欣然答應。劉詩昆於是坐在琴前，隨著意之所之為我們彈奏了數曲，曲終而散。在燈光暗暗的酒吧內，毫無準備的演奏，其效果差強人意，比起他在六天之後，有了準備而又在氣氛良好的環境下所奏出，判若兩人。這是後話。

回家途中，我想起一件往事。大約二十五年前，在洛杉磯大學唸書時，一位十七歲的少女朋友參加波蘭舉辦的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獲第三名。她聽到朋友常常談及我攝影的事，希望能看到我的作品。我當然感到高興，答應帶作品到她家裡去，但要求她能為我演奏鋼琴一個小時。她同意了。

是仲夏的一個黃昏，在那有名的夕陽大道鄰近的一條小街上，我帶著幾位當時懷才不遇的藝術朋友，準備了一些劣酒，興致勃勃地找到她那家簡陋的小房子。進門後，只見十七歲的主人一句話也不說，坐在琴前，為我們如怨如訴地彈了兩個小時。

二十五年過去了。當年懷才不遇的朋友都成了名。大家老了，偶爾相逢，談起往事，都認為昔日的豪情、興致，不可復得，感慨不已。想不到，時光老去的今天，我還要和劉詩昆遇上，還有心情來一次藝術靈感上的交流，這可以說是不讓古人專美吧？


（二）
是一九九○年十月十四日星期天晚上的決定：六天後的下午我替劉詩昆照像，跟著他為我和幾位朋友彈奏一個小時鋼琴。當時，劉詩昆問我喜歡聽誰的作品，我的響應是誰的作品也不妨，但補充說，希望能聽到莫扎特與巴哈。在藝術上說這是困難的，換言之，這是很高的要求。我明知劉詩昆是浪漫派的高手，對李斯特等人的作品可以彈得神乎其技，但對一位演奏者的音樂品評，我還是寧可從不渲不染的「純」音樂角度下判斷。我一向認為，如果一個演奏者能將最單純的莫扎特音樂處理得好，他的音樂修養不會差到哪裡去。

替劉詩昆照像及安排聆聽琴技的事宜，有六天的時間準備似乎是足夠的了。黎智英建議我們一起到黃沾的家，因為黃老弟家裡的鋼琴著實不錯。但我回家後細心一想，要利用鋼琴拍攝人像，在住宅的客廳上，怎可以將鋼琴左推右移，五枝燈任意安排，而又能讓我以長鏡頭、短鏡頭，或高或低、或遠或近地取角度呢？這是傷腦筋的事，我在電話中跟黎智英說了。他也知道困難不易解決。

早上回到港大，跑到陸佑堂的演奏廳一看，覺得過於空曠，閃燈反射的效果難以預測。另一方面，那裡的管理員告訴我，該堂星期六已有另一安排，難以借出。但他說：「音樂系有一個幾百方呎的音樂室，內有鋼琴，也是屬於陸佑堂的。」我於是跑到音樂系去見該系的女秘書，說：「我姓張，聽說你們有個音樂室，可否讓我看一看？因為星期六下午我想借用，替朋友拍攝人像，也讓朋友彈奏一個小時的鋼琴給我聽。」

這女秘書聽得莫名其妙！稍一定神，她問：「你是港大的嗎？」「是經濟系。」她更聽得一頭霧水。但這位女秘書很有風度。她說：「你先去看看那音樂室。覺得適用我們再談吧。」

陸佑堂有八十年的歷史了，古色古香，是頗具歐陸風格的一座建築物，說它代表香港早期外來文化之一也無不可。內裡的音樂室顯得陳舊，但經過陸佑堂的走廊才抵達，使人有難以形容的溫暖感。進了該室，覺得其中的雜物有點凌亂，是大學常見的現象。內有兩座鋼琴，其中之一是名牌史丹域。室內環境不錯，氣氛大致上也很和諧，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感。我於是想，這是適合之地了，大學大有知音人，借用一下不會困難吧。接著，跟音樂系一說就借來了。

我數了一下，音樂室內放著七十張椅子，顯然是為學生聽課或來賓聽演奏而設的。心想，若劉詩昆在這裡只彈奏給我們幾個人聽，豈不是「浪費」了？倒不如多請一些朋友吧。後來椅子加到八十也不夠，是我當時意想不到的。

借到音樂室後，我通知黎智英，說可以請七十個朋友，他大吃一驚說：「只有幾天時間，哪裡找這麼多人？演奏後的晚飯又怎樣安排？」港大飲食部的主事人是朋友，一向有求必應。我便掛個電話給他，說：「是保羅嗎？生意做不做？」他不知是什麼生意就決定做了。後來他在陸佑堂的隔鄰，把一間棄用已久的飯廳臨時重開，清理、安排得似模似樣，替我們一大群人供應自助餐。在這裡我謹向保羅致謝。

有了音樂系及飲食部的支持，安排一個小演奏會的困難還有不少。星期三的上午，黎智英和我決定那樣辦。但還有三天，怎可以請來七、八十位朋友？更何況星期六的晚上，一般人都有預先安排的節目！黎智英搞出版，一天之內就印好了以「劫後餘音」為題的請帖。我們大家的女秘書「先發制人」，請帖還未寄出就先以電話聯絡。

星期四早上回到辦公室，不過幾小時後我就知道請朋友的問題解決了。這是因為女秘書不斷地回報：「董橋星期六要上班，不能來，但他的老闆查先生夫婦會準時到。」「王校長有預約，但他和太太會抽空趕來聽劉詩昆，晚飯卻不吃了。」「胡菊人說陸鏗會從美抵港，可不可以一起來參加？」「副校長張佑啟沒有問題，但蘿絲副校長會寫信向你解釋。」「黃醫生說，鍾醫生會取消一些病人的約會，準時到達。」

如上的反應，當然是因為劉詩昆的大名。但我想，這反應不會僅僅由於劉氏是有名的鋼琴家。就算鋼琴演奏者是當世獨一無二的大師，也不可能有那麼多朋友放棄他們預定的活動或中途抽空而來。也許劉氏不堪回首的經歷，使很多朋友心酸或同情，於是想也不想就要一睹他的風采為快。後來他們都說不負此行，因為劉氏的琴音著實使他們感動，有幾位甚至流下淚來了。

回頭說，解決了一個困難，卻解決不了另一個。黎智英和我各請各的朋友。因為那時以為要請七十位不容易，所以大家都沒有嚴格的數字約束。這樣一來，不多時大家都請了過多的人。原本只有七十個座位，但動「工」後不久，大家將名單加起來，已越八十。聽演奏可以站立，但吃晚飯的地方只能容七十座位。保羅盡其所能才把餐位加到八十個。有好些名單上還要請的朋友，我不能不當機立斷地割愛了。

我希望那些事後埋怨我不請他們的友好諒解，他們失去這番機會，可不是因為我「忘掉」他們，而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有些被請而推卻的，聽到該演奏會的成功，大歎「緣慳」，要我再辦一次。我的回應是，那樣感人的小型演奏會，可遇不可求，可一而不可再也。


（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攝影也如是。說實話，我一向對那些以攝影工具欠佳為口實而自誇本領高強的人，不以為然。作品的高低只能從作品本身來品評，以為工具欠佳可以「加分」是無稽之談。在攝影這門玩藝中，嚴謹的人像攝影所需的工具最複雜。少年時初學人像攝影，用燈兩枝；後來三枝、四枝地加上去。到了今天，我喜歡用六枝或七枝。燈多而光影不亂是我的專長。

在攝影室內拍攝人像，工具的多少可以隨意使用，但替劉詩昆攝像是在港大的音樂室，工具問題不易解決。我慣用的人像照相機笨而重，不易攜帶，而普通的三腳架應付不了。又因為要顧及鋼琴，最少我需要五枝燈。我在星期三通知了馮漢復，告訴他我的所需，請他為星期六的攝像作點準備。馮老兄身經百戰，認為在工具上不會有問題。

到了星期五，漢復給我電話，說陳平也要來趁趁熱鬧，也可幫忙攜帶工具。這使我欣慰之至。陳平是當世的攝影大師，眼光與判斷力都有獨到之處。現在他見義勇為，拔刀相助，我就放下心頭上的、工具不足的憂慮。

星期六下午的攝像大約用了一個半小時。劉詩昆在練琴，我們在擺燈、試鏡、對焦、攝像，忙得不亦樂乎。我決定不作生硬的擺佈，讓劉詩昆在琴前悠然自得地自由發揮。如此一來，對焦就不容易了。主角在琴前左搖右晃，雙手於鍵上或高或低，忽左忽右，而他的臉方向無定，使得燈光有時是「對」了，有時是「錯」了。這樣的人像攝影要靠運氣。快門按了七十二次，其結果是：一幀甚佳，其它有兩三幀算是可取的。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距離演奏時間十五分鐘，我請劉詩昆稍事休息。來賓跟著抵達，八十多人擠身於一室。早兩天，我為了要介紹劉詩昆給這天的聽眾而搜集了一些關於他在文革期間的數據，不忍卒讀，但還是讀了。

五時十分，我站在來賓面前，告訴他們那是攝像與彈奏的藝術交流之約，本來是為我和幾位朋友的彈奏，但當我見到音樂室可容八十聽眾時，就想到與多一些朋友分享其樂。事前只有幾天工夫安排，不少朋友推卻其它約會來參加，我是感激的。然後我談到劉氏少年時所獲的榮譽。但當我說到他在文革時的遭遇，噎不成聲，差點哭了出來。我於是立刻改變話題，不談文革，轉到二十多年前我在洛杉磯與一些懷才不遇的藝術家朋友交流的往事去，說那時對音樂的欣賞學會了一些。六天前我才認識劉詩昆，也就急不及待地要介紹這位新相識的新朋友了。

劉詩昆在掌聲中走到鋼琴前，很有禮貌地向來賓鞠躬，坐下，介紹自己要彈的，才開始演奏。每曲告終時他都站起來，向來賓鞠躬，介紹下一首作品。五十五分鐘的演奏，他一共彈了九首：巴哈、莫扎特、貝多芬、肖邦、舒伯特、李斯特，以及一首自己的作品，還有歌劇《卡門》的改編曲，最後是《血染的風采》。

從巴哈、莫扎特，與貝多芬（《月光曲》的第一章）的處理聽來，劉氏的音樂修養超出我以往讀過的關於他音樂的評價，而他那首肖邦的演繹是大師手筆，使我喜出望外。

當然，劉氏的絕技，是李斯特的《第六匈牙利狂想曲》。這是李斯特的作品中非常難奏的一首，技術的要求高不可攀。一九五六年，十七歲，他以這作品獲李斯特鋼琴比賽的第三獎。當年他演奏後全場觀眾站起來鼓掌；後來舉辦該賽的人見他僅獲第三名，就取出李斯特的一束頭髮送給他作為紀念。三十四年後的一個星期六，他在我們面前演奏此曲，其驚人之琴技，不減當年，掌聲雷動是不難理解的。

在美國尤其是在芝加哥時，鋼琴演奏會我不知去聽過多少次，但從來沒見過演奏者那樣投入，聽眾那樣全神貫注地聆聽，起了那樣感人的共鳴。古色古香的陸佑堂，面積僅幾百方呎的音樂室，來賓都是有識之士，都可能協助了這個小聚會的成功。後來劉詩昆的太太告訴我，她很少看見她的丈夫為一個演奏會那樣緊張地作準備，演奏時那樣激動。

是的，劉氏的演奏，錚錚然有悲憤之音，也有一點淒涼。早一天，音樂系才派人將鋼琴的音調修好。但劉氏在演奏李斯特、《卡門》、《血染的風采》的幾曲時，動了真情，指如錘下，發出激越的金戈之聲。到後來，琴音也給彈得「變」了。

音樂系的女秘書與系主任當夜也在場，聽得很感動。據說事後鋼琴要修理，他們不僅不介意，而且與有榮焉！


（四）

「四美具，二難並！」是王勃說的。「四美」者，「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也；「二難」者，「賓主、朋友」也。十月二十日的下午及晚上，劉詩昆為我們八十多人而彈的小演奏與後來的晚餐，使我想起上述王勃的話。

我是個不懂得搞盛會的人——怕搞，也懶得搞。我平生只搞過幾次有意思的集會，時來運到，每次都很成功。在香港，一九八八年九月，替佛利民搞一個千多人的收費演講，所得的款項是要捐出去的。結果全場滿座，門票的總收入為六十多萬元，應該是香港的一個紀錄了。劉詩昆的演奏會來賓少得多，但大家在心底裡的共鳴使我想到蘭亭之會。

我們不容易見到那樣感人的場面。當最後的《血染的風采》一曲既終，我忍不著站起來鼓掌，其它嘉賓也都站起來，掌聲歷久不絕。沒有誰要求劉詩昆再彈什麼，因為他們都覺得劉氏在激動中演奏後，站起來時似乎有點疲倦，應該適可而止了。我趨前跟劉氏握手，他像我一樣，有無限的感慨。一位小姐把鮮花送上，劉氏把花緊抱著。

我跟著介紹他給站得較近的朋友，然後告訴大家，吃自助餐的地方相隔不遠。可能大家聽劫後的琴音都聽得呆了，如夢初醒，才緩緩地走著。幾百步的路，走了十多分鐘。

王賡武走到我的面前停下，若有所感地自言自語道：「中國究竟埋沒了多少天才？」王校長是看了張德培的網球賽後匆匆趕來的。網球賽下半場是大明星蘭度之賽，他也不看了，寧取劉詩昆而捨蘭度也。事後他還有宴會，不能參加我們的自助餐，但還是與太太留下來好一段時間，跟我們喝點酒，談談剛才聽得的劫後琴音的感受。

一位日籍婦人熱烈地握著我的手，用流利的英語說了好些話，大致都是感動、感激之辭。當時所有的來賓都那樣說，但我自己也如夢初醒，在興奮中彷彿什麼也聽不清楚。

從陸佑堂沿階而下時，見查良鏞扶著走路不大方便的胡菊人，一步一步地關懷備至。很多年前，他們有過老闆與僱員的關係。外間傳說，他們分手時有點過節。我想，過節不一定有；就算有吧，陸佑堂的石階之後，也不可能再有了。心想，難道劉詩昆的劫後餘音真的有那樣的感染力？

吃自助餐時，我坐在劉詩昆的旁邊；忍不住對他說；「今晚我聽得清楚，你的琴音比克萊本（Van Cliburn）勝一籌，你當年（一九五八年）怎麼會輸給他的？」劉氏回答說：「那時我的技巧比他好，但感情卻有所不及。我在文革之後才深深體會到感情是怎樣的一回事！」

這幾句話有深刻的哲理。慘無人道的事可以把人的感情粉碎，也可使一些機會主義者變得言不由衷。但對於百折不撓、生命力強的鋼琴家，那不幸的往事，可以成為一種動力，使他深藏不露的真情實感在琴鍵上爆發出來。

今年一月，劉詩昆夫婦得到有關方面的協助，從國內來港定居。這是香港之幸。起碼今後我們可以說，我們也有一個世界級的鋼琴家了。劉詩昆今年五十一歲，來日方長。他應該還有二十五年的演奏生涯。雖然在彈奏慢曲時，他曾被打折過的右手有輕微的顫抖，但懂得欣賞音樂的人是不會計較這「小節」的。

寫到這裡，是凌晨三時了，書房外的風聲若斷若續。重陽節剛過，那應該是北風，天氣快要轉涼了。我呆了一陣，向窗外遠眺，只見華富村有些人家還亮著燈光。想起劉詩昆的經歷，昔日讀過的一首宋詞——孫巨源的《河滿子》——在腦中出現，我禁不住流下淚來。那首詞是這樣說的：

悵望浮生急景，淒涼寶瑟餘音。楚客多情偏怨別，碧山遠水登臨。目送連天衰草，夜闌幾處疏砧。
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常陰。天若有情天亦老，遙遙幽恨難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