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午餐

「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是我的老友佛利民的一句名言。佛老是本世紀最有名氣的經濟學家；這句話在一個午餐會裡說出時，他的聲望正如日中天，所以過了不久就成了世界名句。

要說出一句有口皆碑的名句，談何容易！說者的身份、聲望當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話中所傳達的是真理，否則就不能成為至理名言。事實上，我在學生時期——約於六十年代初期——就聽過類似的話；任何懂得經濟學的人，都是老早就知道的。話雖如此，我們還是要靠佛利民的感染力，才能使這個大學一年級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在眾口之間，不脛而走。

「沒有免費午餐」，是指任何有市場價值的物品，都必須用社會的、有價值的資源生產才可以供應。什麼社會福利，什麼政府津貼，在付出時都要消耗社會資源——享受者不須繳付費用，但其實質費用，還是由社會的其它成員付出來的。這是經濟學的第一課。

但「天下間沒有免費午餐」這句話，還有第二個含意，第二種用場。這用場我們中國人知之久矣。尤其是與大陸官員交手做生意成行成市的今天，這句話的第二含意，港商明白，大陸官員也明白，於是皆大歡喜。這含意是：我請你吃一頓飯，或「免費」地送你一點甜頭——或所謂「好處」——你是應該識「do」的。請吃了「阿一鮑魚」而沒有一點回報，花錢姑且勿論，寶貴的時間豈非付諸流水？「阿一鮑魚」如是，「供書教學」也如是。

自「六四」後一年多起，在大陸投資或做生意，「免費午餐」的第二含意越來越清楚，以至作風上有從間接的「鮑魚」或「供書」轉到直接的「好處」那方面去的趨勢。是的，從「午餐」到「好處」，是近今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太明顯而又極為重要的轉變。我認為這轉變是大吉大利的。「貪污」被明顯化，從台底轉到台面來，名正言順，非貪污也。也難怪中國近兩年來經濟欣欣向榮。

我要在這裡寫「免費午餐」，與上述情況無關，而是近幾年來我確實吃了不少免費午餐。不要誤會，我是個擺明車馬的人，在小費用上我從來懶得管是誰付的。要是吃了「免費午餐」有什麼「後著」，要應付什麼「馬後炮」之類，我就索性連電話也不聽，吃之可也。

我要談的，是約我吃午餐的朋友，通常都指定要去什麼馬會，什麼同鄉會，什麼俱樂部之類的地方吃之。但我不是會員，不能付帳，所以逼著餐餐要吃免費的。我好不容易才能久不久說服他們，到非「會所」之地讓我作東道一次。

我這些「會」友，是老朋友了。他們應該深知我這個人。假若他們有求於我，總會來一招「中炮大夾馬」而不須用「馬後炮」的。事實上，這些朋友從來什麼也不求：只有我求他們，他們不求於我。吃了免費午餐而還有所求的，天下間恐怕只有我一人吧？

朋情有價，免費午餐就真的單方面地免費吃了。

可能是我自己的性格使然。我從小就不喜歡參加集會，所以對任何「會」都沒有興趣。早年參加過兩個攝影學會，為的是要借用黑房和得到一些刊物。後來加入美國經濟學會，為的是要訂該會的雜誌。今天，我已非這些會的會員了。只有飄路連山會還有我的名字在會員名單上。這個會是以學術的成就與信念而邀請合適者入會的。十多年前，高斯、艾智仁、赫舒拉發等數人把我提名，而高斯親自打電話促我參加，盛情難卻，我就加入了。然而去年屈指一算，我沒有交會員費已十一年了。難道這個以提倡自由而知名於世的學會，其會員竟然有不繳費的自由？我感到尷尬，有點難為情，於是就追問該會我所欠的會員費總數，一筆清付了。

很奇怪，香港人似乎很喜歡「入會」的。我有好些朋友是五、六個會的會員。整天袋著那麼多會員證，不是很麻煩嗎？後來我才知道，香港眾多的以食為主的會社，是因為在法律上，其所用的樓宇公開地辦商業食肆有困難，所以就以「會」的招數來化解了。

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最近為了替《四友攝影聯展》出一本攝影集，在集子的背後要加上一個紅色的篆刻，以增設計之趣，就選用了譚永逸替我所刻的辛棄疾句：「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朋友們見到了，有些擊節讚賞，有些不知來龍去脈，但也有一些認為是過於狂妄，有「牙擦」之嫌。

持後者之見的朋友，似乎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是的，當宋代的辛棄疾說這句話時，其傲慢之情前無古人。但這傲慢可不是在於這句話，而是這句話的前言後語，整體加起來才使人感到傲氣逼人。辛氏寫道：「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照事論事，以辛前輩的蓋世才華，說這幾句話絕不誇張。要是我能寫得出他那樣的詞，我會比他驕傲十倍。但我的才華比他相差何止十倍，所以這幾句話我是不敢說的。我敢說：「恨古人不見吾狂耳」，也敢說：「知我者，二三子」，但卻不敢說「不恨古人吾不見」。少說了這一句話，其它的就算不上是「驕」人一等了。當今之世，在某種情況下，有誰不認為「知我者，二三子」呢？有誰不在興發之餘感到「恨古人不見吾狂耳」？但我就是不敢說「不恨古人吾不見」。正相反，假若時光可以倒流，我恨不得能與李白、蘇東坡、辛棄疾等古人秉燭夜談，花半年的薪金與之同游共樂我也不會猶豫的。

我認為，單說一句「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有兩個含意。其一是謙厚之言：我們四友出這本攝影集，實在是班門弄斧，有點狂妄，望大家賞賞面，放我們一馬，因為我們只是「狂」而不自量力也。其二，是我個人對人生的一點感受：人的生命中，會有陣子狂放得旁若無人，若不在此時一抒己懷地「恨古人不見」，豈不是辜負了此生？

記得在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勸容國團回中國大陸去，說他是世界乒乓冠軍的材料，而香港是不會派他參加世界賽的。他嚇了一跳，回答說：「你在說夢話！世界冠軍與香港冠軍是兩碼子事。我膽子再大也不敢有世界冠軍的意圖。」我想也不想就作了回應：「你不知道，世界其實很小，像你那樣的奇才，拿個世界冠軍沒有什麼大不了。」想不到，他相信了我這幾句話，到後來卻害了他。但那是「恨古人不見吾狂耳」之言。

記得在洛杉磯加州大學考博士試時，進入試場之際，教授見到我，說：「祝你幸運。」那時我讀書讀得癡了，望著他，有點不明白，回答說：「我是不需要幸運的啊！」那也是有點「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也是做大學生時，有一次我到舊金山去，在唐人街的一個公眾休憩的地方，見到該市的「棋王」與人賭棋。觀眾雲集，我呆坐著看了一陣；「棋王」勝了，口沫橫飛，不可一世，突然間盯著我說：「你是外來的吧，要賭一局棋嗎？」我見他下的是二等棋，就回答說：「假若你要賭大的，我閉目讓你先行。」這樣賺了一百美元後，就自覺「恨古人不見吾狂耳」！

去年夏天，我的二十歲兒子到洛杉磯一行，在那裡的加大找到我三十年前的老教授艾智仁。據兒子說，艾老在辦公室裡滔滔不絕向他談起我的往事，然後忽然間指著兒子站立之處，說：「我記得很清楚，當年你爸爸站在同一的地方，告訴我他是最好的學生！」今天，我還記得我確實說過那一句近於「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話。然而，我也記得，為了要證明我說的並非誇大之言，我跟著讀書讀得很努力，很辛苦。

「狂」而不「妄」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

自覺下過功夫而又自覺有小成或有點造詣，「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是自然不過的。我衷心佩服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但我恨不得他死而復生，讓我向他細說他的《佃農理論》錯在哪裡。費沙的利息理論石破天驚，我是口服心服的，但我恨不得他今天還在，讓我向他解釋交易費用對利息的影響。

在攝影上，「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的意思是更容易產生了。在這玩意上我是無名之輩，但也恨不得已故的攝影大師能看一看我對光的處理。而作品跟我一起聯展的三友，大名鼎鼎，在專注的題材上——何藩的街頭巷尾，陳復禮的詩情畫意，簡慶福的大場面風景——他們功力深厚，各自成家，豈會不「恨古人不見吾狂耳」哉？

MY FAIR LADY

誰都知道《My Fair Lady》這個名目是從哪裡來的。

不久前，《壹週刊》上一個很受歡迎的「小道」專欄——《中環人語》——替我宣傳，說我近來忙於搞一個《四友攝影聯展》；說我自己作品中的一幀「秘密武器」，名為《My Fair Lady》云云。

其實我忙的並非該展覽的本身，而是要在展出前先出版一本攝影集，把展出的二百幀作品全部放進去。事前可沒有想到，出一本攝影集會比出一本散文的結集多下那麼多功夫。我知道從來沒有人曾在香港以出版藝術攝影集賺過錢。因此，身為《往日時光——四友攝影精選集》的編者與「自負盈虧者」，「輸數」是「預」了的；但希望不要輸得七零八落，所以盡可能做得好一點，使人有價廉物美之感。

話說《中環人語》刊出後不久，我跟張敏儀進午餐，一見面她就問：「誰是My Fair Lady？我們電台的人都好奇地想知道她是誰？」

這一則《中環人語》是楊懷康執筆的。我說話稍一不慎，就中了楊老弟之「計」。說這個大受歡迎的專欄是「小道」，其實是「高級八卦」。在香港，「八卦」的消息所在皆是，但「高級」的卻極為罕見。《壹週刊》暢銷，非無因也。其實我認為《壹週刊》之「八」值錢，不是因為「高級」，而是因為有「級」。如果他們來一個《筲箕灣人語》，也會洛陽紙貴的吧。沒有作過正式統計，但我意識到，在香港不暢銷的刊物，皆「無級」之類也。

張處長為人爽直，一向與我無所不談，而我亦無所不告也。她這次一開頭就單刀直入，問My Fair Lady是誰，我一時間竟不知所指，但一想之下，就知道是楊老弟給我惹來的麻煩。我於是如實奉告：「還有誰呢？當然是我的太太。」她聽著，顯得有點失望。她可能認為，既然楊懷康說是個「秘密」，張五常的Fair Lady必然另有其人——這才過癮呀。於今想來，我應該故作神秘一下，不直白告訴她，使她繼續替我幻想下去。

事情原是這樣的。四友聯展有一個硬性規定：每人選出作品五十幀，不許多，也不能少。但四友之中三個是攝影大名家，只有我是無名之輩；跟他們一起聯展，相比之下，自己看來不覺得尷尬的作品拿不出五十幀來。我於是決定把室內人像交出來以補不足。我曾經在加拿大當過一年的職業人像攝影師，也曾在好萊塢傳授過人像的攝影光法，可說是駕輕就熟的。其實這是個「騙人」的玩意：拍出不過不失，人見人愛的室內燈光人像，易如反掌，舉手之勞也。在這次聯展中，我選出了三十四幀非室內人像之作，其它的十六幀是「湊數」的室內人像——這些作品，只要花兩個小時就可信手拈來的了。

好友陳平，攝影高手也。他對我的作品有所偏愛，但又很關心我那些室內人像，變化不足。他於是建議，說我的人像都是以低色調處理，應該起碼有一幀高色調的；他又認為，若能展出兒女和太太的人像，會很有意思。

女兒的人像，我在她十六歲那年就拍攝下來了。那是用當時新購置的人像相機拍的，該機頗為複雜，由於不懂得用，拍攝時在技術上犯了大錯。不過，既然是自己的女兒，效果差強人意也應該可以「參展」了。兒子呢，我沒有替他拍攝過人像；目前他正在美國求學，不便為這次聯展而特地回來讓我「造像」了。於是我打太太的主意。

高色調的作品，我知之甚詳，但甚少拍攝，因為這色調的處理很麻煩——不是困難，而是麻煩。所謂高色調，是指在作品中，白色的地方多，黑色的地方少。嚴格地說，黑的要越少越好，但要漆黑；白的最好要占畫面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要層次分明。

得到陳平的提示後，我就打了個長途電話給身在美國的太太，要她買幾套雪白的衣服，飛到香港來讓我拍攝人像。就這樣，作品就拍好了。

本來，人像作品的題目是最容易起的。唐書璇的人像叫《唐書璇》，黃永玉的叫《黃永玉》……但自己太太的怎樣稱呼，卻不容易。他人替我的太太造像，可直稱她的名字或《張五常夫人》。但作品裡是自己的太太，要怎樣「標題」呢？歐美畫家們替自己太太造像的標題，都不太自然，更不論文采了。

在多種局限條件下，我選了《My Fair Lady》，是一個折衷的名目了。而事實 上，以Fair Lady來描述蘇錦玲這個人，朋友們不會有異議，更何況高色調之作，可以使一個女人看來是長生不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