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工作的恐懼感

我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對工作有恐懼感。奇怪的是，我不算是一個「貪懶」的人，或是對工作沒有興趣的。事實上，我從早到晚都在工作，因為要做的事實在太多，於是身不由己，見一步、行一步地工作下去。說起來，我沒有好好地、真正地過幾天什麼事也不做的休假生活，已有三十多年了。

那為什麼我對工作會感到恐懼呢？答案是：我恐懼的不是日常的例行公事，也不是那些在三幾天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那些要花相當日子才可以略有成就的。我有一個怪脾性：對任何工作事項，一開始之後不到結尾不能停下來，不會半途而廢。問題是，困難程度比較大而又需要長時日干的，在工作過程中苦不堪言，事前未敢言勝，先擔心敗，有了顧慮，於是變得裹足不前，就轉向其它零碎的工作入手了。至於一發難收的艱巨工程，到了中途進既不易，退也不願；硬著頭皮幹下去的滋味，實在不好過，而我有很多次這樣的經驗。

不久前，某次講話後記者訪問，其中有一位問及，四年多前我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經濟解釋》，離「終」篇尚遠時就因六四事件與母親的病而停筆的，為什麼到今天我還不繼續寫下去？這是非常尷尬的問題，因為四年來，有不少讀者曾經這樣問及。

我明白他們的意思。《經濟解釋》我寫來得心應手，算是得意之作。那時候打算寫的是一本非經濟學課本的書，沒有初級、中級、高級之分，與經濟有關的事，只要自己認為是重要的，就不管深淺地細說端詳。我當時「自大」地想，在經濟學上，史密斯（AdamSmith）有他的巨著，李嘉圖（DavidRicardo）、米爾（J.S.Mill）、馬歇爾（AlfredMarshall）等古人也有他們的經濟學巨著，那我又何妨試行復古，寫一本自己的「巨著」來過癮一下！

我當時估計，完成該作需時兩年。兩年痛苦日子，無可避免，但既然開了頭，就不管痛苦這回事了。其後不半途而廢，今天要我繼續，我不能不重新考慮必將遇到的苦處，恐懼之情倏然而生，不敢再「搏」下去了。

七十年代初期，我認為有關價格管制的論點荒謬。我於是苦思兩年才下筆寫自己的《價格管制理論》，寫了一年，易稿十六次，筋疲力盡。夏理必艭飽_HarryJohnson︶當時看了我的最後一稿，來信說：「你的文章很重要，但外人不易明白，你還是多寫一次吧。」我同意他的建議，但實在沒有魄力再寫一次！

後來該文發表了，大多數的專家讀者不明白，於是反應冷淡。那是我寫過的學術文章之中，自己認為是最重要但卻被同行引用得最少的。要是當時我依照莊遜的意見，再多寫一稿，其命運也許會大為不同，然而當時我的確對「多寫一稿」的苦處有恐懼感，就讓表達上有問題的文稿刊登出來了。

一九八二年，為了祝賀高斯（R.H.Coase）的榮休，我完成了《公司的合約本質》。該文的內容我斷斷續續想了十四年，但老是不敢動筆，是因為對下筆期間的苦不堪言懷有恐懼感。但高斯要退休了，我不能不下筆。後來該文只一個多月就寫好了，不過在那個多月中我聽不知「音」，食不知味，於今想來猶有餘悸！

是的，在我來說，要有成就是可以的，但我不能不付出一個非天才的代價。這代價是要歷久地全神貫注，晝夜不分地追尋，於是變得像傻佬一名，連自己兒女的起居飲食也顧不了。

我自知有這樣的缺點，所以在大興土木之前就先要有一點心理準備。在這準備中我不免意識到大難之將至，恐懼感隨之而來；若再多加考慮，就真的不敢問津矣。

說有什麼龐然大計，但又裹足不前，是會招來非議的。我同情受到這種非議的朋友，但朋友們卻很少在我那「得個講字」的尷尬表現上多加批評，算是奇跡了。可能是因為他們見我「說得到，做得到」，雖然有時「講而不做」，但從來沒有「講一套，做（另）一套」，就放我一馬。

二十五年前，高斯對我說要為他研究了三十年的「馬歇爾」動筆，又要為自己研究了十多年的美國野生大水牛動筆；但到了今天，八十三歲了，他還是沒有在這些題材上寫過文章。他是我朋友中對學術工作最熱衷的人，孤注一擲地作了一輩子的研究工作，但還是對自己認為研究有素的題材不肯下筆。

我倒認為，高斯不是不肯下筆，而是不敢也。他似乎像我一樣，預測到「未來工作」之苦，因此望而生畏。

世界上有三種人。一種是天才，是那些看來不大費勁就會有大成就的人；另一種是庸才，是那些怎樣起勁地干也沒有什麼苗頭，於是心安理得的；我認為自己是屬於二者之間的第三種，是最痛苦的那一種人。

羅曼羅蘭說：「人的生命本來就是痛苦的，尤其是在那些不甘於平庸的人看來，生命是無日無之的鬥爭。」


後記

寫此「後記」時，復出的《經濟解釋》在《蘋果日報》已刊登了四期了。奇怪，決定了動筆，恐懼之心就立刻消失了。從恐懼到安寧的轉變，只一夕之間。

我認為這種心態並不特殊，也不是自己發了神經，而是人之常情。作一個比喻吧。槍林彈雨的戰場，你要我跑進去我會嚇得半死，怕得要命。但一旦進了戰場，還有什麼可怕的？倒不如奮不顧身，殺他一個落花流水，過癮一下。

學術高下是怎樣衡量的？

以今天在香港盛行的衡量學術研究的準則來品評，我的經濟學水平根本不及格。

說實話，經過評審才獲得發表的論文，我平生只有一篇半。一篇是一九七二年在英國《經濟學報》發表的《兒女產權與中國傳統的婚姻合約》。另外半篇是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政治經濟學報》發表的《私有產權與佃農制度》。這後者只可算是「半篇」，因為評審員是朋友，還沒有讀清楚就告訴我將會極力推薦。

其它所有在英語學報上發表過的論文，都是應邀而寫，不用評審的。這些對我「免審」的學報，一、二、三流的都有。我不喜歡把論文給人家評審。自己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寫出來的文章，評審員只略看一遍就煞有介事地，說要改這裡，要改那裡，真是豈有此理！更何況，高手學者一向都懶於或無暇作評審員，而有時間作評審員的大都是缺乏創作才能之輩。所以若有人邀請文章，我就樂得賣個人情，送稿出去。有好幾年，長期約稿的有幾份學報，我就按自己對各篇文章的評比而分派出去。當然也有時為了朋友的感情難卻，較好的論文會發表在名望較差的學報上。

我認為真正有份量的論文，發表在不見經傳的刊物上也會受到重視；「冇料到」的論文，就算發表於天下第一學報，也只可能是得啖笑耳！高斯（R.H.Coase）那石破天驚而被舉世推崇的《社會耗費問題》，是發表於當時只印行五百本的《法律經濟學報》。維奈（J.Viner）大名遠播，是由於他的《成本與供應曲線》一文。但該文在美國屢投不獲發表，逼著發表在一本德國的學報上；後來在美國轉載而大行其道。

今天，好些學府（很不幸包括香港的學府），衡量教師的學術水平，總是「數」文章的數字，發表的文章是否經過評審，而發表的刊物是第幾流等等；內容如何則置若罔聞。也難怪有幾位求職港大的教師，就力舉自己在一流學報發表過的數字，使我啼笑皆非。

一九六八年，年輕的我，在芝加哥大學向一位前輩教授問及升級的準則。我問：「升級要有多少篇在一流學報發表過的文章？」答曰：「沒有規定，我們主要是看文章的內容。」我再問：「那麼只發表過一篇重要的論文也可以升級嗎？」答曰：「不是的，連一篇也沒發表過的也行。我們只要看還沒發表的文稿內容如何就可以決定了。」

後來我知道，一位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任教職的朋友（A.Leijonhufvud）連博士論文也沒有寫完就連升兩級而成為正教授，這使我心花怒放。那時我剛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職幾個月，就申請升為正教授，交出去的支持文章，只有短短的十一頁。系主任（最近獲諾貝爾獎的Douglas North）吃了一驚，跑來問我：「你沒有其它的論文嗎？」我答曰：「有的，但那十一頁應該足夠了。」後來該校的社會科學院院長見我只有十一頁「文獻」，就找一些校外的專家作評審，所得的響應是：「這十一頁足夠了。」

十一年來，我在港大當系主任，同事們的去留、升職，或聘請新人，我的衡量準則，連十一頁也不要。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們有沒有說過一兩句創新而大致上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重要的話。同事們向我推薦任何人，我總是問：「簡單地告訴我，這個人說過些什麼？」

學術的衡量，以任何數字來量度其成績的高下，都會有不良的、引人發笑的效果。要數文章的多少嗎？「粗製濫造」之作會多得污染學術。要以發表的學報高下來「評分」嗎？短而沒有內容，但又似模似樣的文章就會應運而生。要以文章被引用的次數多寡作定奪嗎？縱覽性的文章不脛而走，而教授就會促使自己的學生引用自己的理論寫論文了。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後，由於關心中國的問題，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經濟文章是以中文發表的。這樣一來，個人在一般衡量學術準則下，更為不及格了。衡量學術的君子們似乎是說，非英語發表的，就與學術無緣！對這種意識，我一笑置之。

但以中文寫經濟論文，讀者大都不是專家，所以我寫來力求淺白。於是有些人認為，不是為專家而寫的文章，非學術也。這樣，我的「不及格」幾乎被降至零分。

不久前我發表了《中國的經濟革命》那本小書，是積聚了個人十多年來對中國改革的研究而一氣呵成地寫出來的，寫得很淺白；因為有整套的綜合性，北京的朋友頗為重視。很不幸，香港的學術界以為那是「非學術」。這也可見用中文寫、淺白、未經評審、由《壹週刊》那樣大眾化的機構出版，是學術的大忌。

一位三十多年前就認識的美國經濟學者朋友，最近退了休，到香港來參加什麼學術會議的，知道我近十年來以中文下筆，就好奇地叫一位懂中文的朋友口譯我的「革命」小書。他聽了一整晚，離港前給我電話，滔滔不絕地為那小書說了個多小時。那真是少「聽」多怪了。


後記

此文發表後，香港的大學變本加厲，教師的研究成就以數文章計，每個學系都由「中央」設立評審委員，把每種學報評高下。

聽說有一年，我的學術成就被香港某委員會評為零分。得個零分，破了世界的學術「成就」紀錄。學術的成就本來只能由歷史判斷。歷史將來怎樣看我，我不知道，但總會看一下的吧。等不了那麼久，先創一項紀錄也心滿意足了。

也評毛澤東

不久前，毛澤東誕生一百週年紀念日，在北京有相關的活動，在香港有不少評論毛氏功過的文章。這個驟眼看來是死灰復燃的毛澤東熱，實際是一點例行公事，即使北京官方的紀念儀式，也僅是公式化地擦一下鞋，使人有冷淡的感覺。看來中國人對高級政要的盲目崇拜，已開始清醒過來，有了進步。

是的，我認為毛澤東對中國最大的貢獻，是使中國民眾知道：永遠不能再有那樣的領導人。中國人民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思之能不愴然下淚？過去的過去了，還是多點向前看吧。我贊成我們久不久要「紀念」一下毛澤東，好叫我們能追憶昔日盲目崇拜之痛。

今天，有關毛氏的評論，大都說他有功有過。即使對毛氏生平事跡比我知得多的評論者，大都只提十年文革為老毛的大過。什麼三反五反，什麼反右，什麼大躍進，什麼百花齊放，何功之有？連莫扎特、貝多芬也要被毛氏打落十八層地獄，其胡作非為史無前例，也可算是無奇不有。

算我智商低，但毛澤東對中國有什麼功績，我實在想不出來。評論者說來說去的，是毛氏使中國舉世矚目。劣績昭彰的大名，不要也罷。難道沒有毛澤東，外國人就再不能在世界地圖上找到中國？

有幾位可算是中國專家的朋友，力持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是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聲譽。我問他們：「假若時光可以倒流，讓中國在一九四八年從頭做起，你們要不要毛澤東？」他們一致答道：「不要！」我又再問：「假若讓你們選取一個年份，毛澤東生存時，中國人民的生活大致稱得上是滿意的，你們會選取哪一年？」他們都答不出來。

是的，執政者最需要關心的，是人民的生活與自由。這兩方面沒有改善、改進，什麼國際聲譽雲乎哉，得啖笑罷了。君不信，大可問問香港街頭行乞的人：「你們要聲譽，還是要錢？」其實你不用問，也知道答案是什麼。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遠不及今天香港的乞丐。不顧人民的生活、自由，而「搞」什麼國際聲譽，什麼權力與階級鬥爭，什麼思想正確，什麼紅太陽，什麼大舵手，算是什麼豐功偉績？

毛澤東昔日在中國叱風雲，比紅太陽還要紅，是由三個因素促成的。其一是國民黨往日的所作所為，實在令人反感、痛心；其二是中國老百姓天真無知，容易受騙；其三是老毛確是大有本領，既有文采，也有搞政治的天才。他最大的缺點有二：其一是完全不懂得怎樣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二是他自私，比我這個——在經濟學「理論」上說——以「自私」為榮的人還要自私百倍。起碼，我沒有興趣以「整人」為樂、為過癮，也沒有興趣強迫他人背誦我的文章，更沒有任何幸災樂禍之心。

在大學唸書時，我拜讀過毛氏的「雄文四卷」，覺得說的大部分是口號，用的大部分是虛假的邏輯。三十年後的今天，我無意間在香港某書店隨便翻閱他的大作，令我欣賞的是文筆流暢；令我不欣賞的，是有關經濟民生的言論，都是不切實際的。

我也曾讀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今天想來，孫氏與毛氏的言論某些方面大有相同之處：他們都是邏輯低手，大家的語氣都是那樣肯定。不同的是，在文字的操縱上，孫氏比毛氏輸了幾個馬位。

真可憐，在炎黃子孫中，不少人以為作者「肯定」就是對的，寫得有霸氣就是王者之風，而加上一點文采，就比《聖經》更有說服力了。

昔日中國共產政制下的民不聊生，是老毛之過，還是中國人民的無知之過？二者合併是最可靠的答案吧！記得四十年前，香港報章刊登了如下的一段新聞：一個壯年人洗澡後，穿褲子時一不小心，跌在地上，跌死了！朋友們看到這段新聞後驚異地說：天下間怎會有這樣愚蠢的人？君莫大驚小怪！於今想來，在文革期間，數以百萬計的人拿著小紅書大叫大嚷，搞什麼文鬥武鬥的，以致後來餓的餓，死的死，實在比那位因穿褲子而跌死的仁兄還要愚蠢。

是的，在文革期間，炎黃子孫何其蠢也！可不是嗎？如果在文革的瘋狂時期，中國來一次民主投票，每人絕對自由地選中國的頭頭，毛澤東會以一面倒的票數勝出！

政治就是那樣可怕。誇誇其談，甜言蜜語，煽風點火，勾心鬥角，老奸巨滑——這一切，都可以使人民死而不得其解！

我認為，民主投票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根本的辦法是要增加大眾的知識。如果神州大眾有香港人的知識水平，像毛澤東那樣的執政者是不會「產生」的。

毛澤東是一個很好的詞人，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書法家。書生大可論政，但從政卻是另一回事了。

從李超鵬的畫說起

李超鵬是一個畫家，也是我的朋友。我不是因為他是朋友而介紹他的畫，而是因為他在畫壇上「籍籍無名」，使我想到好些要說的話。

在藝術上成名，往往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事。李超鵬從早到晚寫畫，自得其樂，別無他求，是令人欣賞的。然而，客觀一點看，李兄的作品，有條件可以成名，所差的就是欠缺一點運氣而已。

我不是說李兄是大師級，但個人認為，好些算是有名的畫家，與李兄的造詣相去甚遠。我也不是說李兄是二十世紀末期的另一個梵高，懷才不遇；但我們不能不想到像下述的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梵高的畫，任何有感情的人一看就會感到思潮起伏，不能自已，那為什麼在他死後，他的弟弟要把他的畫送出去也沒有人要？在這點上，李超鵬比梵高幸運：他不用著免費贈送，雖然價格相宜。

可能是與生俱來吧，李超鵬有成功畫家必備的三個條件。其一是他的畫有風格，使人一望而知，而這風格不是故意造作的。其二，他的畫有思想。其三，他的畫有感情。我認為，任何藝術，思想最重要，感情次之，風格再次之，技巧又再次之。當然，一幅佳作之成，四者都重要。

我不是畫家，不能親歷其境地體會到技巧上的困難。因此，除了那些擺明是技巧奇高的畫家——例如美國的維斯與法國（去自西班牙）的畢加索——我不能在技巧上多下評語。以個人的感受來品評李超鵬的畫，我認為最突出的是風格，思想次之，感情再次之。大致上，他的畫算是三者俱佳了——這是不簡單的成就。至於李兄的技巧，是我不熟悉的把油彩畫得很薄的那一種。

風格應該是與生俱來的——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可強求。當然，故意「自創」風格的畫家多的是，但這種刻意創立的風格，看來很不自然，有點怪裡怪氣的，令人看得不舒服。在另一方面——可說另一極端——技巧是後天訓練所得，雖然有些人得來容易，有些怎樣「練」也無所得。

思想呢？那應該是天生與後學的合併了。我所認識的有份量的藝術家朋友，大都認為，歸根究底，藝術作品主要是表達作者的「學問」；他們所說的「學問」，其實是指「思想」。可不是嗎？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很難說得上有學問，但目不識丁的人也可以很有思想，也可以成為一個出眾的藝術家。當然，書讀得多，對思想大有幫助，這就是後天的訓練了。據說已故的福建刻石大師周寶庭，不僅沒有讀過書，而且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這可見藝術的成就是靠思想，而不是靠學問那麼簡單。

我高舉思想在藝術上的重要，是因為我認為沒有思想的藝術家，技巧再高也無補於事。我曾說，藝術要美觀，但美觀的可不一定是藝術。沒有思想的畫家，屈指難算——這是藝術的悲哀。

在今天眾多的中國畫家中，有思想的當然不多見，而李超鵬在這方面雖然不算超凡，但他喜歡用腦是很明顯的。另一方而，好些大名鼎鼎的畫家，我就看不出有什麼令人驚歎的思想或創意——是的，在思想上，他們不及李超鵬。來來去去也是畫那十款八款的畫，畫完又畫，就難以令人欽佩了。此外，有更多的畫家，技巧高超，但其作品看來是「冇腦」的。

個人收藏藝術作品，很在乎作者是否「有腦」，以及是否有感情。沒有腦、沒有感情而有風格和技巧的，充其量我只收藏一「件」。以個人之見，在繪畫歷史上，最有腦 （有思想、創意）的畫家是法國的塞尚（一般評論者會說是畢加索）；最有感情的應該是梵高（這個選擇似乎沒有誰有異議）。很不幸，我沒金錢能力去買塞尚或梵高的一幅畫。高斯（我很佩服的一位經濟學者）曾對我說，五十年前當教授時，他有能力購買幾幅塞尚的畫，但他沒有買，所以今天大歎失策，走寶之至也。

我收藏了三幅李超鵬的畫，是因為覺得很有意思，恐怕將來追悔莫及，走了寶！李兄沒有塞尚的天分（誰有呢？），但有成為名畫家的重要條件。「一將功成萬骨枯」，李兄今天尚未「一將功成」，但將來的機會是有的。

幸得黃永玉提醒——年多前他去看李超鵬的畫展，見到其中一幅作品，對我說：「這作品有點意思。」我就立刻把它買下來。永玉說有點「意思」，是指有點「思想」。對藝術作品，永玉一向嚴格要求，往往彈的多，讚的少。「有點意思」，在我豈不是非買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