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工作的恐懼感

我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對工作有恐懼感。奇怪的是，我不算是一個「貪懶」的人，或是對工作沒有興趣的。事實上，我從早到晚都在工作，因為要做的事實在太多，於是身不由己，見一步、行一步地工作下去。說起來，我沒有好好地、真正地過幾天什麼事也不做的休假生活，已有三十多年了。

那為什麼我對工作會感到恐懼呢？答案是：我恐懼的不是日常的例行公事，也不是那些在三幾天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那些要花相當日子才可以略有成就的。我有一個怪脾性：對任何工作事項，一開始之後不到結尾不能停下來，不會半途而廢。問題是，困難程度比較大而又需要長時日干的，在工作過程中苦不堪言，事前未敢言勝，先擔心敗，有了顧慮，於是變得裹足不前，就轉向其它零碎的工作入手了。至於一發難收的艱巨工程，到了中途進既不易，退也不願；硬著頭皮幹下去的滋味，實在不好過，而我有很多次這樣的經驗。

不久前，某次講話後記者訪問，其中有一位問及，四年多前我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經濟解釋》，離「終」篇尚遠時就因六四事件與母親的病而停筆的，為什麼到今天我還不繼續寫下去？這是非常尷尬的問題，因為四年來，有不少讀者曾經這樣問及。

我明白他們的意思。《經濟解釋》我寫來得心應手，算是得意之作。那時候打算寫的是一本非經濟學課本的書，沒有初級、中級、高級之分，與經濟有關的事，只要自己認為是重要的，就不管深淺地細說端詳。我當時「自大」地想，在經濟學上，史密斯（AdamSmith）有他的巨著，李嘉圖（DavidRicardo）、米爾（J.S.Mill）、馬歇爾（AlfredMarshall）等古人也有他們的經濟學巨著，那我又何妨試行復古，寫一本自己的「巨著」來過癮一下！

我當時估計，完成該作需時兩年。兩年痛苦日子，無可避免，但既然開了頭，就不管痛苦這回事了。其後不半途而廢，今天要我繼續，我不能不重新考慮必將遇到的苦處，恐懼之情倏然而生，不敢再「搏」下去了。

七十年代初期，我認為有關價格管制的論點荒謬。我於是苦思兩年才下筆寫自己的《價格管制理論》，寫了一年，易稿十六次，筋疲力盡。夏理必艭飽_HarryJohnson︶當時看了我的最後一稿，來信說：「你的文章很重要，但外人不易明白，你還是多寫一次吧。」我同意他的建議，但實在沒有魄力再寫一次！

後來該文發表了，大多數的專家讀者不明白，於是反應冷淡。那是我寫過的學術文章之中，自己認為是最重要但卻被同行引用得最少的。要是當時我依照莊遜的意見，再多寫一稿，其命運也許會大為不同，然而當時我的確對「多寫一稿」的苦處有恐懼感，就讓表達上有問題的文稿刊登出來了。

一九八二年，為了祝賀高斯（R.H.Coase）的榮休，我完成了《公司的合約本質》。該文的內容我斷斷續續想了十四年，但老是不敢動筆，是因為對下筆期間的苦不堪言懷有恐懼感。但高斯要退休了，我不能不下筆。後來該文只一個多月就寫好了，不過在那個多月中我聽不知「音」，食不知味，於今想來猶有餘悸！

是的，在我來說，要有成就是可以的，但我不能不付出一個非天才的代價。這代價是要歷久地全神貫注，晝夜不分地追尋，於是變得像傻佬一名，連自己兒女的起居飲食也顧不了。

我自知有這樣的缺點，所以在大興土木之前就先要有一點心理準備。在這準備中我不免意識到大難之將至，恐懼感隨之而來；若再多加考慮，就真的不敢問津矣。

說有什麼龐然大計，但又裹足不前，是會招來非議的。我同情受到這種非議的朋友，但朋友們卻很少在我那「得個講字」的尷尬表現上多加批評，算是奇跡了。可能是因為他們見我「說得到，做得到」，雖然有時「講而不做」，但從來沒有「講一套，做（另）一套」，就放我一馬。

二十五年前，高斯對我說要為他研究了三十年的「馬歇爾」動筆，又要為自己研究了十多年的美國野生大水牛動筆；但到了今天，八十三歲了，他還是沒有在這些題材上寫過文章。他是我朋友中對學術工作最熱衷的人，孤注一擲地作了一輩子的研究工作，但還是對自己認為研究有素的題材不肯下筆。

我倒認為，高斯不是不肯下筆，而是不敢也。他似乎像我一樣，預測到「未來工作」之苦，因此望而生畏。

世界上有三種人。一種是天才，是那些看來不大費勁就會有大成就的人；另一種是庸才，是那些怎樣起勁地干也沒有什麼苗頭，於是心安理得的；我認為自己是屬於二者之間的第三種，是最痛苦的那一種人。

羅曼羅蘭說：「人的生命本來就是痛苦的，尤其是在那些不甘於平庸的人看來，生命是無日無之的鬥爭。」


後記

寫此「後記」時，復出的《經濟解釋》在《蘋果日報》已刊登了四期了。奇怪，決定了動筆，恐懼之心就立刻消失了。從恐懼到安寧的轉變，只一夕之間。

我認為這種心態並不特殊，也不是自己發了神經，而是人之常情。作一個比喻吧。槍林彈雨的戰場，你要我跑進去我會嚇得半死，怕得要命。但一旦進了戰場，還有什麼可怕的？倒不如奮不顧身，殺他一個落花流水，過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