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後工

歐陽修寫《梅聖俞詩集序》，推出了後來膾炙人口的「窮而後工」的理論。他說世上的人認為詩人大都是貧窮的，但這不是因為「詩之能窮人」，而是因為「窮者而後工也」。

他的理由是，一個詩人因為窮，就「多喜自放於山顛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

我認為歐陽前輩這套理論，似是而非，大有問題。「詩」是可以窮人的——任何沒有市場價值的玩意，從事者不顧一切地專心投入，怎會有不窮之理？而假若作品有市場價值，有天分與興趣的投入者既可過癮，又可賺錢，怎會不精益求精？又或說，以市值論英雄，其作品豈不是失去了藝術價值，不可取也？這也不對。雖然有些作品過於商業化而缺少了藝術性，但好的藝術可以價值連城。

「窮而後工」的大錯，是與史實不符。在歷史上，窮的藝術高手不是沒有，但整體而言，藝術的興盛，是毫無例外地與經濟繁榮掛鉤的。

先以中國為例吧。魏晉、唐宋、明代、清初是中國人民生活得較好的時代，而同時也是中國的藝術人材輩出的時代。但在不幸的太平天國、悲慘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藝術大家則乏善足陳矣。

要說詩人嗎？李白對酒當歌，「天子呼來不上船」，而且「千金散盡還復來」，實在比一般老百姓富有得多了。李後主長於宮中，不用說了；李清照「淒淒慘慘慼慼」，「人比黃花瘦」，但「莫道不銷魂」，倒是宋代的一位大收藏家。蘇東坡被貶惠州，聽來慘不堪言，但還有人力、物力去重建惠州的西湖。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唐宋八大家之中——連歐陽修自己在內——有哪一位不是生活得比一般老百姓好得多的？

寫得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樣擲地有聲之詩句的杜甫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窮得可憐。「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這應該是杜老甫的無「病」呻吟吧。他當過官，而任何在今天到過成都杜甫草堂的人，會意識到，如果昔日的草堂有今天十分之一的規模，其主人也算是富有了。

「為作新詞強說愁！」是的，自古以來，不少詩人是喜歡「強說愁」的。假若我作詩，寫下什麼「勞斯萊斯風馳去」，或「今夕鮑參兼翅肚」，怎可使讀者認為我有「詩意」？欣賞詩的人很浪漫，往往喜歡憂怨。他們熱愛白居易的「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或辛棄疾的「敲碎離愁，紗窗外，風搖翠竹」，或李商隱的「蠟炬成灰淚始干」之類——與勞斯萊斯或鮑參翅肚之境相去甚遠！

詩人喜歡「說愁」，其中一個原因，是讀者喜歡他們那樣做，非窮而後工也。

去年十一月，我有機會與一位來自紐約而大有名望的畫商進晚膳。席上大家談到歐洲繪畫藝術的盛衰，一致地認為重要畫家的出現，一個畫派的發揚光大，必定是在經濟大有可觀或大有改進的時代。那是說，窮的大畫家不是沒有，但以整個社會而論，歷來一起一落的規律是：藝術的盛衰與經濟的盛衰是一致的——富而後工也。

達芬奇、米開蘭基羅時代（文藝復興）的意大利、格萊科（EGreco）時代的西班牙、朗勃倫時代的荷蘭、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都是富而後工的藝術時代。至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的法國印象派，除了雷諾阿、梵高外，其它十多位高手都是富家子。

俞伯牙遇鍾子期的故事，假若是真的話，應該是一個例外了。藝術的發揚是不可以沒有市場支持的。莫扎特的重要樂曲，絕大部分是為賣錢而作的。窮畫家梵高，有他弟弟與朋友的支持，他的畫雖然在生之時賣不出去，但當時法國的畫市非常蓬勃，使梵高在失望中充滿希望。

與上述那位紐約畫商一席談後，大家都同意：中國大陸今後二十年中會出現幾位國際性的大畫家（指從事油畫的）。可不是嗎？十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之速前所未見，油畫家數以百計地湧現，而近數年來，中國油畫已成行成市。所有造就大畫家的客觀條件，似乎都具備了。大師級油畫家的產生，應該指日可待吧。

對那些喜歡投資買油畫的人來說，上述的「大前提」很重要。倘若能在今天選中將來會成為國際大師的油畫家，那麼在今天搶先下注，肯定有大利可圖。然而很不幸，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有哪幾位今天的中國油畫家本身有足以成為國際大師的條件。

要成為這樣的大師，必備的條件有六。他不僅思想創新、風格突出、感情豐富、技術高明，而且同時要有一些大而重要的代表作，以及筆下的題材要很全面（無論人像、人體、花卉、靜物、風景，樣樣皆能）。

以上六項應備的條件，若缺其一，就不可能成為國際大師。綜觀今天得享盛名的中國油畫家，我找不到一個是六項俱備的。（一位畫家朋友見我批評一位名家沒有畫過靜物，就說那是學生習作的小玩意，是不重要的。這位朋友是在說笑了。塞尚、馬蒂斯、畢加索等大師的靜物，深不可測也。）

我倒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中國開放了十多年，油畫家蜂擁而出，但還是沒有兩三個可以稱得上有國際大師風範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今天中國油畫家的學問根底不足。是的，歐西的繪畫大師，都一致地很有學問。他們不一定進過大學，但我意識到他們都是准史學家或准哲學家。像黃永玉、黃苗子那樣老一輩的，飽讀詩書的，今天年青一輩的中國油畫家之中實在不多見。這應該是文革十年的後遺症了。

另一個（可能是合併）的解釋，是今天油畫市場的中國人顧客，對西洋油畫的傳統所知甚少。從佳士得的中國油畫拍賣可見，俗不可耐的商業性油畫，竟然可賣數十萬港元；而去年一幅——黃黑蠻老弟形容得很恰當的——像「月餅盒」上的「公仔」那樣的油畫，竟然以數百萬港元成交！

富而後工，難道中國的油畫家要向「月餅盒」的品味而「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