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燈後記

寫專欄的人，在久經訓練之下，有一種特異功能。比如出版商指定每篇要寫一千五百字，他寫了幾篇之後就會「校」得很準，到千二、三字左右其思路就自動轉向收筆那方面去，完稿的字數就大約是一千五百了。要增加或減少字數，再嘗試幾篇又會「適」而「可」止。不管是哪一個題材，文字的長短一「校」定了，作者就可發、收自如，不覺得字數的規限是一個約束。

對我來說，這種特異功能延長至結集成書的習慣上。每篇二千字的專欄，寫到五十篇（大約一年）時就可以結集，於是時間一到，意興闌珊，自動收筆。很不幸，這回寫《挑燈集》卻打斷了我積習上的「功能」，因為中途我抽起了十二篇，用來出版《中國的經濟革命》那本小書。這樣，到了要收筆時，屈指一算，才發覺差了一大截！

這好比一個長途賽跑的人，計「准」了氣力去跑習以為常的五公里，殊不知跑到氣力將盡時，發覺竟然還有兩公里的路要跑，怎會不嚇了一跳，手忙腳亂？我為此思量了好一陣，然後吸了口大氣，賈其餘勇，才不致有虎頭蛇尾的收場。

本來，在《隨意集》後，我不打算再寫此類文章。後來我決定「東山復出」（當時是收了「山」，不是收了「檔」），主要是因為黃永玉。他說：「你叫我給錦玲畫人像，我立刻照辦，畫了兩天；為什麼我叫你再開專欄，你卻左推右擋？」

永玉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自己怎樣對待朋友，就毫不客氣地要朋友同樣地對待他。我沒有理由反對這種永玉哲學，只得唯命是從；他沒有收我的畫錢，我把稿費捐出去。可以說，永玉和我一比一打成平手。

事實上，一比一平手只是表面上的事。我很懂得佔人家的便宜。就是寶詠琴也送了紅酒給我喝。永玉不可能是例外：他送給我的「紅酒」，是他兒子黃黑蠻的藝術——黑蠻老弟替我畫的插圖，點止插圖咁簡單！這些插圖製版後，我都珍藏起來，視為至寶。

詠琴名不虛傳。這個女人果真厲害：她也看中黑蠻的「插圖」，要我送她一幅。我說：「你來選吧，選後我可以叫黑蠻照樣多畫一幅給你。」她回應道：「那不成！我要的是孤本，不能再畫。」我想，既然喝了她那麼多紅酒，孤本也不能不割愛了。

永玉是給我佔了便宜，但詠琴技高一籌，竟然真的與我一比一打成平手。這樣算起來，墨蠻一幅插圖的價值，是八瓶名貴紅酒——雖然不是《壹週刊》所說的「一滴千金」的那一種，但黑蠻老弟還是足以自豪了。

說起來，我以中文下筆發表拙作，已有十年半了。起初是山木兄的鼓勵及錦玲替我修改文字。後來讀者越來越多，我就決定奢侈一點，說服舒巷城替我修改。到了《壹週刊》時期，我變得更加放膽，向文字質量需求較高的散文那方面下筆。

舒巷城和我有四十五年的交情。我這個人的本質怎樣，性格怎樣，他瞭然於胸，有時甚至比我自己還要清楚。我行文時想說什麼，認為什麼是過癮的用語，和某些地方對「平仄」計較的習慣，他似乎都瞭如指掌。我喜歡套用中國的詩詞與古文，間中加上一兩句廣東俗語使之生活化——這些，是我少年時受到他的感染而「養」成的風格。百鳥歸巢的文字本來不可取，但香港的文化很特別，既然有讀者喜歡看，就如此這般下筆了。

自一九八六年初我開始寫《再論中國》，而至今天收筆的《挑燈後記》，歲月匆匆，八年又半矣！在此期間，舒兄在盡量保留「五常風格」的原則下，替我每篇原稿上的文字過目、修改。保留原貌、風格不是我的要求，而是他認為是應該保留的。

在人的短暫生命中，四十五年的交情難能可貴。舒巷城和我都在西灣河長大，一起在太寧街度過大段日子，也一起結交過好些市井之徒。我們於是對世事的看法大致相同，也有類似的價值觀。然而我們的天分不同，性格也大有差別：我沒有他的才華，他不及我那樣古靈精怪；他為人慎重，我則喜歡「鋌而走險」。這樣的「雙劍合璧」，就是金庸的小說也沒有分析過！

我常對外間朋友說，舒巷城是我的文字「槍手」。但舒兄極力反對，說文章是我自己寫的——文責也由我自「負」——他只是略加潤色而已。要是我和他為這點「不同意」而打起官司來，即使包青天也審判不了。

當然，在那漫長的歲月中，舒兄和我偶爾也有其它甚不同意的觀點，但時日的消磨勝於試金石，好些昔日的「不同意」，早已煙消雲散。例如，是他說服我李賀的詩與辛棄疾的詞，為詩詞中的極品；是我說服他，共產制度行不通。我認為李白遠勝杜甫，到今天，他仍然很不同意，說是各有千秋。這卻是求同存異之例了。

認識《壹週刊》的黎老闆五年，他說過一句我特別喜歡聽到的讚賞我的話：「張五常，你一世夠運，有那麼多真的關心你的朋友！」黎老闆看世事，特別準確是這一次。

有人說，朋友不用多，真實的一個就夠了。我的真朋友，何止一掌之數？這算不上是世界紀錄，但我的真朋友來得很「雜」，卻是奇跡。這些朋友有學術上的、有下象棋的、有打乒乓球的、有從商的、有文化界的、有攝影的、有擅書法的、有繪畫及搞其它藝術的、有長於政治或法律的、有金融界的、有擔瓜賣菜的，也有在報章上把我痛罵過的。

孤燈挑盡，想著朋友，心中為之大慰。此刻是凌晨三時了，幾分鐘後帶著疲倦之身往床上躺下來，大概只消默數幾下，就可安然而得美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