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之謎

「教授！」一個從未謀面的青年報販這樣稱呼我。

「多謝教授！」搭出租車付車費時，那司機又是這樣稱呼。

年多來，我就發覺有這樣一點微妙的轉變：此前的稱呼是「張教授」，但近來好些陌生人竟然把「張」字省去。

黃啟阜、鐘祖文等人是老朋友，省去「張」字不足為奇，但他們是我的長輩，又是那樣相熟，怎還可以口口聲聲叫「教授」（而不叫我名字）呢？

藝術或文藝界的朋友，酒樓、餐廳的侍應，凡是認得我的，皆以「教授」或「張教授」稱呼。刊物上提到「大教授」，是指我；單說「教授」二字，多半又是我。

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不久前與兩位忘年之交談起這件稱呼的事，他們也嘖嘖稱奇。雖然名分上我真的是教授（沒有騙你，自己對此有點不相信），但教授何其多也，而在眾多教授中，我是最不應該被稱為「教授」的。

三十年來，我有如下的習慣：不喜歡入「會」，不參加任何組織；名片、銜頭一概不用。我認為這些沒有意思，絕不過癮，與我喜歡我行我素的脾性不合。這脾性使好些人認為我狂妄自大，但瞭解我的朋友都明白，不會這樣看我。

例外是有的。據個人所知，我是唯一在美國受訓而不是美國經濟學會會員的經濟學者，但當高斯（R.H.Coase）、艾智仁（A.A.Alchian）與赫舒拉發（J.Hirshleifer）一起提名我作飄利年山學會（Mont Pelerin）會員（高斯更親自打電話來邀請），我就不好意思推卻了。入會後，我沒有交會費十多年，但他們還沒有把我除名，尷尬之下，我於前年補交一大筆欠下的會員費。年多前，美國的西方經濟學會提名我作會長，我打算推辭，但同事們說這名頭對港大有好處，我就接受了。尷尬的是，作為副會長（今年是副會長，明年是待任會長，後年才是會長），我到如今還不是該會的會員，還沒有交過會員費；這實在太不成話，要更改一下。

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學時，夏理·莊遜（H.Johnson）說倫敦大學可以給我一個榮譽博士銜，但我要到該校去作一年的勾留，而他有辦法減至六個月。我的回應是，到該大學的經濟學「少林寺」去學一點功夫，很有意思，但銜頭可免則免。

在大學的有關書信上，我的秘書知道我名字之下不要加上教授或院長之類的任何稱號。例外的是替同事們寫信給某些官立機構，證明同事的職位，我就不客氣地拿「院長」或「頭頭」之銜來過癮一下。若非如此，為「官」的可能不相信我的「證明」屬實。

六十歲生日時，黃君實送我一聯（詩的集句），首句是龔自珍的「別有狂言謝時望」，下句是杜甫寫李白的「飛揚跋扈為誰雄」，深得我心。黃師傅並非我的忘年交，怎能對我知得那樣清楚？閒著無聊之際，我喜歡誇誇其談，有時「別有狂言」而「跋扈」一下。但我對名頭、聲望其實毫無興趣，在「謝時望」中，算是偶爾「飛揚」而自娛了。

我曾經為文寫過，在中國歷來的人物中，我最欣賞李白。在該文中我也說過，好些朋友認為我的品性像李白（但我也說明，我的才華與李白差得太遠，不能相提並論）。

奇怪的是，像李白那樣的人，沒有誰會稱他為教授的。即使李白復生，真的是一位教授，街頭巷尾的人也不會口口聲聲叫他「教授」的。這是因為「教授」是一個相當形式性的、禮儀性的稱呼。套在狂得「飛揚」的李白身上豈不是有點不倫不類，有點奇哉怪也？

我認為，「教授」之稱，套在我身上比套在李白身上還要奇怪。我在西灣河長大，「粗口」說得比英語更流利（此李白所不及也），每年結上領帶不到十次（曾送我領帶的朋友，對此頗有微辭，而偶然結領帶上課，學生必嘩然拍掌），難道這些見不得「光」的本領，是教授的「禮儀」嗎？不可能吧。

但在炎黃子孫中，我被人稱「教授」的次數，可能排名第一。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一個謎。一些朋友說那是因為我的白頭髮。但李白可不是「禿頭」的：「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另一些朋友說是因我的學生多，但喜稱我為「教授」的人，不少是素未謀面的販夫走卒，連中學也沒讀過。

我對這「教授」之謎的唯一解釋，是香港人對「教授」的「禮儀」很有抗拒感。但突然間，他們發現香港有一個「知書」而不「識禮」的「教授」，認為大有新意，就對我「教授」、「教授」地過癮起來了。若如是，我對「教授」這稱呼倒是卻之不恭的。


後記

最近董橋告訴我，一篇他寫的關於我的文字，內裡用上「張教授」這個稱呼，發表後竟然收到一位讀者來信，質疑我既然離開了港大，怎還可以被稱為「教授」的？這樣的意識是令人反胃的香港文化。

學術的成敗與名頭完全扯不上關係。我衷心欣賞芝加哥大學——那裡從來沒有人用任何名頭。近幾年國內邀請我作名譽教授的大學，為數著實不少，只因為自己太太答應了人家，我接受了一個。其它國外的大學也有，但沒有那麼多。要做「教授」真的十分容易。香港大學本來是不多的，但幾年前改了稱呼，教授之稱一夜之間暴升數倍。在國內收到的名片，一半以上是教授。

我的困難，是「教授」之稱驅之不去！

趣味與學術

近幾年來，由於科技大學的開辦與其它一些大專的力爭上游，增加了大學之間的競爭，負責經費分配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對大學的運作貢獻——教書的水平，研究的多寡——大幅度地增加了審查。這當然是件好事。納稅人的錢，納稅人無權管核，怎樣說也有問題。（佛利民見趙紫陽時的開場白是：經濟學有一條黃金定律，那就是用自己的錢總要比用他人的錢小心。）現在，派錢的機構多加質詢，其委員義務地做審查工作，納稅人是應該感謝的。

我唯一的批評，是好的學術必定要有趣味性——教書要有趣味，研究更要有趣 味——這是學術的重心所在，而資助委員會卻漠視了。是的，「趣味」不容易量度，其遭漠視是可以理解的。

記得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工作，我的《私有產權與佃農制度》一文在該校的《政治經濟學報》發表，排於卷首。幾天後，遇到校中的經濟系主任（A. Harberger），他說：「我讀了你那篇剛發表的文章，很有趣味呀！」那時我對所謂學術的認識還是一知半解，回應道：「算不算是重要的文章呢？」他想也不想就說：「重要不重要，天曉得，但說『有趣味』是我對學術最高的評價了。」

Harberger這句話，使我茅塞頓開：學術要向「有趣味」那方面走。今天，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所發表的學術文章，行內人還津津樂道，主要是因為文章有點趣味性。

趣味性難以量度，但對某些作者來說，有沒有趣味，下筆之前是可以知道的。這是因為有「趣」與否完全是主觀的事，作者大可由自己的主觀趣味作取捨，為自己的興趣而下筆，他人怎樣想置之不理。倘若作者是一個毫無趣味的人，說實話，他天生下來就不應該搞學術，也沒有意思作什麼研究了。

「重要性」呢？在原則上它是可以量度的，因為比較客觀。問題是，除了一些稀有的例子（例如DNA的結構被發現之前，生物學界已知其重要性），研究的人不容易事前知道。數之不盡的研究（例如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理論），參與的學者以為很了不起，但過了一些時日，不僅無人問津，還成為行內人茶餘飯後的談笑資料。另一方面，好些初時看來不起眼的學術文章（像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公司的本質》），無心插柳柳成蔭，在若干年後（高斯之文是三十多年後）卻成為經典之作。

既然「趣味性」事前可知而「重要性」事前不易知，依趣味性作研究而下筆是明智之舉。這個判斷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回顧半生所學，我發現：有趣味的學術不一定重要，但重要的學術必定有趣味。既然研究的重要性事前不容易知道，要碰碰「彩數」，碰碰運氣，那麼選走有「趣味性」的路，既可自娛，又可增加碰上「重要性」的彩數，何樂而不為？

研究如是，教書亦如是。我教兒女在大學選老師的一個座右銘：「沒有趣味的老師，避之則吉！」兒女求學是「終身」大事，不能不管，但多管卻無益。我因此只針對重點發言，其它放在一邊。我向他們提供這條黃金定律，是因為我知道：有趣味的老師不一定有啟發力，但有啟發力的老師必定有趣味。倘若兒女求學得不到什麼啟發，不學也罷。

我想不起哪一個學生可以在沉悶不堪的課程中學到些什麼。作學生時，我對人類學有興趣，對邏輯學、藝術歷史等也有興趣，皆因時來運到，在這些學問上遇到的開蒙老師，講得非常有趣味。成績怎樣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不僅對這些學問記得一清二楚，甚至還可以隨時「表演」一下。但當年教心理學、教會計等老師，就悶得怕人，逼使我只為了考試交差而苦讀，過不了數月就什麼也忘記了。

由於上述的經驗，我極力反對僅為考試而讀書的香港教育制度。我也反對近今香港的大學以發表文章的多寡來論英雄。就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論，香港的年青而天分不低的經濟學者老是從「發表」的角度打主意，其文章內容如非拾人牙慧，就是滿紙方程式，或是建議政府要做什麼的。他們似乎從來不從一個有趣味的現象入手，文章讀來味同嚼蠟，在學術上是不可能有什麼重要的貢獻的。

今天，香港教師的薪酬近於世界之冠，所以在外地收入比較高的經濟學者，我們也可以聘請到其中質量很不錯的。遺憾的是：這些新秀抵港後，在不重視「趣味」的教育制度下趕著為「發表」而下筆。

好些人（包括一些大學的校長）認為香港的納稅人既然那樣樂善好施，香港的大學可以搞成世界一流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低貶「趣味」的制度不改，要什麼一流雲乎哉，是不可能有希望的。

懷古說

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這是杜牧的詩，我懂得背誦五十多年了。今天晚上拿起筆，沉思著要寫些什麼，想到了這首七絕，想到杜前賢在千多年前拿起那「折戟」的情懷，於是思如泉湧，似乎有很多話要對讀者說。

話說幾個月前，在上海的路旁一個小攤子上，我花了八十元人民幣買了一個古玉壺。這玉壺三吋多高，很不起眼，顯然是入土多年的了。以個人對古玉（刻工、風格、色變）所知的推斷，這玉壺應該是西漢初期（大約二千一百年前）的產品。

幾個月來，這玉壺放在家中的書桌上，不曾細心端詳。但今天晚上，因為想到杜牧的詩而細看玉壺，竟然發覺它開始油潤生光（這可能是由於我久不久摸它一下——好些時左手握著玩，右手執筆為文）。細看之下，壺是半透明的（這是玉的特徵），一面是浮雕，刻著一匹馬，粗糙可愛；另一面也是浮雕，刻著的是什麼，我看不明白。

玉壺的蓋沒有遺失，而更奇怪的是，玉石堅硬如鐵，壺內彎了進去的「內囊」，古時的工匠是怎樣挖「成」的呢？

對著那小玉壺，我想到很多的事情。費時多久才可以完工的小玉壺，不知當時的市價若何？浮雕不僅有藝術性，而且與今天的現代藝術雷同——難道今天的藝術家有復古之思乎？有機會我會向黃永玉、黃苗子等中國藝術前輩討教，問個究竟的。

蘇東坡寫《赤壁懷古》，從「大江東去」，而論「風流人物」，寫到「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使我感慨萬千。辛棄疾寫《京口北固亭懷古》，從「千古江山，英雄無覓」說起，跟著就是「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到最後，還是要說「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一個人思古、懷古，自古皆然，而這思也、懷也，若不是見到「折戟」，就是見到「赤壁」之類的物或景而觸發的。但像蘇學士與辛稼軒那樣，我是覺得年紀越大而懷古之情越深的。這可能是因為一個人年長了，見來日無多，心理上就以追憶方法試把「來日」拖長一點。這好比一個要拖長時間來走最後一段路的人，希望能緊握一些什麼停留一下。

可不是嗎？我的兒女二十多歲，要他們懷古真的是白費心思。他們有的是時間，所以只會向前看。受到我的影響，他們喜歡莫札特的音樂，但要帶他們到莫札特的故鄉一遊，他們就不感興趣了。

而話說回來，懷古還有另外引人入勝的地方。古人某方面的成就、造詣，或豐功偉績，甚至是一些奇聞趣事，總是值得我們——尤其年長了的人——神遊、嚮往。

我曾經妙想天開地問過書法老師周慧珺：「假若中國九百年前就有錄影帶，讓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米芾當年如何寫他的書法，那麼看一分鐘你願意出多少錢？」她想了一下，說道：「三個月的收入。」無獨有偶，我也是願意拿三個月的收入來看一分鐘的。這也可見古人的智慧，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礦。它大部分失傳了，但剩下來的小部分，還是值得我們努力發掘，拿來「享用」的。

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一幅三百五十年前的王鐸書法，今天的市價比不上一幅張大千或林風眠的普通作品？為什麼一幅明代四大才子之首的冒襄的算是精品的畫（不要忘記他的情人是董小宛啊），今天的市價比不上半張吳冠中的宣紙畫。吳老的畫值錢是應該的，但他為之五體投地的明代徐渭的書法，其市價卻差了一大截。

對這些怪現象的唯一解釋，是在科技發達的今天，懷古的人著實不多。這倒不是因為今天的人不知道古人的智慧是個大金礦，而是要懂得怎樣去開掘這個礦藏，還要花很多時間去學習。今天的人，為米折腰，身不由己，古人的智慧金礦不能充飢，因此就無暇顧及吧？

羨慕黃君實這樣的人。他天天看古書古畫，天天可以神遊，然而這是他的職業，可於神遊中而「得米」，不用折腰也。

八卦經濟學——讀《無定向風》有感

楊徒弟懷康的《無定向風》結集成書，竟然有勇氣請師傅寫書評，為師者把書一讀，嘩，原來徒弟曾屢擦師傅的鞋——大擦兩次、小擦懶得計——這樣一來，雖然師為徒寫書評很少見，也不好意思推卻了。但師傅給徒弟擦鞋，史無先例，因此，可評而不可擦也。

《無定向風》給我的印象，是一門很特別的功夫，看來是楊老弟始創的。這門功夫有如下招式的融合，所以打起來別開生面：（一）題材博而雜，包含甚廣——此其風之所以無定向也；（二）沒有數據，更談不上什麼統計分析，其所引用的材料都是從四面八方的不嚴謹的刊物抽取，可以說是道聽途說的八卦消息；（三）文內的經濟分析沒有什麼曲線圖解，更談不上什麼方程式，但分析大概正確，功力不淺。

以上三招是楊老弟的斤兩所在。據我所知，在炎黃子孫中，只有他一個人可以把這三招融合而成家的。

說楊老弟的功夫是「八卦經濟學」，非有貶意也。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的《原富》就有同樣的傾向——雖然史前輩的巨著寫了十二年，引用八卦消息之外，觀察入微的實例還是多得很。此乃史密斯高不可攀之處也。

很多外行人不知道，滿紙是方程式、數字、統計等文章，作者可以（其實是大多數吧）對世事一無所知，所以讀者讀後就好比看了一局象棋，縱然著法高妙，但如墮五里霧中。

所謂「八卦」，指未經慎重考證而有趣味性的世事。因為考證費用高昂，所以對世事有興趣的經濟學者，一般地說都相當「八卦」。以驗證經濟學知名的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屬於一級的「好事之徒」，不在話下；即使數學經濟大師阿羅（Kenneth Arrow）也是如此——記得二十年前與我的幾次談論中，他對任何稍有趣味的事，都必定問長問短，問個不停。

楊老弟的法門，是從傳媒取「料」——單是公司年報他就收藏了近千份！這樣做成本低，因而可以知得很多，很博，很雜。其壞處是，傳媒的數據好些時不準確，從而耍起功夫來很容易誤中副車。其好處是，傳媒的數據一般地很有趣味，所以功夫耍來過癮好看——其文章就大可一讀了。

香樹輝好像曾經在文章上說過，我在十二年前寫的《賣桔者言》（據說發行了二十五版），是經濟學者第一次以中文寫的通俗性的、有關世事的文章。這是不對的：在我之前，楊懷康、侯運輝、黃志光等人就這樣寫的了。

我可能比較不同的，就是來來去去都是用同一的經濟理論。那是說，我的經濟分析只有一招，重複又重複地運用，有時略加變化而已——這一點，香樹輝與侯運輝都曾經一語道破。老師傅「走江湖」的絕招竟然給後學的一眼看穿只有一招，也算是後生可畏了。最近跟幾位工作於香港的年青經濟學者談及在國際有名的經濟學報上發表文章的事，他們對文章被選用的困難與等待評審的長時間感到困擾。我指出這是因為他們的出發點錯了。他們不應該以誰說過什麼為出發點。差不多百發百中的「出發點」應是：舉出一個有趣味而還沒有完滿解釋的現象或事實（這種現象或事實有的是），提出一個假說解釋，進行驗證，然後試將假說一般化。在美國做研究工作時，我用這些簡單的步驟，文章尚未寫好就有學報預約其稿。要知道，發表難，求稿更難——國際性的有名刊物也如是。

要找尋一個如上所說的現象或事實作為學術研究文章的出發點，第一步就是要「八卦」——被自己的好奇心驅使而「八」之。不過。既為學術，「八」得一點眉目之後，就要作調查考證，也要對理應分析的現象或事實作深入的認識。

據我所知，除了一些差不多是屈指可數的重要理論文獻之外，完全不「八卦」的經濟文章，大多味同嚼蠟，不可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