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之謎

「教授！」一個從未謀面的青年報販這樣稱呼我。

「多謝教授！」搭出租車付車費時，那司機又是這樣稱呼。

年多來，我就發覺有這樣一點微妙的轉變：此前的稱呼是「張教授」，但近來好些陌生人竟然把「張」字省去。

黃啟阜、鐘祖文等人是老朋友，省去「張」字不足為奇，但他們是我的長輩，又是那樣相熟，怎還可以口口聲聲叫「教授」（而不叫我名字）呢？

藝術或文藝界的朋友，酒樓、餐廳的侍應，凡是認得我的，皆以「教授」或「張教授」稱呼。刊物上提到「大教授」，是指我；單說「教授」二字，多半又是我。

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不久前與兩位忘年之交談起這件稱呼的事，他們也嘖嘖稱奇。雖然名分上我真的是教授（沒有騙你，自己對此有點不相信），但教授何其多也，而在眾多教授中，我是最不應該被稱為「教授」的。

三十年來，我有如下的習慣：不喜歡入「會」，不參加任何組織；名片、銜頭一概不用。我認為這些沒有意思，絕不過癮，與我喜歡我行我素的脾性不合。這脾性使好些人認為我狂妄自大，但瞭解我的朋友都明白，不會這樣看我。

例外是有的。據個人所知，我是唯一在美國受訓而不是美國經濟學會會員的經濟學者，但當高斯（R.H.Coase）、艾智仁（A.A.Alchian）與赫舒拉發（J.Hirshleifer）一起提名我作飄利年山學會（Mont Pelerin）會員（高斯更親自打電話來邀請），我就不好意思推卻了。入會後，我沒有交會費十多年，但他們還沒有把我除名，尷尬之下，我於前年補交一大筆欠下的會員費。年多前，美國的西方經濟學會提名我作會長，我打算推辭，但同事們說這名頭對港大有好處，我就接受了。尷尬的是，作為副會長（今年是副會長，明年是待任會長，後年才是會長），我到如今還不是該會的會員，還沒有交過會員費；這實在太不成話，要更改一下。

二十八年前在芝加哥大學時，夏理·莊遜（H.Johnson）說倫敦大學可以給我一個榮譽博士銜，但我要到該校去作一年的勾留，而他有辦法減至六個月。我的回應是，到該大學的經濟學「少林寺」去學一點功夫，很有意思，但銜頭可免則免。

在大學的有關書信上，我的秘書知道我名字之下不要加上教授或院長之類的任何稱號。例外的是替同事們寫信給某些官立機構，證明同事的職位，我就不客氣地拿「院長」或「頭頭」之銜來過癮一下。若非如此，為「官」的可能不相信我的「證明」屬實。

六十歲生日時，黃君實送我一聯（詩的集句），首句是龔自珍的「別有狂言謝時望」，下句是杜甫寫李白的「飛揚跋扈為誰雄」，深得我心。黃師傅並非我的忘年交，怎能對我知得那樣清楚？閒著無聊之際，我喜歡誇誇其談，有時「別有狂言」而「跋扈」一下。但我對名頭、聲望其實毫無興趣，在「謝時望」中，算是偶爾「飛揚」而自娛了。

我曾經為文寫過，在中國歷來的人物中，我最欣賞李白。在該文中我也說過，好些朋友認為我的品性像李白（但我也說明，我的才華與李白差得太遠，不能相提並論）。

奇怪的是，像李白那樣的人，沒有誰會稱他為教授的。即使李白復生，真的是一位教授，街頭巷尾的人也不會口口聲聲叫他「教授」的。這是因為「教授」是一個相當形式性的、禮儀性的稱呼。套在狂得「飛揚」的李白身上豈不是有點不倫不類，有點奇哉怪也？

我認為，「教授」之稱，套在我身上比套在李白身上還要奇怪。我在西灣河長大，「粗口」說得比英語更流利（此李白所不及也），每年結上領帶不到十次（曾送我領帶的朋友，對此頗有微辭，而偶然結領帶上課，學生必嘩然拍掌），難道這些見不得「光」的本領，是教授的「禮儀」嗎？不可能吧。

但在炎黃子孫中，我被人稱「教授」的次數，可能排名第一。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一個謎。一些朋友說那是因為我的白頭髮。但李白可不是「禿頭」的：「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另一些朋友說是因我的學生多，但喜稱我為「教授」的人，不少是素未謀面的販夫走卒，連中學也沒讀過。

我對這「教授」之謎的唯一解釋，是香港人對「教授」的「禮儀」很有抗拒感。但突然間，他們發現香港有一個「知書」而不「識禮」的「教授」，認為大有新意，就對我「教授」、「教授」地過癮起來了。若如是，我對「教授」這稱呼倒是卻之不恭的。


後記

最近董橋告訴我，一篇他寫的關於我的文字，內裡用上「張教授」這個稱呼，發表後竟然收到一位讀者來信，質疑我既然離開了港大，怎還可以被稱為「教授」的？這樣的意識是令人反胃的香港文化。

學術的成敗與名頭完全扯不上關係。我衷心欣賞芝加哥大學——那裡從來沒有人用任何名頭。近幾年國內邀請我作名譽教授的大學，為數著實不少，只因為自己太太答應了人家，我接受了一個。其它國外的大學也有，但沒有那麼多。要做「教授」真的十分容易。香港大學本來是不多的，但幾年前改了稱呼，教授之稱一夜之間暴升數倍。在國內收到的名片，一半以上是教授。

我的困難，是「教授」之稱驅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