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手兩忘

許多事情，窮年累月，也難以知其「究竟」。我是要到了耳順之年的某一天晚上，才突然間領悟到——在掌握某種技藝上說——「心手兩忘」是個絕高的境界。

話說一九六二年，我在洛杉磯加大當助理教員時，有一名黑人學生，成績很不錯，是代表該大學出賽的網球手。他的名字是Arthur Ashe（今已故，當年因做心臟手術輸血時不幸染上艾滋病菌）。這學生畢業後轉為職業網球手，成績不俗，但「頂級」卻說不上。

有一次，在溫布爾登的網球決賽中，大出觀眾意料之外，他竟然只花了約莫一個小時，就直落三局打敗了當時世界排名第一的康納。一年之後，在某聚會中遇見他，我問：「那次你輕勝康納，是怎樣的一回事啊？」

他答道：「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回事，真的不知道，只是覺得自己意之所至，得心應手，好像是在另一個『地帶』似的。」（I was playing in a zone!）

Ashe所說的「地帶」（zone）翻為中文，其意大概是「心手兩忘的境界」。這境界一旦達到了，完全沒有刻意為之，只憑意之所至，也許有點迷迷糊糊，但效果上天真瀟灑，靈氣湧現，顯得暢順而自然的。

個多月前的某夜凌晨，我躺在床上翻閱古書，半睡半醒的，突然間讀到這樣的記載：北宋時，書法大師米芾拜訪蘇東坡，相聚了好幾天，大家談的是「心手兩忘」對藝術創作的重要性。那麼有意思的話題，該古書只記下寥寥數語，使我整晚幻想當時情景，尋思蘇、米兩位前輩高人的對話內容是什麼。

兩年來，我自己就意識到，用心下筆的書法，寫來總是有點斧鑿痕跡，而自己比較稱心之作，全都是不經意地寫出來的。

我曾經把這個奇怪的現象對周慧珺老師談及，她的回應是所見略同：她自覺也是驟然或一時間不經意下筆時，字寫得最好。

這應該是個很抽像的哲理——不容易說清楚的吧。寫書法時要用腦，而且腦子要想得很快。但用腦與用心顯然是兩回事。腦用以分析、思考；「心」是「製造」感情的。說要「忘心」，就是把感情自然地不渲不染地流露出來。刻意把「心」一用——不能「忘心」——就不免刻意製造感情，其效果總有點造作，「天真」也就談不上了。

近來我每次練習書法，都試行「心手兩忘」的法門。我發覺自己要「忘手」並不困難，練習幾天就可以做到。但很不幸，要「忘心」就困難之極。我只可以偶然地在無意之間寫出幾個「忘心」的字；若刻意地去「忘心」，其「心」也，就更加難忘。我顯然不是一個書法天才，因為我不可以忘心而不忘腦；一動腦筋，心就難忘了。偶有忘心之作，碰巧而已。

其實我也不應該妄自菲薄。歷史上的書法家，絕大部分都是「碰巧派」。以大名鼎鼎的宋代四家來說吧。蔡襄絕對沒有心手兩忘之能。蘇東坡手書的《黃州寒食詩》，顯然是心手兩忘的精品，但他有這樣水平的作品甚少。黃山谷（黃庭堅）看來比蘇學士高一個「馬位」，因為前者的草書，差不多都能達到心手兩忘的境界。至於米芾，則無與倫比：在書法歷史上，似乎只有他一個人能把「心手兩忘」之藝招之即來的。

少年時，我有一位打乒乓球的朋友容國團，數次跟我提及，他不明白為什麼有時漫不經心，就所向無敵，但每當刻意求勝，就反而力有不逮。今天回顧，阿團也是個「碰巧派」，心手兩忘之藝不能招之即來。一九五九年，在匈牙利的決賽中，他碰到一個大「巧」：榮獲當年的世界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

凡是「手作」的造詣，心手兩忘應該是最高的境界了。科學與文學，以及學說之創立，其成就與手無關或無直接的關係。個人認為，若要在科學上有點成就，重要的是忘心，但千萬不可以忘腦。文學呢，心與腦——二者皆不可忘。

忘腦但不忘心的玩意，例子不多。我唯一想到的例子是：男女之間談戀愛。縱觀天下兒女情懷，不忘腦的難矣哉！

中外油畫的價格差距

不久前一位在美國的畫商朋友，寄來一本他畫廊印製的名為Barbizon的目錄畫冊。他知道我對印象派的畫著迷，但又沒有那樣多錢去購買，所以就對次一級的Barbizon School的作品「虎視眈眈」。

Barbizon原是法國巴黎鄰近的一個小村落。因為風景幽美，十九世紀初期有不少油畫家到那裡畫風景。一八三○年後，Barbizon畫派大行其道，而跟著的四十年，人才輩出，其理論基礎與作品的表達，今天回顧，是印象派的起源。事實上，好些後來成為印象派大師的（像Manet、Monet、Gauguin、Millet、Sisley、Renoir、Pissarro等人），都是在Barbizon起家的。也難怪梵高（VanGogh）曾經說過，Barbizon藝術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藝術。

今天我們在市場上見到的所謂Barbizon畫派的作品，通常是指十九世紀集中在那村落畫風景的數十位畫家。他們的作品實在好，但因為很少到巴黎去大展拳腳，名氣就遠不及印象派的大師了。由於名氣有所不及，一幅印象派的油畫動不動索價百多萬美元，但一幅「巴」派佳作，數十萬港元就可以買到。

翻閱畫商朋友寄來的「巴」派（Barbizon）作品出售目錄，不勝感慨。這些百多年前的油畫，其藝術水平比今天的中國油畫，一般而言，高出不可以道里計。但二者的價格，有好些差不多是一樣。這可真有點莫名其妙了。

記得去年與黃黑蠻去看一個國際性的大型畫展，他認為全場最佳之作是一幅只有四十二公分的油畫。後來另一畫家朋友李超鵬，也認為該小「品」是全場之冠。那是Barbizon之作，其作者是該畫派的頂級人物Daubigny（一八一七——一八七八）。其價若何？大約港幣三十萬。這與一幅同樣大小的吳冠中之油畫同價！是如假包換的Daubigny之作，且又是精品，其價怎會跟吳冠中的打個平手？

吳冠中的油畫是好的。但曾經是莫奈（Monet）老師的Daubigny，是百多年前的人，是今天每一本關於世界油畫歷史的書中必然提到的人物，是被公認為重要地影響了印象派的發展之畫家。我們還健在的吳冠中，將來的歷史聲名可大可小，但那是將來的事。

我把吳冠中與Daubigny混為一談，是因為我欣賞吳氏，認為可以相提而並論。還有三幾位中國油畫家，也或可以相提而並論的，但其它的提出來就有點那個。

在「巴」派之外的歐洲，數十或百餘年前的去世油畫家，若僅是略有名氣，其作品價格就更相宜了。這些畫——尤其是荷蘭及英國的——往往十分好，而很大一幅的，討價還價之後，大約是二、三十萬港元。這與中國當代的次級油畫家的作品價格差不多，但技藝則高出甚多，而且又是百多年前之作。

我們不能不佩服歐洲人對藝術作品的珍惜與重視。百多年前的畫，一般都保存得很好，有些經過專家修補，看來是新的一樣。而百多年前的小名家，他們總能長篇大論、引經據典地介紹，又或指出某作品曾經展出的次數、日期、地點，經過哪些人收藏等等。有些今天僅值數萬港元的作品，也是這樣細心處理的。這可見歐洲的傳統，是把收藏之道作為學問看待了。

去年暑期間，我在美國加州南部的一間畫廊，看到好些當代美國油畫，令人賞心悅目，很大一幅的只售三萬港元左右。這又比今天的中國油畫相宜得多了。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當然，我們不能「一枝竹篙打翻一船人」。有三幾位中國的油畫家，在外地有價。既然他們賣給「老外」與賣給中國人的畫價相同，我們就不能說其價有差距。我也認為有三幾位中國油畫家，其作品很不錯，價格可取。餘下來的畫價，則「高」不足道矣。

我認為中國油畫價格偏高，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某些中國油畫家喜歡故弄玄虛，刻意「造價」。「造價」當然不是真價，但久不久總有不識之士中計，以假為真，出高價購買。這種「造價」行徑，短期或有利可圖，但長線卻行不通。君不見，幾年前價格奇高的一些中國油畫家，如今跌得一塌糊塗。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有一種不容易解釋的民族或地區情意結。他們收購藝術作品的對象，往往是本土的畫家。例如，台灣畫家的作品，在台灣遠比在香港或大陸值錢。又例如，嶺南派的畫，在中國的北方並不「渴市」。中國人就是喜歡收購中國畫家的畫，藝術本身的高下如何，對他們似乎是不大重視的。

二十一世紀將至，在一碗雲吞麵可以打六分鐘長途電話到美國的今天，炎黃子孫應該開始明白，地球那麼小，世界已趨大同，什麼民族大義云云，只不過是一些好權如命的政客搞出來的把戲罷了。

退休之「價」

最近美國《財富》雜誌把美國之外的世界最可居的城市排名，多倫多第一，香港第五，二者之間為倫敦、新加坡及巴黎。據說兩年前香港是排名第一的。至於美國本土的城市，則西雅圖列於榜首。西雅圖在美國被排第一，司空見慣，而數年前曾被另一刊物排為世界第一。可以說，十多年來，在多個不同刊物或機構的選擇中，西雅圖最差也位於前幾名之內。這樣，若以多個「考試」的平均積分計算，該市遙遙領先，與第二位相去甚遠。

在同一報道中，《財富》雜誌又提及，香港的生活費用比西雅圖高出四倍。一位朋友知道西雅圖排名的大概，又知道我熟知那裡的情況，便問：「如果要到西雅圖過很舒適的退休生活，『身家』要有多少才可以？」

這位朋友有一兒一女，是四口之家；他年屆中年，長得既高且壯，或然率應該說他還可以多活五十載。

我問：「要很舒適的嗎？」「對。」「不要豪華的。」「不要。」「兒女要讀私立名校？」「那最好。」

我於是替他一家四口幻想著如下的生活：（一）居所大約佔一萬平方呎之地，房子內實用面積三千呎，另加車房五百呎，是二流頂的建築，有風景；（二）高級美國汽車一部（或次級的兩部）；（三）每星期外出晚膳兩次，光顧電影院一次；（四）每年旅行兩次；（五）衣著、食物佳而不「豪」；（六）兒女學校教育一級；（七）保險（包括醫療保險）應有盡有；（八）其它置物、雜費，應用則用。

這樣一家四口的生活，不用找職業或工作的，在西雅圖，其所需的「身家」（資產）要多少呢？讀者不妨試估計一下。我屈指一算，大約是美元一百二十萬（港幣九百三十萬）。為了要把風險降至最低，我設想以購買美國政府的三十年債券（年息七厘）來計算的。我又假設退休者不是美國公民，毋須納稅——但入息稅之外的稅（如物業稅或購物稅）已計算在內。

算出這港幣九百三十萬元的退休大計之後，我又再算一下，能過差不多同樣舒適的退休生活，四口之家在香港要「身家」多少才可以。一想到這裡房子的費用，就不免頭痛。我於是把居所的舒適度打個六折，其它享受差不多。計算所得，是港幣四千六百萬——大約是西雅圖的四點九倍。這比《財富》雜誌所說的四倍的相差大一點。

對其他在北美洲的城市我知得不多。約略的估計，同樣的生活水平，加拿大的溫哥華要比西雅圖價高兩成多，而舊金山則要高出近四成了。但這些城市的中國食肆很不錯，且「雀」友甚眾。也難怪那麼多的炎黃子孫，聚居於這兩個地方。

很舒適的生活，跟只可算是舒適的生活，是相差頗遠的。若問，一家四口在西雅圖，要過只可算是舒適的退休生活，所需「身家」多少？答案，大約一半——美元六十萬（港幣四百六十多萬）。

很奇怪，我把這個「只可算是舒適」的水平，與上文所說「很舒適」的那樣打個房屋折頭，引伸到香港來，得到的所需的退休之價，大約是港幣八百萬元。這只比西雅圖高出百分之七十四，跟「很舒適」的大差別縮小了很多。

讓我再降它一級吧。一家四口的小康而節儉之家，在西雅圖退休何「價」？答案是：大約美元四十五萬（港幣三百五十萬）。那麼在香港又怎樣呢？答案是：假若這四口之家能買到政府的居屋，連這屋價在內，退休所需的資金剛好是港幣三百五十萬，打個平手。

從以上約略計算的退休之「價」，我們不難得到以下有趣的推斷：

其一，小康節儉之家或生活水平更低的，不會移民北美退休。其二，大富之家也不會，因為對他們來說，每年在香港多花三幾百萬，「濕濕碎碎」罷了。其三，小富之家，退休若不到北美西岸定居，乃「走寶」也。

上海博物館

四個多月前，聽到一位外籍的教授朋友說上海新建的博物館是世界一流的，於是在一個週末跑到那裡去看看。其時博物館尚未正式開幕，只有雕塑、青銅器、陶瓷這幾項可供參觀。

那位教授朋友說得不錯，從室內設計、燈光、展品安排這幾方面看，確是一級水平。我此前從來不知道中國有雕塑藝術這回事——什麼觀音、佛像之類的作品，印象中千篇一律，似乎是沒有什麼藝術可言的。但上海博物館的雕塑室別出心裁，展出的作品務求變化多姿多采，使我看後茅塞頓開。說實話，在雕塑藝術上，中國是不能與歐洲相比的。但上海博物館的陳列，使我意識到我們的雕塑天才有的是。

有趣而又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雕塑藝術作品是沒有作者名字的。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來想去也不知道。但無名之作可以解釋，在中國藝術歷史上，一個雕塑家（或匠）不可能像米開蘭基羅、羅丹等人那樣，因成名而獲得可觀的收入。我又想到不久前在西安霍去病之墓地上看到的、多件巨大的石雕，是二千年前的「印象派」作品，作者顯然是個藝術天才，但只是一個「無名氏」。

上海博物館辦理雕塑展覽的主事人，顯然對中國的雕塑歷史有很深入的研究。我希望他（或他們）能對作者「無名」這問題試作解釋，以較大的字體對觀眾說明。那主事人（可能不止一個）是何方英雄好漢，也不妨在顯眼處介紹一下。雖然博物館很少這樣做，但作者既是無名，而展覽又搞得那樣有心思，其主事人「公開」地領一點功勞，是不用客氣的了。

該博物館的青銅器展覽，舉世無匹，非看不可，毋需細表。收藏能收得那樣全面、精彩，而又那樣有系統的，是極其不簡單的一回事。我比較失望的，是陶瓷的展覽。個人認為宋代的陶瓷，高雅無與倫比，其藝術成就光芒不可方物。但在博物館所見，宋代之作並不令人歎為觀止，即使那有口皆碑的宋代五大名窯，館中所展出的代表作品不多而又不夠份量。

不久前上海博物館正式開幕了。我趁重陽的長週末，特意去看該館的古書畫。其實我對中國古畫所知甚少，所以主要還是去看書法。很有看頭。然而令我失望的，是該館舉世皆知的兩幅鎮山之寶的書法——米芾的《多景樓詩》與徐渭書寫的一首自作七絕——竟然沒有展出！新張大吉之際，把鎮山之寶「收」起來做什麼？

徐天池的那幅七絕書法，是他尚存於世的最精書法作品，日本二玄社的複製品可以假亂真，看不到也就算了。但米元章的《多景樓詩》，其真跡看不到就耿耿於懷。有人說《多景樓詩》的原作是假的。怎麼可能呢？

詩分明是米前賢的詩。米顛的詩雖然不是蘇東坡所說的那樣了不起，但風格別開生面，沒有誰可以作出來。（蘇學士平生似乎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晉代的陶淵明，另一個是他的朋友米芾。自歎「相從元章不盡」的蘇軾，認為米南宮做什麼也是天之驕子。）

至於《多景樓詩》的書法，從印刷品看，更是元章無疑了。這幅書法共有九十六個大字（大約是米芾存世的大字真跡的四分之一），寫得天真瀟灑，靈氣湧現，精彩絕倫。古往今來，在行書上，只有米芾一個人有這樣的功力。「假」又從何說起？所以我很想看看真跡。

古玉的展覽室燈光太暗（其實是太黑），應該在櫥窗之外稍加微光，減低一點室內的光暗反差，使觀者看得較為舒服。很不幸，這次沒有時間去看少數民族的藝術展覽。應該是很有意思的。下一次到上海，不會放過。

很高興上海博物館能達到世界的一流水平。在意見上，個人有兩點批評。第一點是不能「改進」的，因為已成事實。那就是，雖然建築物很不錯，但我認為他們應該請貝聿銘設計的。貝氏是炎黃子孫，而且博物館這一類的建築物設計，當世首屈一指。這博物館如果由貝氏設計，遊客起碼會上升兩成吧。

第二個批評是可以而又應該立刻改進的。我去的那一天是假日，學生及兒童很多。這一群小朋友在場內走來走去，不知是否在捉迷藏，噪音不絕於耳。這不是博物館內應有的現象。

我認為孩子們多到博物館去是好事。藝術的欣賞，要從小學起——文化的培養是很重要的。但參觀藝術，非兒戲也。藝術很真實，欣賞的人要本著一片真誠之心。

我認為上海博物館要對父母解釋，孩子們參觀時要有點約束，而學生若沒有老師領導，博物館要安排一些指導員。目前因為年小的不識規矩，博物館派員工不停地抹那櫥窗上的手印，其認真的處理可嘉，但不是其它一級博物館可以見到的「畫面」。

特區首長應有條件

香港推選特區首長的話題，越來越熱鬧了。好些朋友問我的意見，把我看作是一個專家似的。其實我對政治不懂，也沒有興趣。像我這樣生長在抗日期間，經過國共之爭，受盡苦頭，而其後又喝過幾十年洋水的人，對政治有「冷感症」是不難明白的。

二十年前，美國搞總統大選，我問芝加哥大學的首要元老戴維德，誰是他的心中人選。他有點不相信地望著我，說：「你認為誰當選會有半點關係嗎？政客都是一樣，你怎可以讀了那麼多書還不知道？」正如後來H.Demsetz告訴我，戴維德是本世紀寥寥可數的有大智慧的人物之一。戴老當時半罵半笑的答案，點醒了我，使我覺得自己讀書雖然可以過目不忘，但還是有點生吞活剝，消化不良。

今天到了耳順之年，思想的消化系統有了進步。我認為在一個有了穩定體制的國度中，戴老的「沒關係」觀點是對的。但在轉變中的中國，在我們這個不可能永遠是特區的香港，誰是「首長」總會有一點關係。那是說，在這個大時代的轉變中，以「一國兩制」這個辦法協助過渡，其首長總要有一點特別的本領。

我認為這首長應有的條件，說來容易，聽來理所當然，就是恐怕找不到這樣的一個人。撇開一般人所談的條件不說，我認為如下六點是重要的：

（一）完全不搞政治。理由很簡單：我難以想像世間會有一個政治天才，可以持久地與北京在政治上周旋而能給香港帶來好處。是的，香港所需要的首長，不是一個政客，或一個外交高手，而是一個腳踏實地的管理或治理人。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的希望，是要被作為一家公司機構來處理，而這公司的頭頭是不需要搞任何政治的。美國有好些辦得好的城市，在法律上都是公司機構，而好的市長都不搞政治。

（二）有話應對北京衷心直說。婉轉之詞，客套的話，恭維之語——或甚至巧言令色的恭維——北京的執政者會因為不大相信而起戒心。不同意就說不同意，明確地解釋理由；辦不到就說辦不到，解釋困難所在——而說這些話時是不用宴之以大魚大肉的。

（三）不賣帳。九七之後，官商勾結的行為暴升，不容易避免。倘若特區首長遷就一位高干的私下要求，就變成官、商、政勾結，嗚呼哀哉！我認為即使微不足道的私下要求——例如介紹兒子到香港求學——特區首長也要謝絕「應酬」。

（四）要多考慮民意，但壓力團體避之則吉。這是我從已故的香港前財政司彭勵治學來的。他告訴我，他天天考慮民意，但不接見任何壓力團體，因為此「接」一行，就不可能應付得來。彭老是把香港的財政作為一家公司機構的財政來處理的。今天的壓力團體，比彭老執政時為多；九七之後會更多。視壓力如無物，其團體就會越來越少了。

（五）要上一課經濟學。說什麼維護香港的自由經濟等等，老生常談，不再說了。但特區首長要用功地上一課關於香港聯繫匯率的制度。這個要完全不管港幣量才可以高枕無憂的制度，明白其中奧妙的人不多。即使聰明如任老弟志剛，似乎也有點不明白（金融管理局越搞越大，奇哉怪也）。香港的特區首長若懶得上這一課，可找戴卓爾夫人在任時的私人經濟顧問華特斯當顧問。

（六）要把協助中國經濟發展作為第一投資。把香港作為一家公司機構，就是把香港作為一盤生意來經營。九七之後的特首，總要懂一點生意經。我認為沒有什麼生意比協助中國發展更有利可圖。南中國的生意，更是非做不可的。特區首長的一個任務，是要掃除這條財路中的一點沙石。例如從香港打到廣州的長途電話費，比打到美國的高出一倍！又例如邊境過關費時失事，香港汽車不能自由進入大陸等等——都是不利生意的沙石，而這些是不能由商人或市民來掃除的。

三年前一位香港的重要人物曾對我說：「中國的經濟越壞，香港就越好；中國的經濟越好，香港就越壞！」荒誕不經之論，莫過於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