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首長應有條件

香港推選特區首長的話題，越來越熱鬧了。好些朋友問我的意見，把我看作是一個專家似的。其實我對政治不懂，也沒有興趣。像我這樣生長在抗日期間，經過國共之爭，受盡苦頭，而其後又喝過幾十年洋水的人，對政治有「冷感症」是不難明白的。

二十年前，美國搞總統大選，我問芝加哥大學的首要元老戴維德，誰是他的心中人選。他有點不相信地望著我，說：「你認為誰當選會有半點關係嗎？政客都是一樣，你怎可以讀了那麼多書還不知道？」正如後來H.Demsetz告訴我，戴維德是本世紀寥寥可數的有大智慧的人物之一。戴老當時半罵半笑的答案，點醒了我，使我覺得自己讀書雖然可以過目不忘，但還是有點生吞活剝，消化不良。

今天到了耳順之年，思想的消化系統有了進步。我認為在一個有了穩定體制的國度中，戴老的「沒關係」觀點是對的。但在轉變中的中國，在我們這個不可能永遠是特區的香港，誰是「首長」總會有一點關係。那是說，在這個大時代的轉變中，以「一國兩制」這個辦法協助過渡，其首長總要有一點特別的本領。

我認為這首長應有的條件，說來容易，聽來理所當然，就是恐怕找不到這樣的一個人。撇開一般人所談的條件不說，我認為如下六點是重要的：

（一）完全不搞政治。理由很簡單：我難以想像世間會有一個政治天才，可以持久地與北京在政治上周旋而能給香港帶來好處。是的，香港所需要的首長，不是一個政客，或一個外交高手，而是一個腳踏實地的管理或治理人。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的希望，是要被作為一家公司機構來處理，而這公司的頭頭是不需要搞任何政治的。美國有好些辦得好的城市，在法律上都是公司機構，而好的市長都不搞政治。

（二）有話應對北京衷心直說。婉轉之詞，客套的話，恭維之語——或甚至巧言令色的恭維——北京的執政者會因為不大相信而起戒心。不同意就說不同意，明確地解釋理由；辦不到就說辦不到，解釋困難所在——而說這些話時是不用宴之以大魚大肉的。

（三）不賣帳。九七之後，官商勾結的行為暴升，不容易避免。倘若特區首長遷就一位高干的私下要求，就變成官、商、政勾結，嗚呼哀哉！我認為即使微不足道的私下要求——例如介紹兒子到香港求學——特區首長也要謝絕「應酬」。

（四）要多考慮民意，但壓力團體避之則吉。這是我從已故的香港前財政司彭勵治學來的。他告訴我，他天天考慮民意，但不接見任何壓力團體，因為此「接」一行，就不可能應付得來。彭老是把香港的財政作為一家公司機構的財政來處理的。今天的壓力團體，比彭老執政時為多；九七之後會更多。視壓力如無物，其團體就會越來越少了。

（五）要上一課經濟學。說什麼維護香港的自由經濟等等，老生常談，不再說了。但特區首長要用功地上一課關於香港聯繫匯率的制度。這個要完全不管港幣量才可以高枕無憂的制度，明白其中奧妙的人不多。即使聰明如任老弟志剛，似乎也有點不明白（金融管理局越搞越大，奇哉怪也）。香港的特區首長若懶得上這一課，可找戴卓爾夫人在任時的私人經濟顧問華特斯當顧問。

（六）要把協助中國經濟發展作為第一投資。把香港作為一家公司機構，就是把香港作為一盤生意來經營。九七之後的特首，總要懂一點生意經。我認為沒有什麼生意比協助中國發展更有利可圖。南中國的生意，更是非做不可的。特區首長的一個任務，是要掃除這條財路中的一點沙石。例如從香港打到廣州的長途電話費，比打到美國的高出一倍！又例如邊境過關費時失事，香港汽車不能自由進入大陸等等——都是不利生意的沙石，而這些是不能由商人或市民來掃除的。

三年前一位香港的重要人物曾對我說：「中國的經濟越壞，香港就越好；中國的經濟越好，香港就越壞！」荒誕不經之論，莫過於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