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的文章

在《古文今用》一文中，我說自己的中文水平有所不逮，於是套用少小時背誦下來的古文、詩、詞以補不足，救了我。《蘋果日報》的臧老兄文仲讀該文後，不同意古文救了我的觀點，但又大讚我的文章了得。臧老兄認為，我的中文可讀是因為我的英文也可讀之故。天下為文之道，殊途同歸，這點我當然沒有異議。我也同意臧老兄的論斷：一個通雙語的人，不可能一語寫得好而另一語卻一無是處。

要不是《蘋果日報》極為暢銷，就是臧兄有名堂，因為臧文發表後我收到好些記者及讀者的來信或電話，希望我能細說一下為文之道，以及介紹一下我提及過的Elements of Style那本小書。

說實話，我的文章沒有什麼了不起，而唯一感到欣慰的，就是可以寫得清楚明白。這「清楚明白」的一技之長，在國際學術界也算是略有小名的。但我卻沒有什麼特別的天分——二十九歲之前，我喜歡舞文弄墨，文章寫來九曲十三彎，使人讀來有天旋地轉之感。

是二十九歲某一天，我敬佩的老師艾智仁（Armen A.Alchian）召我到他的辦公室去，對我說：「我們（指他和其它老師）絕不懷疑你是可造之材，不過，你的文章不容易看得懂。為文之道只有一個重點，那就是要寫得清楚明白。要記著，不管你的思想如何了得，文章不容易明白就不會有成功的機會。」

聽後我想，艾老從不召見學生，這次隆重其事地召見我，就只是說這幾句話，秘籍無疑也。我當時又想，自己是中國人，二十多歲才開始認真地學英語，要成為一個英語文豪是不可能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單學寫清楚明白的文字就算了。

決定了要做什麼，就把心一橫地去做，是我天生的個性吧。但要學寫清楚明白的文章，可不是我事前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其中的一個困難，是要「戒除」自己歷來為文的壞習慣。這些壞習慣倒非我所獨有，雖然當年我有的可能特別多。於今回顧，我當時的壞習慣有下述五點。

其一是花拳繡腿，往往跳一下草裙舞。清楚明白的文章是要有話直說。從「花拳繡腿」改為「有話直說」，是最困難的改進——即使到了今天，久不久我還是覺得自己有「花拳繡腿」之弊。

其二是喜歡採用深字，比如幾個有同樣表達能力的字以供選擇，我當年就喜歡選用較深的一個，以為（誤以為）可以此而向讀者表現一下自己是個讀過書之人。自從決定寫清楚明白的文章後，凡有字（或詞）的選擇，我就取其最淺的一個。

（話得說回來，有一些特別的文字——例如三次介紹佛利民——為了加點學術氣氛來過癮一下，我就選用深字，花拳繡腿一番。這樣做，聽眾或讀者究竟明白與否——只要他們知道我是在大讚佛老——則無傷大雅了。）

其三是用長句。清楚的文字要用短句。不僅句子要短，分段也要短。一句說完就用句號或分號；一個小小的論點，說完就要立刻分段。清楚的文字，是不能拖泥帶水地寫的。好些人像我當年那樣，認為懂得用長句才算是文章高手。這是不對的。

其四是著重文法。我不是說文法不重要——更不是說英語的文法不重要——而是下筆寫初稿時要置文法於度外。文法的對或錯，是應該在有了初稿之後才修改的。

如果一下筆就重文法，分了心，「清楚」的問題就打了折扣。（是的，文法錯了的文章有時也可能很清楚。即使在今天，我寫英語文章的初稿，文法往往欠妥，而且錯字連篇。自己時間不足，就樂得依美國的慣例，請他人代為改正。）

其五是誤以為讀者可以明白。好些時，為了文字之美，我們寫些有欠清晰的、以為讀者仔細閱讀一下就會明白的文字。但我們卻忽略了讀者讀文章不是下象棋，肯大費工夫研究你在說什麼。行文之中，認為讀者可能不明白的，就要修改、淺化。好些時，為了達意，寧可多用幾個字，雖用得不大「美」，還是「化算」之舉。

茲謹答覆讀者問及Elements of Style一書之優點如下：這本小書擺明車馬，一、二、三、四……列出規例，英語怎樣寫可取，怎樣寫不可取，不作解釋，沒有哲理。例如，小書上說，一句之中，重要的字要放在句首或句尾，不要放在中間。此規其妙無窮也。類似的規則，小書中凡數十，記著即可。對於像我這種懶得研究文字而又想文字寫得像樣的人來說，它是沒有快捷方式的為文之道中的「快捷方式」了。

在此順告臧文仲兄：認為該小書過了時的，並非我港大系內的同事，而是教英語的專家也。

浪得虛名

在學術或任何造詣上，我樂意接受自己有成就但卻籍籍無名；比較頭痛，但還可以接受的，是有成就而又大名鼎鼎；我甚至可以接受自己沒有成就而又籍籍無名。我不能接受的，是沒有成就但卻大名鼎鼎——即所謂浪得虛名也。

不同的造詣，有不同的「浪得虛名」的可能性；而一般而論，時日越久，「虛名」尚能保持的機會就越低。

最不容易浪得虛名的造詣（其機會差不多等於零）是要直接跟對手比賽的那一種。舉一個例，網球手張德培，身材比一般老外短小得多，但仍能持久地排名世界第二。我們根本不用看他出賽，甚至連網球技術也毋須懂得，就知道他不可能是浪得虛名的。

又試舉下象棋的例子吧。一個在大賽中持久地有驕人戰績的棋手，其下棋的風格可能毫無生氣沉悶之極。我們（觀眾）不喜歡他的棋風，可以破口大罵，但怎樣也不能說他是浪得虛名！一位棋手能身經百戰而勝多敗少，怎可能沒有真實的本領？

在自然科學上，浪得虛名的機會總是有的，但這機會不大。在達爾文時代的歐洲，有好幾位生物學家大名鼎鼎，但達爾文一出以及數十年後的門德爾的著作被發現後，這些名家在人們心目中就變得浪得虛名了。話得說回來，在科學上，理論或推斷出錯，是不足以大幅度地影響一個學者的聲望的。上述的「名家」一下子變為浪得虛名，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理論」是胡說八道，而又不遺餘力替自己大吹特吹。

好些科學家，因為拿得諾貝爾獎之類，一時間大名鼎鼎，但過了一段時期，他們的貢獻被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其聲名就江河日下。然而，這樣的不幸可算不上是浪得虛名。

在社會科學上浪得虛名的機會比自然科學大得多。主要原因在於，從未在學問上問津的人，不會自以為懂得自然科學，但對社會科學他們在某程度上往往覺得自己是半個專家。如此一來，一個社會科學家得享盛名，可能不是在學術上有什麼了不起，而是因為他的言論在某個時代或環境中得大眾的欣賞。這樣的浪得虛名，有識之士早就心裡有數，但一般人則要過一段時期才會明白真相的。

一位寫了一本關於中國土地及農民生活的書的歐洲學者，說農民給地主怎樣剝削、壓迫，五十多年前在中國得享大名。但他的那本「名著」胡說八道，書中大部分的「資料」是「創」出來的。這是浪得虛名了。事實上，在人民無知的中國，浪得虛名特別容易。「國父」孫中山《三民主義》是抄襲亨利·佐治及一位美國牙醫所著的兩本書而成的。這樣浪得虛名而持久不衰，算是奇跡了。

本世紀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的例子是另一回事，佛老的名氣，大得不得了。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數十年來在公眾傳媒中維護自由，口才好得驚人。然而，好些人不知道，佛老真的是才高八斗，行外人看不懂的學術著作內容博大深湛。歷史不會忘記佛利民。未蓋棺而可以這樣論定的學者，為數不多吧。

藝術上的浪得虛名，比科學更容易了。法皇路易十四統治下的眾多藝術名家，於今回顧，都是浪得虛名。本世紀的好些現代派藝術大師，紅透半天，但不十年，就不知所終。事實上，在任何時代，浪得虛名的藝術家都不難找到，這是因為藝術沒有「必然」邏輯的依據來品評，怪誕不經之作可能大有新意，於是紅極一時。不過，話說回來，藝術上某方面的進步，有時可能由於這些「搏出位」的仁兄的衝擊而有所推動。

我所知的最容易浪得虛名的造詣，是中國的書法。好些行內人都同意，書法是極為困難的藝術——比繪畫困難。問題是，在中國的書法歷史上，有名氣的書法家往往非富則貴，或者起碼是一個小官。一個普通的平民是不大可能在書法上得享盛名的。這顯然是因為書法不容易懂得欣賞，所以收藏某人、某人的「墨寶」，該某人、某人的名氣或大或小有決定性。這個先論「名」然後再論書法造詣的傳統——市場視墨「跡」而不單論造詣高低的——造就了不少浪得虛名的書法家。今天，這樣的傾向是減少了，但在某程度上還存在。

話雖如此，而本身有名氣的人，因為求字者眾，會在書法上痛下苦功。名人之字，往往好得出奇，非無因也。

我曾見過兩幅清代的字，作者顯然是高手，可是在《中國藝術名家辭典》及其它參考書中，遍尋不見其名，反而歷史上（包括近代歷史上）有好幾位大名鼎鼎的書法家，用筆奇差，作品一無是處，是如假包換的浪得虛名了。

年多前我到了耳順之年，見自己苦學書法數載而略有小成，想到上文所述的事，便對一位朋友說：「我的書法差不多可以交出去，但碰到如下的問題。交出去後，人家說我的書法好我高興，說不好我樂意接受。我不能接受的是：人家說這是張大教授的字，作為一個經濟學教授，這樣的書法算是不錯了。」

我是為過癮而學書法的，妄得「虛名」是「莫須有」！

佛利民與二十世紀

佛利民八十四歲了。他曾經做過兩次心臟大手術（第二次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還是精神奕奕的。他今天的智力遠不及三十多年前我所認識的佛利民，但還是高人一等。上帝造人絕不公平，可以信矣。

佛老與我算是知交了。這使我感到不枉此生。幾個月前他來信，說年事已高，將來再不能多作他心愛的香港之行，但會在今年二月初再來一次，應該是最後一次吧。我收到那封信後，高興之中，卻想到王勃所說的「盛筵難再，蘭亭已矣」這句話，不禁悲從中來。

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賀說的。米爾頓與我皆是有情之人，怎可能不知道老之已至。我於是為佛老的香港最後之行，「勞師動眾」，花了不少準備功夫，為他搞盛筵、蘭亭之聚。我對內子說，我再沒有魄力為誰搞什麼盛會，就讓我給米爾頓再搞一次吧！

佛利民是本世紀最負盛名而又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者。數十年來他以「自由」掛帥。目今舉世專政的崩潰與自由的普及，佛老之功不可沒也。這是人類之幸，而佛老能成為這個大時代轉變中的一個大英雄，雖然在某程度上可說是英雄造時勢，但主要的還是時勢造英雄。

佛老生於一九一二年，而到了二十世紀末期的今天，他還健在。這與我在數年前以九十餘高齡謝世的母親一樣，差不多度過了整個二十世紀。然而不同之處是：先母生於封建的中國，沒有機會讀書識字，思想屬於「不孝有三」的那一套；佛老生於先進之邦，以知識為至上的，其思想沒有約束而游於四海也。

一個學者在思想上有豐功偉績的成就，自己的天分還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生長在一個有感染力的時代，有機會汲取他人的經驗或受朋友的影響。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若不是生長於工業革命的十八世紀，不可能寫出《原富》。在史氏之後，若不是生物學家在歐洲都共同追究人類是怎樣的一回事，世間不會有一個達爾文。中國的司馬遷，歐西的牛頓、愛因斯坦等大思想家，一致地是大時代逼出來的人物。

佛利民生長的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熱鬧」的世紀了。這個世紀有兩次世界大戰，有好幾十年發展得一日千里的科技，有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 義……有凱恩斯的革命，也有馬克斯思想，給專政之君利用而試行於實踐之中的。同樣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不聊生的國家多的是。經濟要怎樣發展才對，是一個大熱門的題目了。

在這個千載難逢的大時代的演變中，要成為一個大思想家是比較容易的，但還是需要有百年僅見的天賦與才華，方可脫穎而出。在經濟學上，上帝選中了佛利民。這個人思想深湛而又快如閃電，不在話下，但他同時又是一個統計學家、史學家、哲學家。還有，他數十年如一日不斷地思想、工作，而又毫不賣帳，原則所在，說的都是衷心話。

一個偉大經濟學者應具備的所有條件，佛利民都無一或缺，這樣的一個人，生長於各家爭鳴而帶來極大啟發力的二十世紀，可說是異數了。

今天的經濟學者，比起數十年前佛老如日方中之際，人數多出何止十倍。不幸的是，這些數之不盡的後起之秀——好些天分奇高的——由於不能體驗到二十世紀中期的百家思想爭鳴、衝擊，其思想及學術的成就，與佛利民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我自己在經濟學的思想不足道。但奇怪的是，我是最後一代有機會與當年如日方中的佛利民以及同時期的眾多高人接觸過、辯論過的。這樣的機緣巧合，即使與我同輩的、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經濟學者（有此奇遇）也屈指可數。而我是生長在中國戰亂期間，曾經在廣西一帶捱饑抵冷過的。這不由得使我想起王勃所說的「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求全則毀、知足不辱」這句話，不足為信。話得說回來，單是有緣認識佛利民，我也可以「知足」而自豪了。

唯利主義的另一面

實不相瞞，我是個唯利主義者。我認為生命的真諦是要去享受生命。可以這樣說吧：每天從早到晚，我都為爭取生命的享受而打主意。這樣的日子，轉瞬間已近四十年了。

享受是要有策劃的：要享受什麼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選擇，而這選擇並不容易。困難的所在，是一些享受用金錢可以買到，而另一些則是錢再多也幫不到忙。昔人云：民以食為天！金錢能買到的享受的確很重要——沒有誰會衷心地同意「錢財如糞土」這句話的。但物質以外的數之不盡的其它享受，錢買不到，而是要自己花時間、心思去爭取。我們因此要放棄物質上的享受——此乃經濟學上所說的機會成本也。

也是按照經濟規律，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選擇，是以那所謂「替換定律」（convexity postulate）為依歸的。問題是，市場的價格明顯，但爭取非物質的享受，沒有市價，其代價若何我們事前往往不得而知。

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你要欣賞蘇東坡的詩詞，要「分享」一下他的性格，那你跑到書店去，花一千數百元買五六本他的著作或與他有關的書，做了第一步的投資。但假若你真的要過一下蘇東坡的癮，這投資可能不及總成本的百分之一。主要的成本，是你要花很多個晚上研讀、探索，不明白的要向朋友等請教。

魏晉文章、唐詩、宋詞，以至後來的納蘭容若、龔自珍等高人韻士的作品都大可享受而又要大花時間的。文字如是，書法、繪畫、陶瓷等亦如是。

假若你不甘於單從欣賞中享受，而要自己「親歷其境」地過一下文學或藝術之癮，或者說，親自嘗試一下創作，那麼其享受當然更高，但時間的代價（放棄物質享受的代價）當然更大了。別的不說，單以我深知的攝影藝術而言，陳復禮、簡慶福等朋友為求一幀上佳之作，天寒地凍時登山涉水的苦處姑且不談，時間與金錢的代價動不動以十萬元計！

藝術的享受（及所付代價）如是，科學的享受更如是。在經濟學的體驗上，我算是過來人，深深地體會到，在科學上能得到一個小小的新觀點，算是創見，而又能引起行內人共鳴的，其享受的快感實非筆墨可以形容。知道自己在思想上進了一個新天地，環目四顧而對自己感到一點驕傲，其享受程度比吃鮑參翅肚高得多了。問題是，比較幸運的我，也要六年窗下才可以在經濟學上說出幾句前人沒有說過而又算是可取的話。

可幸的是，科學上的享受，是不一定要有什麼創見才可以獲致的。讀書明白一位高人的理論，會使求知者大喜若狂。可以這樣說吧：有啟發性的書不一定有黃金屋，也不一定有顏如玉，但對求知若渴的人來說，令人滿足的享受卻有的是。藝術與科學上的享受，其所付的時間或物質的代價甚高。不過好些人像我一樣，願意付出這代價，那顯然是認為其享受之高，可以彌補代價而有餘。

從個人數十年的觀察所得，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來爭取藝術或科學享受的人，一致地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這些人在學習期間，不管能否達到有成之境，但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那是說，這些人認為學習本身就是一種享受。這是五柳先生的唯利主義了。

是的，藝術與科學的最真實的享受是要很投入才可以領會到的。藝術的享受，是要「心」在其中，主觀的感情融會於其間，著了迷。科學的享受，是要「思」在其中，客觀地衡量，也是著了迷。藝術的最高享受，是自己本身能以某一媒介，痛快地表達自己的感情。科學的最高享受，是在眾多言論中悟出一點新意，讓自己在思維或思考上走進一個新世界。

香港的大學今天推行的制度，往往背道而馳，可悲也。這裡的所謂學術研究，似乎是要教師們屈著手指，數著自己在國際怎麼樣的刊物上發表過多少篇文章，不論感情、不論思想、不論創見——事實上，連內容也大可不論。怎麼樣的文章可以發表在怎麼樣的刊物上，可以屈指一算，就決定一切。這是苦不堪言的事，半點享受也談不上。

付出代價只求有學術工作的薪酬，不求學術或思想上的享受，是為物質享受而「學術」一番，學術本身全無享受可言，是只有一面的唯利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