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與二十世紀

佛利民八十四歲了。他曾經做過兩次心臟大手術（第二次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還是精神奕奕的。他今天的智力遠不及三十多年前我所認識的佛利民，但還是高人一等。上帝造人絕不公平，可以信矣。

佛老與我算是知交了。這使我感到不枉此生。幾個月前他來信，說年事已高，將來再不能多作他心愛的香港之行，但會在今年二月初再來一次，應該是最後一次吧。我收到那封信後，高興之中，卻想到王勃所說的「盛筵難再，蘭亭已矣」這句話，不禁悲從中來。

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賀說的。米爾頓與我皆是有情之人，怎可能不知道老之已至。我於是為佛老的香港最後之行，「勞師動眾」，花了不少準備功夫，為他搞盛筵、蘭亭之聚。我對內子說，我再沒有魄力為誰搞什麼盛會，就讓我給米爾頓再搞一次吧！

佛利民是本世紀最負盛名而又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者。數十年來他以「自由」掛帥。目今舉世專政的崩潰與自由的普及，佛老之功不可沒也。這是人類之幸，而佛老能成為這個大時代轉變中的一個大英雄，雖然在某程度上可說是英雄造時勢，但主要的還是時勢造英雄。

佛老生於一九一二年，而到了二十世紀末期的今天，他還健在。這與我在數年前以九十餘高齡謝世的母親一樣，差不多度過了整個二十世紀。然而不同之處是：先母生於封建的中國，沒有機會讀書識字，思想屬於「不孝有三」的那一套；佛老生於先進之邦，以知識為至上的，其思想沒有約束而游於四海也。

一個學者在思想上有豐功偉績的成就，自己的天分還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生長在一個有感染力的時代，有機會汲取他人的經驗或受朋友的影響。經濟學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若不是生長於工業革命的十八世紀，不可能寫出《原富》。在史氏之後，若不是生物學家在歐洲都共同追究人類是怎樣的一回事，世間不會有一個達爾文。中國的司馬遷，歐西的牛頓、愛因斯坦等大思想家，一致地是大時代逼出來的人物。

佛利民生長的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熱鬧」的世紀了。這個世紀有兩次世界大戰，有好幾十年發展得一日千里的科技，有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 義……有凱恩斯的革命，也有馬克斯思想，給專政之君利用而試行於實踐之中的。同樣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民不聊生的國家多的是。經濟要怎樣發展才對，是一個大熱門的題目了。

在這個千載難逢的大時代的演變中，要成為一個大思想家是比較容易的，但還是需要有百年僅見的天賦與才華，方可脫穎而出。在經濟學上，上帝選中了佛利民。這個人思想深湛而又快如閃電，不在話下，但他同時又是一個統計學家、史學家、哲學家。還有，他數十年如一日不斷地思想、工作，而又毫不賣帳，原則所在，說的都是衷心話。

一個偉大經濟學者應具備的所有條件，佛利民都無一或缺，這樣的一個人，生長於各家爭鳴而帶來極大啟發力的二十世紀，可說是異數了。

今天的經濟學者，比起數十年前佛老如日方中之際，人數多出何止十倍。不幸的是，這些數之不盡的後起之秀——好些天分奇高的——由於不能體驗到二十世紀中期的百家思想爭鳴、衝擊，其思想及學術的成就，與佛利民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我自己在經濟學的思想不足道。但奇怪的是，我是最後一代有機會與當年如日方中的佛利民以及同時期的眾多高人接觸過、辯論過的。這樣的機緣巧合，即使與我同輩的、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經濟學者（有此奇遇）也屈指可數。而我是生長在中國戰亂期間，曾經在廣西一帶捱饑抵冷過的。這不由得使我想起王勃所說的「童子何知，躬逢勝餞」！

「求全則毀、知足不辱」這句話，不足為信。話得說回來，單是有緣認識佛利民，我也可以「知足」而自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