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畫的價值

最近一家大甩賣行寄來他們快要拍賣的中國古書畫目錄，看後對其估價的偏低，不勝感慨。目錄上的估價，當然不是成交價，但這起碼表示物主願意出售而專家又認為是合理的價格。事實上，中國古書畫的價格偏低，由來已久，而這次只不過是一點左證的新資料罷了。

先舉幾位大名家的作品為例吧：

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的《唐生告歸圖》，估價大約港幣四十萬元。這是唐伯虎的佳作，與附帶的書法參證，假不了。

傅山（一六○五——一六九○）的《深山高隱》，估價大約十二萬。傅青主當然是大名家，雖然我對他的畫作認識不多，但畫中的題字顯然是他的手筆，錯不了。畫高六呎，很清雅，而青主遺留下來的畫作不多。

陳淳（一四八三——一五四四）的《墨花書法》，估價大約四十萬。陳道復不僅是大師，他的書畫對後人影響甚大。這幅手卷是書畫兼佳的。

陳洪綬（一五九八——一六五二）的《群童戲鳶圖》，估價大約二十萬。陳老蓮大名鼎鼎，是近人張大千所拜服的。作品是佳作，有乾隆及三希堂等鑒賞章印在其上，皆名印也。

再看一些小名氣的例子吧：

詹景鳳（一五六七——一五九八）的草書《王維桃源行詩》，估價大約三萬元。作者雖然是小名家，但這幅手卷是超水平之作，足以令我對他刮目相看的。手卷甚長（作品本身二八五吋），今天的裱工費用應在三萬元以上。

笪重光（一六二三——一六九二）的《草書千字文》，估價大約五萬。書法寫得不好——笪氏的書法本來就不精彩，而《千字文》又是很難寫得好的。但這件作品畢竟是《千字文》，且又經吳湖帆收藏過，非廢物也。

以上所舉的六個例子，作者大部分是四百年前的人，而作品都應該是真。我感到奇怪的，不是大、小名家之作的價格差距。我不明白的，是今天（或近代）的名家作品之價，往往遠比四百年前的大師為高。

蓋棺可以論定。從藝術歷史地位那方面看，近人徐悲鴻是難與四百年前的唐寅、陳淳、陳洪綬等高人相提而並論的。然而徐氏的畫價往往比這些歷史大師高。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反觀歐洲的藝術作品，其古今與名氣大小的價格差距，遠比我們中國的來得有「理性」。今天，一百年前的歐洲大師的畫作，動不動以（港幣）千萬元計，而大、小名家之別，也比我們的大。

我曾研究過歐西畫價的結構，發覺他們定價的準則與我們的有好些不同之處。例如，他們不喜歡以作品的大小而定價（我們，尤其是今天的作品，往往是以方呎定價的）。又例如，他們不重視美觀（我們是重視的），而重視作品的重要性。歐西藝術作品之價特別高的，通常是因為作者的風格正在轉變，或對後人有明顯的影響力。還有另外的一點：歐西的藝術作品，同一作者在不同時期之作，往往有很大的價格差距。

縱觀以上數點，我得出的結論是，歐西藝術作品之價，主要不是論大小或美與不美，而是論作品對藝術的貢獻。因此，在歐西藝術上，我們往往看到對某作品有如下的評論：「這作品重要！」我們呢？是不談作品的重要性的。這也是說，中國的藝術市場是不論作品對藝術的貢獻的。

作為一個文化古國，中國歷代藝術人才輩出，毋庸置疑。然而到了今天，人浮於事，為了生計沒有誰肯多花時間在藝術上下功夫。要當藝術家是苛求，但欣賞藝術這樣過癮的事，我們似乎也懶得去學。

應邀赴會，我曾經到過好些說得上是大富的香港商家的華麗宴客所，見到牆上掛著的，都是一些現今的「名」家的應酬畫。既然是應酬，當然以「意頭」、「風水」為「尚」了。

藝術市場不論藝術的貢獻，是我們的天才前賢的古書畫賣不出好價的原因。這象徵著我們的文化傳統被我們自己小看了。

香港的有錢人多的是。他們要救救我們的文化市場。

董橋的功力

董橋在《明報》的專欄裡與在下論文章，幽我一默，過癮之至。那是大師親自出手與在下較量，正所謂「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我再不自量力也要見招拆招地回應一下的。

董兄與我過招，是由於不久前我發表的《清楚的文章》一文，文內自誇有把文章寫得「清楚明白」的一技之長。但董兄指出我較早發表的《浪得虛名》一文的結句：「我是為了過癮而學書法的，妄得『虛名』是『莫須有』！」——是清楚的反證。他認為這句是曲筆，並不清楚明白，他要想了一陣子才猜到六分意思。一「點」中的，顯然是一陽指功夫！

事實上，另一位文字高人——舒巷城——替我審核《浪得虛名》的文稿時，就曾對我說：「你那最後一句的意思是什麼呀？」我哈哈大笑回應道：「不要問這一句。我想了很久才決定那樣寫的，就讓這句有點不清楚吧。」

是的，有時文字不清楚是作者故意「弄」出來的。我這句寫得「彎」了，一個小原因是結句，為了文「氣」而不能寫得太長。但主要的原因，是董兄所說的「傲氣十足」的我，有時也逼著要自律一點，自謙一點。《浪得虛名》一文，是從如下數點而得出「妄得『虛名』是『莫須有』」這結句的。

（一）我自己最怕「浪得虛名」——這是衷心話。

（二）書法最容易「浪得虛名」，因為一般人不懂得書法，但又喜歡向「名人」求字，書法一塌糊塗而被認為是書法家的「名人」，屈指難算。

（三）我糊里糊塗地被稱為「大教授」，算是個「准名人」，而又癡於書法，所以是個「浪得虛名」的最佳人選。

（四）這點很難說出口——即使「傲氣十足」也難說出口。那就是，就算我不是什麼教授，毫無「名」氣，但自覺在書法的造詣上，說是個書法家也並不誇張。

由於如上的數點，我想了好一陣才決定以曲筆下「結句」，說道：「我是為了過癮而學書法的，妄得『虛名』是『莫須有』！」這句話有兩個不同的意思。其一是因為自己是什麼教授才被認為書法不錯，「冇癮」之至也。其二是——當時不便明言——自己書法實在有水平，但因為一般人看不懂，就以為我是由於教授之「名」而浪得（書法）虛名的。

董兄說要想了一陣子才猜到六分意思，「猜」過了一半，是客氣中表現出功力來了。

是的，文字有時寫得不清楚，是因為作者不好意思說清楚。世俗的約束，我這個凡夫俗子是不能全免的。有些人——尤其是學者——的文字不清楚，有時是刻意為之的。他們似乎認為，不清楚是深湛的表現，有學術性，會被人認為有學問，於是高人一等。我自己不僅從來不這樣做，而且很不以為然。

董兄說：「文筆要清楚明白，先決條件不是造句的功力，而是思想的清晰。」這句話當然是對的，但我想在這裡補充一下。沒有清晰的思想，當然寫不出清楚明白的文字。但清晰的思想只是一個先決條件，卻還不足夠——英語所謂「a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有些人，思想極為清晰，文字的操控亦到家，但不管怎樣用心下筆，文章寫來總是艱澀難明。

已故的經濟學大師奈特（F.H.Knight）——此公有五個學生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去年初離開港大回美的一位同事，也是類似之例。此子曾經是我的學生，在美國大學任教職時被當世的好些大師認為是經濟學奇才。他寫的書信不僅清楚明白，而且甚有文采，但其論文就真的不容易看得懂了。

這位同事的思維，清楚而又有創見，然而很不幸，寫出來的卻是另一回事。好幾次，我看不懂他的文章，去請教他，他口述解釋，清楚之極，我不由得對他說：「你為什麼不依照你對我口述那樣寫出來呢？」他試做，但寫出來的還是不清不楚。（最近讀到他年多前出版的一本書，其清楚程度大有改進。）

口述能夠「直說」而下筆卻彎來彎去的，例子有的是。有清晰的思想不一定有清晰的文思。

這裡我順便提出另一個重點。那就是：好些時自己認為想得很清楚，但下筆表達時覺得自己想得不夠清楚；有時越用心寫就越覺得自己是想錯了；更通常發生的是，下筆把思想寫出來，思想越寫越清楚。

我認為：思想與文思是兩回事。而文思對思想的清晰有很大的幫助。很希望董橋能為香港的莘莘學子細說一下「文思」之道。

學術思想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在科學上，沒有什麼比想像力更重要。細想之下，我們不難明白，在學術上，沒有想像力的言論算不上是可取思想，學術的貢獻也就談不上。

人云亦云，是用不著想像力的，不算是有思想。指鹿為馬，說黑為白，算是標奇立異，有點新意，但這種胡鬧的言論，IQ零蛋的人也可以在幾秒之內說出來，亦非思想也。

我所說的學術思想，是或多或少有一點新意，也有一點邏輯，是對或錯不重要，但起碼要有少許不平凡之處，使人聽來或者覺得多知道一點什麼，或者認為不同意，而要加以反駁。對知識毫無裨益，又或者歷久也不能引起他人之好奇心的，亦非思想也。

經濟學大師高斯（R.H.Coase）任《法律經濟學報》的編輯時，對我說：有些文章，整篇看來大部分寫得很差，但其中有一小點新意，那我就逼著要把文章發表。高斯顯然認為，有思想的文章難求，既然有機會讀到有一小點思想的，豈能放過？不發表豈不是浪費天物？思想，就算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也是學術上的鑽石，不可遺棄也。

在學術上，自己認為毫無新意之作，我從來不下筆，更不用說發表了。但我所說的所謂「新意」，好些時簡直微不足道，但既然認為是新意，算是思想，就振筆直書，以發表來過癮一下。

試舉一些我自己的例子吧。例一：去聽某名家的音樂演奏，最佳的座位必定是先售一空。較佳座位票價雖然較高，但其實還是偏低。為什麼佳座的票價偏低，而賣不出的劣座票價卻偏高呢？我的答案是，若佳座賣不出去，有剩餘，購了劣座票的人，「開場」之後會偷偷地「轉移有利陣地」，跑到佳座坐下來。為了保護佳座不被侵佔，主事者於是故意「偏低」佳座之價，讓佳座先售一空了。

這論點微不足道，也可能錯，不過，算是有點新意，算是思想。

例子二：星期天帶著一家大小到茶樓飲茶的人，可能要搶座位，其辦法是站在茶客或進膳者的台旁，等著（候位）者站得辛苦，進膳者吃得尷尬。為什麼茶樓、酒家的老闆容許這種搶位之風？我的答案是：以時鐘計算「歎茶」或進膳所用時間多少，按時間收費，其量度時間的費用太昂貴，所以茶樓、酒家就利用等待的客人站在旁「監視」顧客，使「歎茶」或進膳者吃得不舒服，早點「埋單」。

這解釋也是微不足道，可能錯。但它算是思想，有點新意，也算是學術了。

一般而言，思想是有內容的。但有一些思想——如數學——是沒有內容的。沒有內容的思想也是思想。這好比下象棋，想出一招妙著，其內容安在哉？

數學沒有內容，但其思想也可以博大深湛。在頂尖的層次上看，數學是哲學。從思維的困難程度來品評，數學邏輯是高高在上的。

然而，在數學之外的其它學問，思想卻必定要有內容。數學可以協助這些內容的學問推理，但引用數學卻不可以增加內容。這也是說，在數學之外的學問，思想歸思想，數學歸數學，不應混為一談。

在我所知的經濟學上，高斯、戴維德（A.Director）等高手不懂數學，但思想與內容卻令人五體投地。另一方面，森穆遜（P.Samuelson）、亞羅（K.Arrow）等經濟學者可以算得上是數學高手，但他們的思想內容極為可觀，而這些內容的本身與數學是分離的。那是說，經濟學高手用數，是以數為役而非為數所役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我遇到一位大有名望的物理學教授。在傾談間與他談到引用數學的問題，他同樣地強調，物理學的重點是思想內容，而這內容是與數學分離的。

不知是否由於計算機的盛行，學術上的思想近二十年來大走下坡。起碼經濟學可以這樣說。不知是誰作過如下的統計：二十年來，在經濟學的文章上，數學方程式上升了百分之一百強，但內容卻下降了百分之七十！

二十世紀的一號人物——鄧小平先生

耶穌基督誕生後的第二個一千年快將結束了。最後一百年——二十世紀——是歷史上最精彩的：世事演變風雷急劇；思想衝擊萬馬奔騰；科技進展一日千里。

這樣的大時代史無前例，之後可能不會重來。時勢造英雄，大時勢造大英雄是理所當然的。在我們的世紀中，科學上出現過一個愛因斯坦；藝術有一個畢加索；哲學有博柏；經濟學有凱恩斯，也有佛利民……若論政治上的一號人物，則應該是我們的鄧小平先生。

是的，我認為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整個世界中，政治上的大英雄以鄧小平先生居首。

先生的成就，說來真的是話長了。在這裡我只想提一點。那就是：以改進人民生活的準則（沒有什麼其它準則更重要吧）來衡量，人類歷史上沒有誰可與先生相提而並論。他不僅大幅度地改進了中國人民的自由與物質享受，也間接地逼使數之不盡的國家革新。我屈指一算，世界上大約有一半人口，直接或間接地，因為先生的敢作敢為而生活有了改進。

這樣的一個人竟然拿不到諾貝爾和平獎，應該是該獎的很大失誤了。

天無絕人之路這句話，想來是對的吧。試想，鄧小平先生創下的豐功偉績，是在他七十五歲之後才開始動工的！將來的歷史學者不知會怎樣看？我自己曾經說過，執政者到了七十五歲就應該退休了，這話顯然是說錯了。（換言之，應該因人而異。）

可能是時勢造英雄吧。鄧先生到了七十五歲時，「大鍋飯」政制的一無是處變得很明顯；大勢所趨，美國的列根、英國的戴卓爾夫人、蘇聯的戈爾巴喬夫——都因為協助廢除「大鍋飯」而做起英雄來。但英雄有大小之別。相比之下，這些老外算是小英雄了。

時勢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時勢。七十五歲之後為何還有如此深厚功力，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愚見以為，先生的功力來自以下三點（可謂得天獨厚）。其一是他十多歲就成為共產黨員，身經百戰，對該政制的認識前無古人，也可以肯定是後無來者的。因此，一旦要改革共產，先生便駕輕就熟。其二，先生雖然不是大有文采，也說不上讀過很多書，但以我這個小教授來品評，他的思維清晰明朗，是一級的思想家。其三，先生有當機立斷、一不做二不休的性格。

先生創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國兩制」、「經濟特區」，一些人認為是故弄玄虛。然而情況複雜如中國，要把論資排輩的得益分子的權力瓦解，大事改革，談何容易？這些招數是過渡期間的「殺手鑭」了。

也有一些人認為，鄧先生高舉「四個堅持」，高舉馬克思思想，是「左」的表現。但先生比這些人高明，知道這些堅持與思想可以有數之不盡的闡釋。既然「闡釋」之義多的是，高舉可以無妨。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先生在中國改革的十多年中所推行的一切，無一不是向自由市場那方向走去，從不出錯。這一點，即使史密斯復生，也會心服口服的。

不記得誰說過：「有贊無彈」的追悼不會有多大的說服力。我對先生的主要批評，是他對民運人士的言行過於敏感。如果他當年不對在合肥大談民主的方勵之「重視」，我們不會聽到方老兄的大名，而六四事件也不容易發生。我也認為，六四鎮壓不當。先生當時應該把天安門廣場的青年抓起來，訓之以話，表達自己的同情之心後，不妨參考一下新加坡的李光耀方式，把民運青年打幾下屁股，以代坦克的出動。先生絕對有資格這樣做：他倡導的改革給青年帶來的自由，比一千個民運人士所能做到的，高出何止十倍！

還有一點我是不同意先生的。他建議自己死後要將遺體火化，把骨灰散於四海。我認為先生的遺體應該完整地安置於北京某處，好讓我有機會去衷心地拜一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