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蒙代爾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學者

不久前蒙代爾（R.Mundell）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林行止在頌文內談及我知之甚詳的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有些地方說得不對。我本來不打算回應，但幾天前的晚上我翻閱舊作《憑闌集》，讀到自己在九年多前寫的一段話，回味無窮，忍不住要補充一下。那段話是這樣的：

　　「在經濟學的歷史上，似乎只有兩個年代，兩個地方，有那樣熱鬧的思想『訓練』所。其一是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我由六七至六九在芝大，身歷其境地躬逢其盛，算是不枉此生。」

　　這段文字發表後，再有五個當時在芝大的朋友獲諾貝爾獎，好像是不費吹灰之力似的。

　　記得我在六九年決定要轉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職時，芝大的經濟系主任A.Harberger 對我說：「為什么那么傻，我們現在的經濟系的強勁是史無先例的呀！」我當然知道該系強得厲害，但說是世界歷史高峰，當時有點懷疑。

　　於今回顧，點只高峰咁簡單？想想吧。芝大一共有八個經濟學者拿得諾貝爾獎，那大概是所有獲該獎的五分之一，而這八位都是六十年代任職於芝大的。從芝大六十年代的經濟英雄榜上看，應該還有兩三位可獲諾貝爾獎。說是史無先例應該沒有人反對，要賭後無來者應該沒有人敢下反對的賭注吧。

　　蒙代爾是六十年代的芝大怪傑。我認為他是在九一年高斯之後，最值得獲諾獎的人。他是個如假包換的天才，屢有新意，而我們認識時他住豪宅，好開豪華的酒會，衣著時尚，英俊瀟灑，風流倜儻，殊有奇氣。他不喜歡多說話，教書有如天馬行空，而作為本世紀最有地位的經濟學報（JPE）的主編，投訴的人不計其數！

　　這個有時思想難以捉摸、有時喜歡胡說幾個數字的蒙代爾，凡事都看得極為簡單。可能是因為這樣，他的判斷力是我所知的經濟學者中最準確的。

　　他主張貨幣要用金本位制，我問他為什么，他回應道：「古代的羅馬帝國及後來歐美經濟最繁榮的一段長時期，都是用金本位的。」二十多年前，美國的通脹把經濟弄得一塌糊塗，蒙代爾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短文，建議以金本位保鈔票的一個百分率。這是今天香港所用的聯繫匯率的另一個版本了。

　　一九六九年，世界金價由美國規定每安士三十五美元。歐洲建議以紙券指明金量，用以代金。我問蒙代爾可不可行，他說：「你要紙還是要金？要賺點錢，大手購入黃金吧。」後來在該年的暑期我回港度假，朋友見我是經濟學者，問我有什么好投資。我說：「買金吧！」這些朋友買金後，其價下跌了百分之五，他們就把金沽掉，虧了本，把我大罵一場。殊不知罵聲未了，金價馬不停蹄地上升了十一倍。

　　後來聽說蒙代爾賺了大錢。

　　六七年我初出道時，把一篇頗長的關於佃農制度的文章，寄給大名鼎鼎的AER學報。編輯回應，要我修改文中最重要的一點，我原封不動地把該文轉交給蒙代爾。

　　他讀後對我說：「你為什么那樣蠢，把兩篇文章合為一篇？這樣吧，在這裡把文章一分為二，第二節跟第三節調換位置。我要第一篇，把第二篇給高斯的學報。」

　　我照他的建議修改，不到兩個小時就改好了。後來他把他要的那一篇放在JPE之首，高斯把他要的排在JLE的第二位。如此「出道」很不錯，但要靠蒙代爾的簡單判斷。

　　六八年，中國文革當道，我搞笑地寫了一篇題為《費沙與紅衛兵》的短文，不打算發表的，目的是讓芝大的同事娛樂一下。蒙代爾看到該短文後，堅持要將之發表。我說：「我是故意幽默一下文革的，不應該發表吧。」他道：「你聽過『幽默中有真理』這句話嗎？你若不介意，我就發表。」

　　從蒙代爾看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系，是適當的，因為此公性格突出，很有當年芝大的代表性。

　　其一，蒙代爾「怪」得精采，而當年芝大的經濟學者，大部分都算是怪人。今天，好些香港人認為我怪得出奇，但比起當年的芝大同事，我是小巫見大巫，不敢認怪。

　　其二，當年芝大的高手好些嗜酒，而蒙代爾是免費大量供應美酒之人。大家於酒後的深夜，創作去也。要說得順理成章，他們就發明了一個「一杯的假說」。那是說喝了小量酒之後思想能力上升。不幸的是那所謂「小量」往往不小。夏理·莊遜以半瓶烈酒為小，以一整瓶為一晚之限。後來莊遜因酒謝世，他們就廢除「假說」，不再多喝了。

　　其三，那所謂芝加哥經濟學派，與眾不同之處，是重於闡釋世事。專於理論的蒙代爾，對歷史知得廣而精。

　　其四是不拘小節。莊遜有時穿拖鞋授課；Uzawa在十個星期的學期內，八個星期在日本，回芝大後要學生整天跟他，每天教十多個小時地教兩個星期。問蒙代爾借一本書，他不可能記得這回事。

　　是的，說六十年代的芝大經濟系很有點亂來，是對的。但要把眾多天才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讓他們亂來一下。井井有條算是什么天才呢？

　　當日認為蒙代爾做編輯做得亂七八糟的朋友，今天都認為他做得非常好，因為在他的編輯下，精品甚多。

　　我想，學術到了最高的境界，免不了有點怪，有點糊里糊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