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學書法？

不久前為了好奇，出版了《慧珺五常談書法》這只影碟。內容還可以，而其中周老師三十分鐘的示範，運筆天成，是影碟中的重點了。

不少朋友看了該影碟後，興之所至，要學起書法來了。一些說了幾天就不再說，一些舉棋不定，另一些就真的購買了文房四寶，興高采烈地動起筆來。這些朋友大都問：學書法從何入手？我的回應千篇一律：多看影碟，周老師怎樣動筆你就照樣做，倣傚一段時期就可發揮自己的。

但朋友中有些問：為什麼要學書法呀？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也涉及一些哲理，是需要細說一下的。先此聲明：我是個書法迷，認為學書法有百利而無一害，所以我說的好處免不了有點誇張。

先談兩個世俗的好處吧。第一，練習書法據說可以延年益壽。不能肯定是真，但有好幾個統計，都說書法家的壽命最長。可以肯定的是，書法是一種運動：揮筆大書二、三十張宣紙後，你會覺得很疲倦。有人說寫書法是近於氣功那一類運動，我可沒有作過研究。周老師和她的姊姊都患上先天的風濕性關節炎，是嚴重的病，但以同齡相比，周老師的健康比她不寫書法的姊姊好得多了。我自己的雙肩都曾患上關節炎，但練習書法幾年後，右肩完全痊癒，左肩還有小問題。

第二項適合於世俗的，是書法是比較容易表演一下的玩意。用心寫上三幾年，你天分再差也可以寫幅字送給朋友，而在大眾面前大書幾筆的機會，比繪畫容易遇上。

如果你是什麼名人或政要，書法就更大派用場了。我們的董特首應該後悔他不早幾年學書法。（事實上，大名如董特首，書法不需要寫得好。我認為他目前的書法困難，就是下筆時不放膽。只要他放膽下筆，不管寫得怎樣，就判若兩人，算是及格了。周南下筆，放膽之極。）

撇開世俗之見，我認為如下的好處才重要。

（一）書法雖然很難學，但需要老師指導的時間甚少。不像學畫或鋼琴，基本的書法技術就是幾個動作，幾個主旨；你能否做到，要多少年日才可做到，是另一回事。技術的練習時間不少，但只要遇到明師，基本法門的「課程」不多。除練習外，主要的學習時間是學怎樣欣賞書法。這就要多看前人的書法，要找高人評述，但這些是不需要有老師在旁指導的。

（二）古往今來所有名家的書法，我們今天只要花數千港元就可以全部買到其印刷品。夜闌人靜，或空餘之暇翻閱，既可陶情，又可欣賞，久而久之，你的書法就大有進境。周老師說我眼高手低，因為我睡前喜歡在床上翻閱古人的書法，學會了怎樣看。這是很寫意的學習了。要記，眼不高手永遠也不能高；眼高了，手高只是時日的問題。

（三）練習書法方便，且成本低廉。一張四呎的低級宣紙，今天大約港幣二元，通脹調整後，是五十年前的八十分之一。毛筆不容易找到從前那麼好，但其耐用遠勝往昔——我用好幾枝筆，但八年來只寫壞過一枝。日本出產的墨汁，加水而用，歷久不臭——我是幾個月才洗一次墨硯的。

家中紙、筆、墨常在，寫後把筆毛浸在水中，或洗淨掛起來。這樣，練習書法是不需要準備的。工作累了，休息時大書兩三張宣紙，又再工作。工作的效率不減，但一夜之間在不覺中寫了十多張。

（四）萬事起頭難。學書法最難的是開頭的六個月，因為對自己的字目不忍睹。但六個月後，一幅字中總有三幾個不太差（又因為自己眼還低，會覺得很好）。只要你有耐心能過得「目不忍睹」的第一關，練習書法就很舒暢，不到一年，你就會忍不住常常寫。這是學書法的朋友一致認同的。

（五）個人的經驗，是研習書法會引起無限的思維與遐想。這是因為學書法逼要用腦。當然，任何造詣都應該用腦，但書法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逼要用。這可能是因為書法是一項極為抽像的藝術，不用腦就不可能有寸進。不用腦地練字、臨帖，你可以學得一手好字，但書法藝術就談不上。

感情的表達要用心，下筆時要盡量做到心手兩忘，但心、手要怎樣用就要靠用腦了。看高手示範，看後要想，要理解。前賢的傑作，欣賞之餘又要想，要體會什麼才是變化，什麼是變化應有的規律。

（六）我認為每個人，不管是什麼行業的，都應該起碼在一門藝術上下點工夫。這不是說每個人都應該做一個藝術家。學藝術不是為了要成「家」，而是要讓自己的感情有一個好去處。男女之間的感情，親友的感情，皆不可或缺，但感情好些時要奔放一下，而這奔放是單方面才能做到的。我想，藝術是為了要奔放感情而產生的。

朋友，你要百無禁忌地發洩一下感情嗎？對人你不可以百無禁忌，就是對你最親近的人。要像王羲之所說的「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嗎？今天的社會，你不容易做到。但藝術，你可以百無禁忌，可以放浪形骸，把感情發洩得很痛快。

在多種藝術中，表達感情最易而又麻煩最少的，是書法。

天倫之樂

快樂指數——Hedonic Index——在經濟學上大有名堂，而二十多年前在美國研究這指數的學者大不乏人。此前的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搞了好幾十年，進一步退三步，到後來全軍盡墨。隨之而起的快樂（或享樂）指數，在概念上比較客觀，而在量度的技術上也大有改進。但無論怎樣高明，「快樂指數」困難重重，很多問題不能解決，這裡不便細說了。

我提到這些，是要在談「快樂」之前先向讀者解釋，我是人云亦云，自己不知道快樂要怎樣量度才對。寫這文章的起因，是《蘋果日報》一月三十日的大字標題：《中國人並不快樂》。內容是某國際公司作了一項「快樂」調查，訪問了全球二十二個國家的二萬多個成年人，其中一個結論是中國排名很低，所以中國人並不快樂。

這種問答遊戲從來都作不得準。甲說快樂，乙說不快樂，我們無從肯定乙不比甲快樂。天曉得，乙可能比甲快樂得多，但他感到要說不快樂。大富的人可以不快樂而說不快樂，但也可以不快樂而說快樂得很；換過來，窮光蛋也可以答快樂或不快樂。二者怎樣答也可能是說真心話。因此，全球的快樂調查很無聊，沒有什麼意思。

然而，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中國排名不在最快樂的前十國之內（報道沒有說排第幾），而印度卻排第六，墨西哥排第九。印度民不聊生，眾所周知；墨西哥貧富懸殊，窮苦人家觸目皆是。墨國我不能肯定，但從一般生活水平而論，印度肯定不及中國，而把印度的「快樂」排在英國（排第七）之上，真的是莫名其妙了。

印度的快樂排名遠超中國，不一定是說印度佬真的是比中國人快樂。天曉得，我們可能比他們快樂，只是大家的看法不同。

不管中國的老百姓怎樣說，不管他們怎樣衡量快樂，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北京當局若能公佈一個簡單不過的政策改變，且擔保以後不再改回頭，中國老百姓的快樂指數會在一夜之間急升——他們怎樣亂答也會急升。那就是北京公佈永遠取消一家一孩的限制。

我也可以肯定，無論中國將來怎樣富有，不管「快樂」問答怎樣胡鬧，中國若不取消「一家一孩」的政策，「快樂指數」就乏善足陳。這是因為在「一家一孩」的管制下，中國的老百姓沒有天倫之樂。

一九八五年二月，我在《信報》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針對「一家一孩」的政策。我寫道：「長此下去，一二十年後，中國的青年都沒有兄弟姊妹。再過些時日，所有的人都沒有叔、伯、姑、表——除父母外，每個人都舉目無親！」十五年過去了，今天中國的青年，大都沒有兄弟姊妹，而再過些時日，他們真的會變為舉目無親。

十五年前我為「一家一孩」大發牢騷，認為這政策對經濟有害無益，而舉目無親的社會可怕之極，所以在當時我就大聲疾呼。想不到，除了偷偷摸摸或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一家一孩」的政策到今天仍然存在。就是中國數十年後變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沒有天倫之樂又有什麼意思呢？

說自私對社會有好處，是對的，但自私也有害處。然而，因為血濃於水，一個人天生下來對自己的親屬有特別的同情心，有愛。我們因為自私而對親近的人特別關懷，甚至顯得不自私了。愛是很真實的事。而又因為相親相愛，我們就有天倫之樂。

我自己有一兒一女，不是一個偉大的父親。假如你問我願意為兒女犧牲多少，我會說你問得蠢，因為差不多所有人都知道，父親可以為兒女犧牲一切。願意犧牲而不需要犧牲，不亦快哉？

假如你問我的兒子，從今以後不能再見到他的妹妹，他願意犧牲多少來避免這樣可怕的事，他起碼願意犧牲整生收入的一半。倒過來，你問我的女兒，她對哥哥會表達同樣的愛。當然，兒女相聚時，爭吵是常有的事，但無論怎樣兒或女會為對方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是愛，是天倫的愛，是一種不能在市場交易的財富。

說天倫之愛是人類最重要的財富，應該沒有任何正常的人會反對吧！我不是精神病專家，但認為任何反對這觀點的人都不正常。我們不會因為「正常」而變得偉大。你會為你自己的兒女犧牲多少，兒女又會為你犧牲多少？一算起來，你可能付不起，兒女也可能付不起。這不是偉大，而是適者生存的進化結果。有哪一個正常的人，會放棄天倫之樂來換取肥佬黎的財富？

中國要搞經濟現代化，可嘉也。要增加國民平均收入，亦可嘉也。但若要為爭取收入，要為什麼保七保八而放棄天倫之樂，得不償失是可以肯定的。可悲也！

去年我到中國七家名大學講話，知道每個大學生的一年費用，大約是一萬元人民幣左右。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下，那是很高的費用了。校方的主事人說，因為學生大都是獨子或獨女，父母左借右借也拚命支持。這是父母的愛，但可憐父母，獨兒獨女離家遠去求學，自己養狗度日，豈不痛哉？

天倫之樂是天生下來應有的權利，是維護適者生存的要素，是一項重要的財富。量度這財富，只能從願意犧牲而不需要犧牲的角度來衡量，不能從國民收入或物質享受反映出來。

「一家一孩」傷天害理；舉目無親是悲劇。北京的領導人若堅持「一家一孩」，要撫心自問：沒有天倫之樂會是怎樣的？

衡量學術的困難

香港政府用了那麼多錢資助教育，他們要設立一些委員會來監察教育、衡量學術的成敗，是不難理解的。近幾年來，衡量大學教師的研究是大話題。很不幸，以我所知的經濟學來說，所有被採用的衡量準則，都有反效果。

數文章發表的多少，評定文章發表的學報高下，甚至計算文章在國際上被引用的次數，都無聊，是作不得準的。就我所知的國際上最優秀的經濟系而言，沒有一家採用這些準則。

困難明顯不過。一家餐館的菜式怎樣，每個顧客都可以立刻發表意見，而這些意見不管對或錯，顧客吃後不再光顧就說明了一切，而這個市場準則大致上是對的。當然，除了味道，一家餐館的成敗還要論價格及成本的控制，服務的水平及管理等。這些大學也要顧及，但學術研究的（思維）味道要怎樣來品評，由誰品評，以什麼準則來品評，就是私立大學也不容易取決，公立的就更困難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作助理教授，問大教授D. Gale Johnson關於升級的衡量準則。該大學的經濟系當時是世界之冠，升級單論研究成就，不論教書教得怎樣。我問：「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級？」答曰：「據我所知，從來不計多少。」再問：「發表的學報聲望計多少？」答曰：「從來沒有想過。」再問：「多取幾個名銜怎麼樣？」答曰：「沒有誰管你的名銜。」「沒有博士也可升級？」「當然可以。」我再問：「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過，可以升級嗎？」答曰：「可以的。」我逼又問：「連文稿也沒有一篇，也可以升級嗎？」答曰：「那會比較困難，但要是你能多說話，表達你的思想，若夠份量，升級單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後，我問：「那由誰決定呀？」答曰：「我們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師怎樣說，不會有人反對。」

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產權與佃農制度》發表於芝大的《政治經濟學報》，排在第一位置。該學報舉世尊為一哥，我有點飄飄然。過了兩天，在系內遇到當時的系主任A. Harberger。他高興萬分地說：「我剛才讀完了你的《佃農》文章，覺得有趣味。」

我說：「有趣味？究竟是好還是不好？」他答道：「我說『有趣味』是我對任何文章的最高評價了！」

Harberger擺明是餐館顧客。我是《佃農》的廚師，他說味道好，我還要他再說些什麼呢？三十年後——一九九八年——洛杉磯加大舉辦一連十年、每年一個的Harberger演講，邀請我為第一個講者。我同意後，邀請的主事人說，選我開鑼是Harberger的主意。我大喜之下，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說：「請轉告Harberger，他的品味好！」（He has good taste!）

學術成就的大或小，通常要很多年後才知道。要先在今天來品評，較為可靠的是味道（Harberger所說的趣味——interest）。但由誰作味道的品評呢？誰是學術上的蔡瀾、肥佬黎、周安橋？

說實話，雖然香港的學術遠不如「自以為是」的水平，但有品味，懂得品評的學者是有的。不是每一個學系都有，但高人總不至少於鳳毛麟角。問題是，在目前的好幾家公立大學的競爭中，要在本地選出眾所認同的「味道」品評者就不可能。

是的，學術成就的衡量，最可靠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學術是不能永久地譁眾取寵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味道的品嚐不可或缺。今天香港所選用的準則，每一項都有反效果。

數文章多少嗎？就是歲近黃昏，強而為之，我今天還可以每年在國際學報上發表三十篇。這是因為我懂得被學報接受的文章規格，或公式，知道怎樣胡說在短期內可以瞞天過海，也明白同一論點，可以改頭換面地寫十多篇文章。（有人問史德拉，為什麼他的文章數量不夠某些學者多，他答道：「我每篇文章只寫一次！」）

論學報地位的高低嗎？那你就要把「公式」改變一下。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數嗎？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門。這些無聊的玩意，說出來會誤導青年，不說為妙——雖然最近道聽途說，一些香港的年青學者正在研究這些法門。

優質的學術如葡萄美酒，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但在釀葡萄酒這個行業中，有些專家能品嚐新酒而相當準確地推斷十年之後的酒味。要品評香港的學術，我們需要這種專家。要不然，我們就不妨等二十年。一篇文章發表後的三幾年，因為譁眾取寵，或錯得驚人，被引用的次數可能不少。但若二、三十年後還常被引用，就是葡萄美酒了。

在目前香港的情況下，我認為最可取的評審學術方法，是要每一系的每一位教師，選出自己五年內最稱意的一至兩篇文章（未經發表的文稿亦可），集中起來，到外地找三位有份量的學者作品評。五年辦一次，費用不高——比現在的「麻煩」費用少得多。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因此而避免那些正在興起的，為爭取現用的準則的分數所導致的巨大浪費。

我們要讓年青的學者在重要的題材上打主意，日思夜想，想了幾年才下筆。我自己的習慣，是幾個題材在同時期轉換想，過了些時日，其中一個突然間覺得可以下筆，甚至忍不住要下筆。一下筆，通常只是三數天的工夫。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是不容易被忘記的。

考試四情：懼怕、喜歡、沉悶、過癮

說來慚愧，我沒有在小學或中學畢過業，雖然在大學畢業過三次：學士、碩士、博士。對考試我算是老手了。又因為在中、小學時留級留得多，我考試的次數超人一等。人家考一次，我要考三次！

那時，我要不是覺得老師胡說八道，就是覺得上課悶得怕人。為了好奇而發問，被罰企或「留堂」是慣例；我於是魂遊四方，好些時逃學不上課，兩次被逐出校門。因為十試八不中，對考試大有懼怕之心。這是第一情。

二十一歲到加拿大補修課程，兩年後到美國讀大學，求學環境與香港的截然不同。在課堂坐著，可以不舉手而大聲發問。教授大聲回答：「問得好，你叫什麼名字呀？」就是這樣簡單，我就認真地讀起書來了。

考試永遠都是無聊的事。但當年在加大，學生是可以作英雄的。中期試（通常一科三個）後發還試卷前，教授喜歡在課堂上公佈成績最好的前幾名學生。這樣容易做英雄，不考個第一才怪。

記得有一次，大名鼎鼎的經濟歷史教授W. Scoville正要公佈英雄榜之際，我就先站起來，準備舉起雙手，向四周的同學打個招呼。殊不知第一名不是我，同學倒彩之聲震耳欲聾，使教授喜上眉梢。在那段英雄日子中，我渴望考試，因為有機會作英雄。此喜也，是第二情。

後來進了研究院，雖然成績好，但自覺所知不多，而考試越來越無聊，覺得沉悶之極。事實上，研究院只有數十個學生，教授們見我在課堂上問得奇，答得怪，考試時答錯了也分上留情。我於是專心讀書，但可沒有為考試而讀的。學問於是有點看頭。

很不幸，試還是要考的。四個博士試，同學們大都分兩年考；我但求了事，選在五天內考完。一位教授說我發神經，我的響應，是考試與學問無關，草草了事，作研究寫論文才有意思。

四科博士試三科一，一科二，早些時我可能感到失望，但既然覺得考試無聊、沉悶，成績怎樣就怎樣。這是第三情。

考完第四個博士試，我對自己說：那是我今生最後一試，謝天謝地，此後我再不用考試了。這個想法，只對了三十六年。

七個月前，我答應肥佬重出江湖，在《壹週刊》再寫專欄。事前我可不知道，《壹週刊》發明了一項新玩意：每期讓讀者在計算機上選「最受歡迎」的文章。寫了幾期我才知道這玩意，就覺得中了計。讀者選擇排列，不是考試是什麼？二十九年前我已是正教授，今天怎還可以被考的？

重出格子江湖，最初的幾篇當然寫得較好，但成績平平，顯然是因為封筆兩年多，與讀者隔離得太久了。跟著而來的排名，大有起色，彷彿大學當年。然而，人老了，英雄意氣少年事。問題是，我要跟阿康過癮一下，要他知道我還是寶刀未老。

我於是想出如下的主意：創出一項不容易被打破的《壹週刊》紀錄，立此存照。我想，要是我能一連五期排名第一，雖是無聊，卻也過癮。但五連冠談何容易，戰略是需要的。

我採用的第一個戰略，是集中五篇自己認為是可以的文章，連貫地刊出。殊不知頭三篇雖得第一，其餘兩篇卻排第二。時運不齊，阿康開心之極，哈哈大笑！

捲土重來，採用第二個戰略。見千禧將至，我決定以千年回顧為題而寫五篇相連的文章，要是寫得好，連貫地勝出五次比較容易。題目起得好：《驚回首，感慨話千年！》。但細想之下，這題目我只能寫四篇——刻意地拖長來寫，可能全軍盡墨。我又想，要是四篇《驚回首》的前一篇或後一篇得個第一，五連冠就大有可為。

四篇《驚回首》寫得很用心，發稿後就去美國與孩子們度聖誕及千禧。到美後不久，知道《驚回首》之前一篇得個第一（之後一篇也是），就認為阿康非中計不可。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驚回首》的一、二得第一，是人算；但三、四（四寫得最好）三甲不入，卻是天算了。

《壹週刊》的讀者像我一樣，很有點無厘頭，不容易捉摸。五連冠兩試不成，不再試了。想不到，在這兩試的過程中，我無意間創了一項比五連冠更難破的《壹週刊》紀錄。且聽我道來。

《驚回首》的前一期，我第一，有第二，但例外地沒有第三。阿康傳真給我時揮筆大書：「這期竟然沒有第三，擺明是做馬！」我想，暗地裡要朋友投自己一票容易（雖然我付不起掩口費），但要不認識的讀者不投他人一票，卻不可能。我立刻傳真回應，說：「不久的將來，只有一個第一，其它什麼也沒有！」

果然，跟著而來的《驚回首》第一篇，排第一，沒有其它名次！這個怪現象的唯一解釋，是在千年大暇中讀者大都懶得去按計算機。越少人投票，單「一」上榜的機會越大。

天意也，我卻之不恭！我想，單「一」上榜這個《壹週刊》紀錄，後之來者充其量只可以打個平手，但永不能破。我又想，阿康若要平這個紀錄，他要等一千年才有機會！我不由得哈哈大笑，感到過癮之至。這是我考試的第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