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浮動人民幣？

美國的Cato Institute於今年九月四日在香港舉辦經濟研討會議，我沒有參加。阿康參聽後告訴我，所有在場的人都反對人民幣的匯率自由浮動，而這些反對的人中包括任志剛與JohnGreenwood，有識之士也。Cato這個機構是為維護自由市場而成立的。在貨幣沒有本位的情況下反對匯率自由浮動，算是反對自由市場了，而以Cato舉辦的會議中一致地提出反對，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貨幣制度可以有不同的分類。今天的話題，我們可分有本位及沒有本位這兩大類。歷史上曾經大行其道的貨幣本位制是金本位，用金幣或指明一元可以換取多少金。中國的經驗是銀本位，國民黨之下變得潰不成軍。事實上，任何物品都可以用作貨幣的本位，但因為交易費用過高，除金、銀外其它的物品很少用。金、銀本位制今天不復存在，是因為這些物品的供應量不足，不夠彈性。話雖如此，就是在今天，好些經濟學者贊成復古，回頭再用金本位制。去年獲經濟學諾貝爾獎的蒙代爾就是一個極力的贊成者。

本位制通常是百分之百以物品本位保障的。但大約一個世紀前一位英國佬發明了局部本位制。這就是香港今天所採用的聯繫匯率制度了。我們今天用的本位是美元，保的是港幣的鈔票，不保支票或銀行存款戶口。這種局部本位制（Currency Board）有好幾種不同的變化，一言難盡，是本文的題外話。

沒有本位——完全沒有物品保障——的貨幣叫作Fiat Money。今天，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都採用這個制度，包括美國及中國。沒有本位支持的貨幣制度，今天皆由政府控制。這控制主要是由中央銀行控制貨幣的發行量。除非銀行被規定要有百分之百的儲備，一個國家要控制貨幣發行量並不容易。貨幣量增加過多會引起通脹，過少或收縮了會有通縮及經濟不景。一個不腐化的政府，適當地控制貨幣量也不容易，腐化的就更可上下其手，以印銀紙作為間接抽稅。國民黨在大陸時的胡作非為，不堪回首，但那是歷史上有名的腐化例子了。

轉談貨幣制度與對外匯率的關係吧。在有本位的貨幣制度下，不管是局部還是全部的，匯率是以本位的價格變動而變動，是不需要管制的。若要加上其它管制來維護那以物品價（或美元）定下來的匯率，這本位制就算是失敗了。幾年前亞洲的金融風暴，香港政府施行了一些干預市埸的政策——如大手購入股票等——顯得香港以局部本位制而推行的聯繫匯率制度出現了問題。

外匯管制是指管制外匯的自由買賣，管制外匯的自由出口或進口，還可以有其它的花招。在原則上管制外匯與管制匯率是兩回事。這二者的一個明顯關係，是如果匯率守不住，政府可以用管制外匯的辦法來維護匯率的。差不多所有的經濟學者都反對中國有外匯管制——任老弟志剛也不應該是例外——但這些有識之士倒有不少是贊成管制匯率的，或反對匯率自由浮動。

反對匯管但不反對管制匯率的人，通常是不贊成匯率絕對不浮動。他們不贊成的是匯率完全自由浮動。他們主張匯率有一個狹窄的浮動空間，但不許有大幅度的波動。要這樣做，在沒有匯管的情況下，政府就要有相當的外匯儲備，久不久以買賣外匯的方法來干預外匯市場，用以維持匯率停留在那事先界定了的狹窄浮動空間。在原則上，這樣做會有兩個最好的世界。第一是沒有外匯管制，第二是沒有大幅度的匯率波動。

問題是原則歸原則，運作起來是另一回事了。在運作上，以外匯儲備來維護狹窄的匯率波動，有兩個不容易處理的困難。其一是市場上的賭徒知道政府有儲備跟他們賭，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群起而攻。先進如英國，就曾經兩次在數日之間把維護匯率的儲備輸清。一個拉丁美洲的國家（記不起名字）輸清輸得更快。前車可鑒也。好些以前用過這狹窄浮動的國家，如日本，中過計，不敢重蹈覆轍矣。

幾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一些國家因為要維護匯率而把外匯儲備在幾小時內輸清光。香港慷他人之慨，「借」給泰國十億美元，擔沙塞海。亞洲當時的崩潰速度，顯示著另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官商勾結，知情的官員與有錢的商人連手與政府大賭一手。這樣的情況若在中國出現，不會是新聞吧。就算沒有官商勾結，政府的官員持有內幕消息，勝券在握，可以秘密地在匯市賭得很大。那是說，以外匯儲備維護匯率，是放著一塊肥豬肉，引誘知情的官員下賭注。

第二個維護狹窄匯率的困難，是若有什麼風吹草動，取消了的外匯管制會很容易捲土重來。這管制可以五花八門，千變萬化，防不勝防，而貪污的幹部口頭上會說是以國家為重，內心卻在偷笑。匯管是貪官的天堂，歷史上從來沒有例外。

我們不要忘記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在日新月異的今天，本位制或聯繫匯率制不容易在那樣的一個大國施行。要搞自由發鈔制（海耶克主張的），在政治的局限下是妙想天開。一個健全的中央銀行制度應該是唯一的選擇。只要央行能適當地控制銀根，解除所有匯管及讓人民幣自由浮動，中國不僅沒有半點問題，欣欣向榮是可以肯定的。

這樣大的國家，根本不需要有什麼外匯儲備。貨幣量控制得好，人民幣值錢，要多少外匯就買多少。我曾經說得清楚，只要中國的通脹不死灰復燃（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脹是可取的），解除所有匯管，人民幣的匯率是會上升的。

當然，你會問，國民黨當年的中央銀行那樣腐化，若解除匯管，浮動人民幣，前車豈不可鑒乎？我的回應是，中國衰了二百年，這一手我們是要賭的。

是的，中國的貪污情況嚴重。可幸的是最高層還算是廉政，或起碼在比較上可以這樣說。今天，我們不能假設中國的最高層是腐化的，因為一用上這個假設什麼也不用談了。我們只能假設最高層是廉政的才能談經濟政策。基於這個假設，廢除匯管、浮動人民幣、控制銀根，廉政就會自上而下。這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怎樣我們也要賭這一手的。

莫扎特的感受

有一個故事的幾個片段，我在不同的地方說過了。這裡我把這些片段加起來，補充好些其它的來申述一個有趣而重要的論點。這論點可能錯，但因為覺得重要就決定寫出來。

在《佃農理論的前因後果》那長文中，我提到一九六五年的秋天，因為論文題目不稱意，就放棄學術一段日子，花幾個月的時間，天天拿著照相機靜坐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鄰近的一個小園林中，作藝術攝影。

一九六八年，老師艾智仁到芝加哥大學造訪一年，我當時也在芝大，相得甚歡。一天晚上跟艾師吃晚餐，他問起六五年間為什麼我失蹤了幾個月。我說是獨坐園林搞攝影。跟著補充說，那幾個月的攝影作品如有神助，佳作信手拈來，俯拾即是，要作品怎樣就怎樣，如夢如幻的，使我意識到莫扎特的感受可能就是那樣。

回港任職後不久，《號外》雜誌訪問我，談話中我提到六五年那幾個月的攝影經驗，也提到六八年對艾師所說的話。台灣的詹宏志讀到該訪問，就以《莫扎特的感受》為題在一本書中介紹我。

一九九三年我與陳復禮、何藩、簡慶福等三位攝影大師在香港大會堂低座舉行「四友攝影聯展」，轟動一時，我見比他們不過，就拿出六五年那幾個月的一些作品為主力。這部分作品刊於為該影展而出的書——《往日時光：四友攝影精選集》——的三十九至五十二頁，共十四張。我替這部分作品起了一個名目，叫作《光的幻想》。

這十四張作品只是六五年那幾個月所得的一部分，九三年展出時引起很大的迴響，數之不盡的人問我是怎樣攝得的。我不容易替他們解釋，而六五年後我再也不能攝得那樣的作品了。這組作品的困難程度高，主要是因為光的若隱若現不容易處理，而光與影的擺佈更不容易從心所欲。在鏡頭中看到的，後果往往不一樣。只有六五年那幾個月，什麼都似乎是從心所欲，腦中對光的幻想，鏡下就輕而易舉地拍出來，黑房的處理也是輕而易舉的。只有那一次，那幾個月，之後不再。

今天我想，要是當時不因為要寫論文而中止，不停的拍攝下去，那「從心所欲」的作品可以繼續，而跟著會發展成怎樣就不得而知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我對光與影有一種特別的看法，可以預先知道經過鏡頭及黑房的處理會有怎樣效果。換言之，只要能找到光與影有多種變化的地方，精彩的佳作到處都有，多到不得了，問題是你能不能看得出來。六五年之後我就再不能看出來了。偶然碰巧是可以的，但再也看不出來。

拙作《憑闌集》中的《光的故事》，細說中日抗戰期間，我大約六、七歲，在廣西的一個村落中患上瘧疾之症而沒有醫藥，每天下午母親要我到荒野遊玩。好幾個月的黃昏，我靜坐看太陽下山的光在各種物體上的變幻，對光與影有了深切的認識。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搞藝術攝影，參加了不少沙龍比賽；五七年到了多倫多，為了生計作了一年職業攝影，對黑房工作學到職業的水平。這一切都是重要的基礎，但只有在六五年那幾個月我能看得到。

我認為差不多所有造詣都是那樣的。以我自己專業的經濟學來說吧。這門學問其實只有一個重點：給我們一個角度來看世界，而同一角度又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找不到這個經濟學角度，怎樣看也看不到什麼！你可以讀很多書，什麼數學、統計學的技巧高明，甚至胸有實學，但若不知道怎樣看世界，寫出來的文章充其量只能是二流貨色。

一九五九年我開始苦攻經濟，頭三年成績怎樣好也不能把不同的科目混合起來，什麼「角度」云云，根本就談不上。第四年，我開始清除廢物，逐漸能見到經濟學的輪廓。再掙扎兩年，我開始從一個角度看世界。《佃農理論》是第七年動筆的。肯定自己找到了一個經濟學角度，始於一九六九年。早些時在芝加哥大學（六七至六九）與高斯、佛利民、史德拉等人研討，我意識到他們都有肯定了的角度，對世界來來去去都是那樣看，雖然大家的角度因為有變化而略為不同。

九年多前我開始學書法時，有了攝影及經濟學的前車可鑒，從第一天起就找尋以書法看藝術的角度。於是逢師必拜，古往今來的名書法無所不覽，前人關於書法的論著無所不讀。說易甚易，說難甚難。前人論書法喜歡胡說八道，廢物甚多。經過幾年的清除，找到了自己滿意的書法角度：用盡所有有規律的筆墨變化來表達書者的感情。很不幸，找到書法的角度只是知道怎樣看，但做起來，所需的用筆，要有很長時間的練習。同樣頭痛的是，在書法上，每個字平均有十多種寫法。因為要有變化，每個字書者總要記得三幾種。對一個臨老學書的人來說，其所需的記憶力是太苛求了。要是我能早學五年，當作別論。書法所需的基礎功夫，比攝影的起碼難上十倍。

前些時在這裡提到蘇東坡論文：「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很顯然，此公找到了為文的角度。

今天回顧，我認為六五年我看光與影的角度一去不返，是因為那角度雖然妙不可言，但很小、很窄，以致一離開後就再也找不回來。

真羨慕莫扎特。他天生下來就知道從聲音的角度看藝術是怎樣的。父親只教了他一些技巧，但他不用考慮前人之見，也不用清除廢物。天生下來，他喜歡聽到的就是最好的音樂。可以說，以聲音看藝術的最佳角度，是由他定下來的。莫扎特是上帝之子。

成就早遲論

在學術、藝術及造詣上，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誇誇其談，但不要低貶有成就的誇誇其談。成就不是一個人怎樣說，而是這個人有什麼可以拿得出來，炫耀一下的。你一事無成，怎樣說也毫無用處；你可以拿得出來令人拜服，誇誇其談一番也無傷大雅。

有成就的人過於誇張自己有點那個，但強作謙虛，就變得肉麻。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有大成的人是謙虛的。微不足道而誇誇其談的多的是。另一方面，有石破天驚的成就的人，愈高傲我就覺得愈可愛。莫札特是一個例子，李白也是一個例子。

年青時我讀到北宋女詞人李清照的《詞論》，一竹竿打一船人，批評北宋所有大詞手，可謂膽大包天，高傲之極矣。但易安居士說得有理，文字一流，而她自己的詞無懈可擊，我就因為她的高傲而愛上了她。

論成就，我倒有些有趣的想法。說成就要用功苦幹，老生常談，說了等於沒說。不用功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但假若用功就大有所成，那麼成就是太容易了。用功是不值一談的。我要談的是其他三個重要的成就因素：天分、感情與經驗。且讓我以這三個因素來推斷成就的早達或遲來，以供讀者商榷。

先談天分吧。有些事項極重於天分，所需經驗不多，而感情是無關宏旨的。這些事項的成就來得很早。數學與象棋是兩個明顯的例子。下象棋，我們有「十八歲不成國手終生無望」之說。偉大的數學家，通常很早就顯示出來。奇怪，數學的天分與下棋的天分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數學與音樂有關係，這點我好幾年前談過了。

轉談感情，那是藝術的重點了。每個人都有感情，但夠不夠豐富，做作不做作，表達夠不夠流暢，有沒有排山倒海之力，就因人而異，而我認為天生有很大的決定性。

我想不出有哪一項藝術，是單靠感情而有成就的。好藝術要有感情，也要有天分，經驗倒是次要的。因為天分與感情的流露是天生的，藝術的成就可以來得很早。莫札特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很多兒童的畫作畫得非常好。我的「御用畫師」黃黑蠻就是個有名的實例。

有趣的是，感情與智力不同，前者可以老而不減。只要能維持一片純真，不受世俗的污染，感情就如葡萄美酒，老而愈妙。莫奈、張大千、朱山己瞻等畫家，愈老愈畫得好。書法因為要有很長時間的練習，有大成的通常要到中年之後。

我為莫札特這個音樂天才的早逝（活到三十五歲）感到很痛心。他極端多產，而他謝世前一兩年的作品登峰造極。要是他能多活三十年，我們今天的生活享受可能大為不同了。

感情的重點，是要自然地流露，不渲不染，沒有俗氣而又不做作。朋友，你對自己的感情表達怎樣看？你自己的兒女是不是很天真？這些問題你要慎重考慮，考慮是否要在藝術上過癮一下。

視、聽藝術，經驗是次要的。莫札特只七歲就震動整個歐洲。梵高從畫到謝世只有十年，之後世界對視覺藝術的觀感也就改變了。有高不可攀的天分，排山倒海的感情，梵高能以他謝世前五年的作品改變了世界。感情對成就的貢獻，我們歷來是過於輕視了。

再談經驗吧。經驗對學術是重要的。感情對學術——尤其是科學——毫不重要。經驗的特色，是需要時日才能積聚起來，也需要有記憶力。一個少有感情的人，可以在學術上大有成就。有些學術，如社會科學，若以感情用事，往往搞得一塌糊塗。有感情的學術高手，可以把感情與分析清楚地分開。能做到這一點的人不多。

天分平平，主要靠經驗而達大成的學者絕無僅有，但有可觀成就的卻不難找。這是因為在學術上有數之不盡的基本研究用不什麼創意，也不需要有精彩的分析。小心而忠實地做，把一些資料整理得好，讓有天分的加以闡釋發揚，就是貢獻。

學術上，經驗的確很重要，但因為經驗需要時日，二十歲之前能成學術高手的很少見。以科學而論，自然科學所需的經驗時間比社會科學的為短，因為後者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而世界何其複雜也。牛津、愛恩斯坦等自然科學大師，其大成始於二十多歲。在社會科學上，這現象很少見。

我們可從社會科學中看到經驗時間對成就早、遲的決定性。經濟學的大師，早有大成的首推費沙（I. Fisher）與森穆遜（P. Samuelson）。他倆二十多歲就成了名，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數學推理。森氏從來沒有真正地作過驗證工作，而費沙在驗證上的大貢獻，是在四十歲之後。A. Lerner三十歲後才學經濟。佛利民立竿見影，是四十四歲。高斯最重要的文章，五十歲發表。

我絕對不低貶其他社會科學，但認為社會學與政治學的成就比不上經濟學，主要是因為前二者所需的經驗時間太長，以致開始體會時，學者已年近黃昏。股市的上落，樓價的起跌，公司的結構安排，起居飲食的情況，如此種種，怎會不比政治的運作或社會的階層容易多知一點。

我活了六十四年，經過中日之戰，國共之爭，三反五反，百花齊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經濟改革，香港回歸，種種，也曾在外國生活了二十五年，不可謂不知世事矣！但我對政治一無所知。

一些事項的成就重天分，一些重感情，一些重經驗。一些重天分與感情，一些重天分與經驗。我想不到有哪一項是重感情與經驗的合併，而不論天分的。

奇怪，我只能想到有一項造詣，重天分、感情與經驗這三者的合併。你猜是什麼？文學創作。

如臨大敵

近來我坐立不安，如臨大敵。你道為什麼？為考慮《經濟解釋》應否復出。那是一九八九年我用上龐然大計，鴻圖偉略，在《香港經濟日報》動筆的書，準備用兩年或更長的時間來一個「沙場秋點兵」，申述自己對經濟學的理解，好叫街上的讀者能體會到那所謂「憂鬱的科學」（Dismal Science）其實很有趣味，足以令人廢寢忘餐的。

殊不知寫了十三期，就因故停下來了。當時是答應了讀者不久後會繼續的。然而，一停下來，就提不起勁再動筆了。其中的苦處本不足為外人道，但略說一下因為自己寫作的習慣而引起的困難，也是好的。

在寫作上我有兩個改不了的習慣。其一是寫得比較好的一定要一氣呵成。這不是說從早到晚天天不停地寫，而是思維不能中斷。以中文而論，三萬字是我經驗上一氣呵成的上限。我約略估計過，《經濟解釋》大約會有三十萬字。這是我經驗的上限的十倍。想到這一點，恐懼之情不由得從內心發出來。

作學生時寫的《佃農理論》，是一氣呵成的，最近北京翻譯出版，中文大約十三萬字。那是我最長的一氣呵成之作。當年我三十歲，可以一連多晚不睡，而記憶力之強是知者無不信服的。

我第二個寫作習慣，是不起大綱，寫到哪裡就哪裡，寫得怎樣就怎樣，是「隨遇而安」的寫法了。蘇東坡說：「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我當然沒有蘇學士的本領，而就是他自己，文章最長只幾千字。要是東坡居士在一個題材上寫十多萬字，還能否「初無定質」（沒有大綱），倒是一個疑問。

為文要「初無定質」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文章高手的經驗之談。我不是認為自己可與蘇東坡相比而試行「初無定質」的。我是因為自己的脾性而逼那樣做。是的，作學生時學寫論文，大學有專為寫論文而設的課程，而我自己的幾位教授導師，不秘技自珍，把寫論文的程序說得很清楚。怎樣起大綱、分章分節、分段分句；怎樣起引言、作結論；參考資料要用咭紙怎樣整理，一盒一盒的……

這一切我全都學過，也嘗試過。問題是動起筆來卻是另一回事！可不是嗎？一動筆，第一段還沒有寫好，思想就變得天馬行空，雲遊去也。跟是寫一句，聯想到下一句；寫一段，聯想到下一段；寫一節，聯想到下一節；寫一章，聯想到下一章。這種寫法是不可能按預先定下來的大綱而寫的。

至於什麼參考索引、下註腳等學術文章必用的規格，我的秘方是「事後孔明」。那是說，先把文章寫完，寫時不管其他學者怎樣說，文成之後才「禮貌」地補加一些註腳參考，依照行規加以粉飾。有時是近於胡亂地補加一些，但大多時行內的朋友讀文稿，我要求他們的「指正」是提供說過有關或類似的話的其他文章。若先拜讀他人之作，有了約束，思想就不容易天馬行空了。

有了如上的兩個寫作習慣，要一口氣地寫一本印製起來大約是五百頁的《經濟解釋》，怎會不覺得是如臨大敵？「未慮勝，先慮敗」這句格言用不，因為「慮敗」就沒有理由動筆了——這個年紀，東山復出而還能寫出一本經濟「巨」著，機會是近於零的。從樂觀那方面看，今天若要完成《經濟解釋》，困難是體力而不是智力那方面。這不是說我的智力還沒有江河日下，而是這本書是回顧平生所學，不求創新。

有一點在經濟學行內似乎沒有人提及過，但很重要，而這點是近來我慎重考慮《經濟解釋》復出的主要原因。一個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大致上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搞理論性（Theoretical）的，其二是搞驗證性（Empirical）的。年青時——《佃農理論》之後——好些行內朋友，尤其是Harry Johnson，認為我的優勢是走理論的路。但當時遇到高斯，很談得來，受到他的感染我就走上驗證的路了。

搞理論主要是講天分——想出來的理論能否經得起事實的驗證是另一回事。搞理論，文章可以多寫，雖然一般而言大部分是廢物。但「理論家」有一個好處：他們到了五十多歲就江郎才盡，到退休時沒有什麼高見是還沒有寫出來的。另一方面，搞驗證的人講耐力，對世事要知得很多，越多越好。問題是，這些人到退休時對世事知得最多，但時不我與，沒有機會寫出來。所知有餘而力不足，鬱鬱以終。高斯對北美洲的野牛（Buffalo）的產權問題研究了多年，今天還沒有動筆，而他已九十歲了。

數十年來，我自己考查過或參與過的真實世界的行業，屈指一算，有二、三十種，而下筆寫過出來的，大約是十分之三而已。其他的雖然沒有動筆，但天天想，想了那麼多年，完整及不完整的答案數之不盡。其中比較重要的有玉器市場的現象，討價還價的行為，各種不同的連銷安排，價格分歧的闡釋，小賬的用途，失業的成因，沒有政府參與的貸幣制度，等等。這些及許多其他的，在某程度上我都作過考查，想過答案，就是不夠完善，或是錯了，也可藉《經濟解釋》這本書，大略地寫出來，好叫後學的能得到一點啟發。

自一九八九年停筆後，讀者不斷地要求只寫了十三期的《經濟解釋》繼續，到今天每月還遇到幾次。現代的經濟學就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數之不盡的行外人很想知道經濟學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但他們找不到一本他們能看得懂的書。「現代化」有很大的代價。一七七六年經濟學鼻祖史密斯所發表的《原富》，到今天還是最偉大的經濟學論著，但那是任何讀過書的人都可以看得懂的。

這其中有一個我想了很久也找不到答案的問題。我的兒子是作基因研究的。我明白為什麼他閱讀的書或文章我看不懂：基因研究是高科技。經濟學是一門沒有高科技的科學，為什麼變得行外人看不懂呢？

今天，好些經濟學文章我看不懂；高斯、艾智仁、巴賽爾等高人也看不懂。你說奇不奇？所以《經濟解釋》若要復出，只有一個可取的法門：復古！世界是新的，思想是新的，哲理也是新的——把這些混合起來用古法炮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