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閒話（二之一）

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間，我在佛山華英念中、小學時，爸爸有一家分店在廣州，在海珠中路。那是一間三層小房子，地舖經商，二、三樓是居住之所。每逢週末或假日，我都到那裡小住。解放後，一九五一年的暑期，我又到那裡住了兩個月。其後在一九五七年初，澳門富商何賢邀請一群香港唱粵曲的到廣州演唱，我魚目混珠，以攝影師的身份跟隊前往。



五七年那次到廣州，最難忘的是看大戲《搜書院》後替紅線女拍照。可能當時我還年輕，但覺得從來沒有遇到一位更迷人的女人。這個女人的聲線之佳，說可繞樑三日是低貶了。



我再訪廣州，是二十二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了。是糊里糊塗地坐飛機去的。（阿康也一起去，今天還欠我機票錢。一笑。）下機，見到離別了二十多年的姊姊，劫後餘生，恍若隔世，大家禁不住流下淚來。那次廣州行，有兩件難忘的事。



其一是到佛山華英母校（一九五○年改名佛山第一中學），一別三十多年，夢裡依稀，校園破舊。雖然三十多年前我只是那裡的一個小學生，但七九年的校長竟然記得我的名字。我在華英時該校長可能還未出生，就是出生了還是個小孩子，怎可以記得我？原來我少小時在華英的頑皮破了該校的紀錄，因此成了名。



那次訪華英（一中），問及四十年代的老師，回答是在文革期間，被斗的斗死，自殺的自殺，無一倖免。只是我小六時的一位呂老師，不知所終，也沒有誰記得起這個人。



七九之行，還有另一件難忘的事。那時廣州一貧如洗，晚上烏天黑地，就是有錢也不容易買到飯吃的。好不容易左托右托，在某迎賓館訂得一席菜，請姊姊一家及一些幹部朋友吃晚「宴」。（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立叔。）宴到中途，我見兩位年青的外甥女在地上拾雞骨。問她們拾來作什麼？答說要拿回家煲湯。



悲從中來，回美後我出盡辦法，把這兩位外甥女弄到美國跟我念大學。那是一九八○年。兩位小姐到了美國，隨地吐骨，有點像荒山野人。更頭痛的是，她倆對英語目不識丁，怎可以讀大學的？張家的基因要感謝上帝，六年之後一位成了藥劑師，另一位拿得電機工程碩士。今天她們是專業人士，自己有了可愛的家。



自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我到過廣州五次，大都走馬看花，乏善可陳。最短暫的一次，是大約五個月前，我被邀請到那裡會見王歧山。久聞王副省長是經濟大師，而年多來廣東的經濟大有起色，聽說都是歧山之功，就忍不住要去瞭解一下這個人。中午從港坐汽車，下午抵穗，吃了一點小食，會見英雄，步出大廈，回港去也。這樣，在廣州只勾留了幾個小時。



王副省長的神功——其經濟神功說來話長，且談其它的——是能細說多項關於我的軼事，對錯參半。最奇怪的大錯，是他聽到我每次會談或演講之後，一言不發就立刻離去。把我說得那樣神龍見首不見尾，雖然不對，卻會使人覺得我是個怪人，飄忽無常，非五常也。



聽說王歧山因為在廣東辦得好，快要陞官（不一定發財）到北京去。雖是傳言，卻也可信。「可信」是因為這些年來，凡是做得特別好的幹部，往往被調到北京去。我認為這樣做有點糊塗，也有點不幸。既然做得好，調之作甚？要獎賞王歧山，大可加薪十倍。陞官是政治上的認可，除非王歧山能升至全國的經濟大師，否則單管廣東經濟為上也。



能夠有空餘時間去體會一下廣州的實際生活情況，還是最近新春假日期間的廣州之行。是年初一（一月二十四日）去的，初四返港。天氣並不可人：先是雨，後是寒。



直通火車只需一小時三十二分鐘，晚上六時十七分抵達。廣州東的新火車站大而無當，要找約好了的接車朋友並不容易。訂好了白天鵝賓館，但朋友說那裡晚上燒煙花，要封路，所以先吃晚飯。飯後八時，駕車本來只兩分鐘的路程，但轉來轉去轉了兩個多小時。原來廣州燒的是慢煙花。相比之下，香港燒的是快煙花：十多枚一起放，滿天星斗，二、三十分鐘就燒完了。廣州是慢慢來，放三幾枚，停一下，又放三幾枚……



不是要替他們作宣傳，但白天鵝賓館的管理值得一讚。房間清潔，而服務的員工很有禮貌。難得的（而我認為是多此一舉的）是每層樓都有一位女侍應站在電梯門前，笑容可掬，款待賓客，晝夜不分。我問其中一位每更要站多久，答說八個小時。「不很累嗎？」「站慣了。」雖然這是廉價勞力才能得到的服務，但知道每位小姐每天要站八個小時，心裡不舒服。應該不多管閒事的。



第一天的晚上無所事事，到白天鵝的酒吧聽歌去也。是六個菲律賓人的樂隊，唱四種語言，或緩歌慢舞，或吵啊吵的士高，震耳欲聾。一邊珠江無言空自流，另一邊燈光閃閃，好像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我想，曾幾何時？



那酒吧內有一個不難理解的經濟現象。每位客人收費人民幣八十八元，除酒外所有飲品無限供應，不再收費。這樣，你道招待如何？第一杯飲品送到後，你要添飲，侍應千呼萬喚也不來。其後兩晚在廣州，所到之處，凡有最低消費的皆如是。每杯計錢的呢？你不添飲侍應就來麻煩你。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