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生傲語》目錄

序

一、狂言也有道
狂生傲語
如臨大敵
莫扎特的感受
高人的啟發
江郎才盡
鑒證專家的困境
演說的秘密

二、藝術與絕唱
千古絕聯
從鄭美蓮看香港的藝術文化
令人頭痛的唐詩三百首
攝影藝術始於二十世紀終於二十世紀

三、蘇子的風采
赤壁行
學士九百年（二之一）
學士九百年（二之二）

四、文學與文化
文學是不需要解釋的
封艇「慨」論
賣書的經驗
從體育英雄到蠢文化

五、成就新說
成就早遲論
成就的界定
傳世的思想
什麼是想像力

六、高等學府的悲劇
我看鐘庭耀事件
再看鐘庭耀事件
中西兼通何難之有？

七、教育與市場
語言教育病入膏肓
從律師行看學券制的優越性
學券制的困難是不容易相信
要走進學問的天地中
都是傳媒惹來的禍
從資助教育的兩個基本原則說起

八、普通常識論經濟
絕望經濟學
誠哥之言差矣！
為什麼要浮動人民幣？
從淺觀察看深問題

九、三市近行
廣州閒話（二之一）
廣州閒話（二之二）
蚝與蜆的選擇
地震是怎樣的一回事

十、再論臨池
書法十變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一）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二）

《狂生傲語》序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句胡說八道的老話，我每次要起書名時都想到。書不可以無名，但起書名是一件頭痛的事。如果是一本小說，或一本論著，有歸一的內容，起個名字不太難。但若結集成書，內裡的文章百鳥歸巢，那就真的頭痛了。讓我細說一下吧。



替專欄的結集起名目，以我所知，有五種起法，而最後一種是我發明的，《狂生傲語》就是例子。



第一種辦法，是簡單地以欄名作為結集的書名。《憑闌集》、《隨意集》、《挑燈集》等就是例子。這種起名之法很常見，不過不失，但沒有大作為。依照書的銷售經驗來品評，以欄名為書名似乎是最差的。不知何解。這種起名辦法最不可取之處，是出書後要起新欄名。



其二是先想好了一系列有連貫性的文章，專欄發表後的結集以這系列起一個名字。這其實是寫一本論著，起名的困難與一本論著相同。十多年前，我為《信報》的《論衡》專欄而結集的兩系列文章——《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就是例子。銷路很不錯。



其三是百鳥歸巢一番之後，結集時想出一個不是欄名的書名。在我的十多本結集中，《存亡之秋》是一例。書的銷路可以，但比不上《中國的前途》那種起名辦法。



其四是在百鳥歸巢的結集中，選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作為書名。《賣桔者言》與《學術上的老人與海》就是例子。奇怪，這樣起名，書最暢銷。我不知道那是因為名字夠吸引力，還是結集內的文章比較有趣味、比較可讀。



最後的一種辦法應該是唯我獨尊的了。這就是在百鳥歸巢的文章結集中，先想好了一個書名，然後以該書名刻意地寫一篇以此為名的文章。《狂生傲語》就是這樣的嘗試。這結集還沒有收到市場反應，銷量如何不得而知也。



這最後一種起書名的辦法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困難：自己明知書名將會是《狂生傲語》，跟著而來的百鳥歸巢免不了寫得狂放一點！我這個人什麼也有不足之處，只是狂放從來沒有短缺過！《狂生傲語》於是狂上加狂，希望讀者能明白我只是為了過癮一下才這樣做，是不值得破口大罵的。



說起狂放，我倒有一番哲理。狂放與狂妄不同。「狂」不一定壞；「放」可以；「妄」不可取也。



「狂」字其實不易解。壞的一面是指發神經，智商零蛋，很有點亂來。但亂來可亂得非常好。這是不容易理解的天分了。明代的徐渭，書法亂寫一通，妙絕天下，神經發得可愛。另一方面，比較可取的「狂」要有點約束，有點節制，有點原則與規律。張旭與懷素的狂草書法，激動痛快，但細看之下，你會覺得他們法度井然。



無論怎樣說，「狂」是含意激動，不拘小節，不依禮法，旁若無人。我不認為自己是個發神經的人，也不算得很激動。我的問題是用腦想時，往往忘記了其它的人與事的存在。



「放」是指不滯於物，自己喜歡做的事，喜歡說的話，不願意多受傳統或世俗的約束。這樣的「放」，我是有的。我是個尊重傳統思想的人。然而，尊重歸尊重，傳統的思想可不能約束我。天馬行空地想，海闊天空地魂遊，這種悠然自得其樂的享受我是不會放過的。



在課堂上教學生，課本說過的我不願意再說一次，雖然為米折腰，好些時我勉為其難地說了。老師艾智仁所寫的著名的課本，我從來沒有讀過。我是他的入室弟子，他的思想我比任何其它人都要清楚，而又受到他的啟發，再讀他的課本可能約束過大了。



至於「妄」，我認為自己怎樣也算不上。主要的證據，是無論學什麼，我必定在基礎上痛下苦功。不一定是一般人所說的基礎，而是左問右問，細心考慮之後，自己認為是重要的。他人看來，我的學問或造詣基礎很偏，近於怪：好些他人必修、必學的，我可能知得很少，或只知大概。但我認為是重要的基礎，我絲毫也不放過。攝影如是，書法如是，經濟學如是，今天寫文章也如是。



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一個要刻意地創新而創新的人。正相反，創見的本身對我沒有什麼吸引力。我喜歡有時向朋友求教，有時獨自思想，獨自魂遊。魂遊之際，最令我有滿足感的是在茫茫的黑暗中突然間看到一點光。這樣，我不僅有滿足感，而且還可以回到朋友之間誇誇其談一番。



問題是若要有這種魂遊的滿足，外人或朋友的見解越少越好。我求教的永遠是基礎上的事。思想毫無約束是發神經。思想總要有點約束，但我要把這約束限於基礎上。海闊天空，漆黑一片，見到一點光時，我要知道自己是站在盤石上。若朋友給我諸多見解，搞得滿天星斗，那麼魂遊云云，就再沒有什麼意思吧。不幸的是，這種魂遊選擇，往往使朋友覺得是獨行獨斷，不肯接納他們的見解，小看了他們。



創新非常容易，但大都是近於發神經。這是因為創者漠視了基礎或一些正確的傳統之見。接受基礎的約束，創新當然比較困難，但也難不了多少。如果是你能學我那樣，把思想的約束限於基礎上，要不創新反而不容易。但如果他人之見搞得滿天星斗，創新就要靠天才了。問題是，如果你學我那樣，他人之見聽而不聞，然後突然語驚四座，你就會被認為是個狂人。此乃世俗之見也。



他人之見是他人的；自己的生命是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次。朋友，你要選走哪一條路？



兩年來我出版過十本書，有新的，也有「修訂」或「增訂」的。這些是退休後的整理，「沙場秋點兵」。這十本書的書名全用周慧珺老師的書法題字。一貫的書法風格，很有意思。然而，到了《狂生傲語》，朋友們卻有異議。他們認為周老師的書法雖然好，但不夠狂，於是建議「狂生傲語」這幾個字應該由狂生自己寫出來。我不反對，一揮而就。讀者以為怎樣？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二）

初學書法時，一些朋友及專家建議我要寫自己的字，不用臨摹了。這聽來有道理，但周老師堅持我要從臨摹開始。她說我不妨賭一手，跳一兩級，不臨隸書、楷書，以臨行書開始。這是否決以隸書或楷書作為必需基礎的傳統看法。



周老師建議我先臨宋人張即之的行書，因為比較容易學，但過了兩天她就要我轉臨米芾，而那是最困難的行書了。教學生，周老師一方面是個性急的人，但另一方面她非常有耐心。後來因為她堅持要多臨、多臨，我在一個米帖上下了整整一年的功夫。



臨摹而學的用途眾所周知，但我臨米芾不久後，就發覺眾所周知的不是臨摹的重心所在。書法的主旨是以水墨表達作者的感情，我們說書法寫得好是因為作者能按著人與人之間的內心和弦下筆，使觀者得到感情的震撼。一個不寫書法的人，多看書法，就像多聽古典音樂那樣，漸漸地懂得欣賞。問題是，懂得欣賞一個書法大師的感情表達，不等於懂得這大師的感情是怎樣「流」出來的。學書法你要學感情是怎樣流出來的才對。你不臨摹，就不容易學得這最重要的一點了。



是我之幸，我初學就選上了臨米芾。當時我覺得有點奇怪，不大明白為什麼我一看著米帖下筆，自己就變得心情起伏，很有點激動，而臨他人之帖這樣的感受遠為輕微。若干年後，我試臨蘇東坡、黃山谷，其感情的感受也很有份量。



米芾三年後我臨了兩年王鐸。選臨王鐸，是因為我覺得感情流出來時的感受與臨米芾很相似。雖然感受程度王鐸明顯地不及米芾，但前者遺留下來的真著甚多，容易選臨。近五年來，在拍賣行鑒別王鐸作品的真偽，我採用的辦法是站在書法作品前，用手指在空間按作品一筆一筆地寫下去。旁觀的人以為我發了神經，但我是在印證王鐸書法的感情流出來時的感受。偽作的字形可以亂真，但感情流出來時的感受可不一樣。



可能是因為自己的性格比較獨特，可能是臨得不夠認真，更可能是臨摹時我集中在感情的「流」法，我臨米芾不像米芾，臨王鐸不像王鐸。但感情的「流」法應該是一樣的。四年多來我不再臨摹，寫自己的字，表達自己的感情。近兩年來，我覺得下筆時的感情流露，越來越奔放。



學書法初期自己的字目不忍睹。但六個月後，每幅總有兩三個字看來還可以。這點「小成」給我很大的鼓勵，但更可喜的是上了感情發洩的癮。學書法的方便是紙、筆、墨可以在家中常備，要寫是不需要做任何準備工作的。既然上了癮，每天總有幾段片刻忍不住大書幾筆。



本來打算臨摹兩年，結果臨了五年。這延長是因為脫臨甚難，迫無可奈何地臨下去。有帖在旁，久不久看一眼地寫，可以寫得頭頭是道。寫熟了，記得帖的字，把帖拿開，以記憶下筆，還可以。但轉寫其它的，如某首詩或詞之類，就寫得一塌糊塗。這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困難。我求教於周老師，她說她脫臨時也遇到同樣的困難，要好一段日子才能真的離帖。



書法的進步，不是直線斜升的。升一段，平下來，再升一段，又平下來。很多時再寫下去，明顯地有退步的象。每見退步，我就停寫一段日子，轉作參閱前賢的書法。學了大約三年後，我發覺參閱書法對自己書法的幫助，比下筆練習還要大。這顯然是因為懂得怎樣看書法非常重要。不懂得看，不可能學得好。後來周老師說我眼高手低，看書法是懂得通透的，只是寫不出相近的水平。這是很大的鼓勵，因為眼夠高，總有一天手也會被提升了。



用筆、用墨、用紙，是組合性的技術困難。不容易搞得好，但若有名師指導，多作思想、研究、只是時日的問題。要脫臨，也是時日的問題。學看，要看得很多，也要有一點悟性。但學看書法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困難，那就是好些書法名家根本就不懂得怎樣寫，而自己側三本厚厚的前人的書法分析文選，九成以上都是胡說八道。這方面又真的要靠名師指導了。我學看書法大都是以長途電話與周老師研討，也花了兩年睡前在上清除前人論著中的廢物。



技術難，脫臨難，學看難，結字佈局難，但最難的還是寫出變化——不做作，不俗氣的自然變化。自然者，天真也。變化難得出奇：明知要變，但變不出來。你可能沒有聽過如下的書法傳授。周老師在旁邊，我在寫。她不停地說：跟的要大一點，或小一點；重一點，或輕一點；寬一點，或緊一點；濃一點，或淡一點；快一點，或慢一點。有時她會說：不要蘸墨，繼續寫下去；在硯上整理一下筆毛，但還不要蘸墨，寫下去。



脫臨難，脫師更難。沒有老師在身旁，一筆一筆地教變，自己明知要變但奇怪地變不出來。是學書法八年後我才開始掌握到變化之道。那就是，拿起筆來，對著紙、有點激動的感受，一下筆就不斷求變。那是說，感情要與變化融合在一起，由變化把感情自然地表達出來。



上述感情與變化的融合，使我聯想到莫扎特坐在鋼琴前作曲的情景。但有誰是書法的莫扎特呢？今天，我寫得比較好的作品，全部是碰巧而得。十中無一，百中也無一。我不知再要花多少時日，才能達到五得其一的境界。是一種奢望，就是能達到也應該是自己天分的極限了。



在中國的書法歷史上，十得其十的書法家只有一個。那就是北宋的米芾。是的，米元章是書法家中的莫扎特。



十年窗下，說是沒有成績是不對的。三年前上海中國畫院見到我的書法就給我「畫師」之譽，據說不是上海人而得此譽者只有我一個。我從來不論名頭，但這一次倒感到有點高興。



書法如汪洋大海，沒有終點可尋。今後我要走哪個方向呢？一時間我想起啟蒙老師黃苗子十年前對我說過的話。他說：「五常，書法寫到最後是寫學問。」既然在學問上我花了大半生，那麼對我來說，應走的方向我是不需要選擇了。



（二之二）

產權理論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山大學講演）

（1）明晰產權和交易費用是理解中國改革的鑰匙

1979年我來廣州看我的姐姐。那時候廣州晚上全是黑的，街上沒有燈；市場上連一隻雞蛋都買不到（笑聲），我的姐姐在床底下養雞（笑聲）；到外面吃飯很難找到一家好的餐館，有時候叫了菜也沒有白米飯，因為那時候白米是要配給的。那是22年前的事了，在座很多同學可能還沒有出世。

兩個多月前的農曆新年，我又到廣州來，到佛山一家酒家吃午飯。那酒家裡有一條食街，你可以隨意選購東西讓他們煮，有湯水部，有海鮮部，有小炒部，有燒臘部……光是海鮮部裡就有六種蝦，任君選擇，琳琅滿目，多得不得了。那酒家全坐滿了人。

22年時間，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人，產權制度改了，生活就可以有這麼大的變化。如果中國還是70年代那種制度，那就連一隻雞蛋都買不到。所以產權對民生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你們要聽清楚，我說的是很簡單的東西，這是經濟學的基礎。在魯賓遜一人世界裡是沒有產權的。不需要警察，沒有市場，沒有銀行，沒有貨幣，沒有經紀，沒有公司，沒有律師，只有魯賓遜一個人。魯賓遜的經濟問題是很容易處理的，兩個小時我就可以把你們都教會了。經濟學的困難就在於多加了一個人。多了一個人後，兩個人就成了社會。社會的定義就是多了一個人（笑聲）--我喜歡從簡單的角度來看問題。

兩個人都想要同樣的物品，競爭就無可避免。有競爭就要決定輸贏，這也無可避免。決定輸贏就要講遊戲規則。你們打網球有遊戲規則，田徑也有遊戲規則，弱肉強食也是遊戲規則，走後門也是遊戲規則（笑聲）。有了遊戲規則後，就可以決定輸贏。比如田徑的遊戲規則是以誰快誰慢來決定輸贏。所以競爭一定要決出勝負。

我們這個社會就是你一早起來就要開始競爭。你去吃早餐，在這社會裡就得有人吃得少一些，有人吃得多一些，所以你的早餐也是競爭贏來的。現在的競爭很簡單。我是大教授，但我沒有優先權；即使我的父親是政協委員，我也沒有優先權；我考試考第一也沒有優先權；但我掏出一張鈔票來，我就有優先權了（笑聲）。你想要個蘋果，我也想要同一個蘋果，我拿出2元，你不肯拿出2元，我就贏了（笑聲）。

這個用價錢來定勝負的準則，我們要感謝科斯發明的科斯定律：只有明晰產權，才有這種準則；取消了產權，就不會有這種準則。

你們說我張五常贊成自由市場，但我只是說自由市場對生產增長有利。現在佛山有那麼多東西買就是明晰產權的結果嘛。自由市場究竟好不好就很難說了。我只能告訴你自由市場是對經濟有貢獻的。如果你問我喜歡哪種制度，我喜歡全世界的財富、美女（笑聲），全部要用讀書考試來分配（笑聲、掌聲）。

所以問題在於，決定勝負的準則可以有很多很多，市價只是其中一種。但假如市價不存在的話，或像以前那樣是配給的話，那你們就要走後門，或者要排隊。排隊排上幾個小時，然後花幾毛錢買條魚。你排隊花的時間是浪費掉的嘛，你站在那裡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呢？

但如果魚的價格是由市場決定的，比如說10元一條，你能拿出10元就是你贏了；你拿不出10元的話就算你是高官的兒子也沒用（笑聲）。那你會怎麼樣？你就要去工作，去賺10元來買這條魚。所以你要拿出10元，你就要對社會做出10元的貢獻。

市場是有交易費用的。你說要有明晰的產權，但明晰產權的界定和保障，都是很貴的。市場的交易會引致多種交易費用，比如說信息的費用、律師的費用、警察的費用。

在華盛頓州，一個紅蘋果--我20年前在那裡的時候，如果到果園裡去買，自己摘--5美分一磅。但如果到市場上買，3毛錢一磅。香港出產的產品，在美國賣1元的話，在香港頂多只能賣1毛9分。在這1毛9分裡，其中一半以上是工廠裡的經理、秘書的薪金。所以在美國賣1元的產品，在香港的生產費用最多也就是3、4分錢。大部分費用都是交易費用，所以交易費用是很龐大的，你在交易裡可以賺到很多錢。

市場交易可以賺很多錢，大家都獲利甚豐。不是賺1倍、2倍、10倍、100倍，也不是1000倍，起碼賺1萬倍，可能是10萬倍，也可能是1億倍，我也算不清楚。為什麼能賺那麼多？

舉個例子，1支圓珠筆，1元1支。這支圓珠筆是用塑料製造的，裡面是石油工業的油，還有金屬在裡面，還有一個偉大的發明，那就是有一顆珠子在筆尖那裡，可以有很多顏色的變化。現在國內勞動力工資水平，保守估計，是5元人民幣1小時。就是說一個普通工人工作1小時就可以買5支圓珠筆。

但如果要你自己從頭髮明、製造這支圓珠筆，就算在座的600人全是世界一流的天才，你們窮畢生精力，從一無所知做起--比如說你們是從一個荒島出來的--我要你們製造1支圓珠筆，你們600人窮畢生精力也不能製造出來！但是現在就是一個挖路的工人只要挖上12分鐘就可以買1支圓珠筆。

在交易上賺錢，可以有如此大的利益呀！你看看你自己現在穿的衣服，要是你自己來製造怎麼能行？自給自足在今天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們這個世界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交易上賺很多很多。

為什麼能賺這麼多呢？同學通常會說這是"比較優勢理論"，英文是Comparative Advantage。弗裡德曼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但我不同意。現在他也同意我了（笑聲）。比較優勢理論有點幫助，但第一重要的是專業生產，專業生產使學習費用降到很低。大家各自專業生產，然後到市場上交易，大家的利益都很大。

因為專業化的緣故，就有人去做專業研究。新的發明一出來，幾千年都不會消失。你想到一點，他想到一點，日積月累就是很多。我們現在的日常用品，都凝結了許許多多前人的發明。專業研究、專業思想、專業生產，然後大家在市場上交易，大家都賺很多。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有市場；要有市場，就要有明晰產權。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律。科斯定律不是你們在外面聽到的那個，你們聽到的那個是錯的（笑聲）。對的科斯定律就是：沒有明晰產權，就沒有市場。就是這麼簡單。

產權的定義，是我發明的（笑聲），有三個含義：使用權要明晰；收入的享受權要明晰；轉讓權要自由。所謂有轉讓權，是包括出租在內，所以使用權不是指一定要我自己使用，而是說使用的決定權是我的。我決定給你用，這也是我的權。當你有了這幾個權利，這就是明晰產權的定義。

舉個例子。假如我這手錶是值錢的，我要拿出來賣，就要價高者得，你給100元，我就賣給你。但是現在我這手錶不賣，你們排隊來拿吧。那得到手錶的人排隊所費的時間就會剛好值100元。但你花這些時間對我來說有什麼好處呢？對社會有什麼好處呢？

大凡財產任人取用，就會有這種後果：物品或資源的所值煙消雲散。這就是我說的很重要的"租值消散定律"。比如說這個湖裡養了魚，這些魚是我私人所有的，你去釣可以，給錢吧。但假如那個湖任人垂釣，所有人就會都跑去釣魚。結果釣魚所花的時間的價值，等於那些魚的價值，結果魚塘的租值等於零。如果魚塘是公有的話，要不就沒魚在裡面，要不就人人去釣，耗費與魚的價值相抵消。但如果是私人的就不同了。我不會讓那麼多人去釣，我要收租，那就有租值存在。你要給租金我才給你去釣，我不會讓所有人都去釣。

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會盡量減少租值的消散。其中一種減少租值消散的方法就是明晰產權。那個魚塘是我的，你要去釣魚就要付租金給我，你不給錢給我，我不讓你釣，這是界定權利的第一種辦法。

第二種辦法呢，取消明晰產權，但資源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權利是用等級特權來界定的。縣有縣的特權，隊有隊的特權，行政官員分多少級，老師分多少級，非常複雜。這就是用人來界定權利。

要知道，在這個社會裡，人一生下來就是不平等的。坦白地說，這是上帝造成的，怎麼可能平等？每個人都不平等。某方面是可以平等的，但不可能每方面都平等。在產權明晰的制度裡，每個人擁有的財產都不一樣，有人富一點，有人窮一點。但正因為產權不平均，人權就可以平均；人權平均，就可以搞法治，可以搞司法，因為司法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資產不平等，但人權可以平等。

但如果資源以人的特權等級來界定權利，人為界定權利，人權是不平等的，不可能搞司法制度，可以講紀律，可是不能夠講法律。怎麼可能講法律呢？高官的兒子犯法，跟我的兒子犯法，處分就不同。你不能說這種制度不好，只能說這種制度是與明晰產權制度不同的。

自由市場的交易費用很大，但交易利益也很大。中國改革之前，交易費用很大，雖然沒什麼交易。交易費用是指在魯賓遜一人世界裡沒有的費用，所以根據這個定義，搞人際關係是交易費用，走後門也是交易費用，交易費用非常大。

所以在國民收入裡交易費用的百分比只要跌一點點，就會富有很多；但只要上升一點點，就會變得很窮。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中國的交易費用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非常高。我1979年回中國時，看到那些人上班時從早到晚就在談論怎麼拉關係，到什麼地方才能買到一隻雞蛋，可見當時交易費用占的百分比一點也不低。所以中國改了一個制度，交易費用百分比減少了，一下子就富了很多。

交易費用對人的生活當然是不好的。我上面那個定義，弗裡德曼看了，也覺得是最好的一個。總之，交易費用占國民收入百分比越低越好。

（2）中國的改革還應該更快些

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把按人的等級來排列的制度改變為按資產排列的制度，這是重點所在。但這是非常困難的，中國已經算是做得相當好了。我在1981年寫書推斷中國改革的發生。我知道一定會有這種轉變，但我沒想到轉變會這麼快。但我是中國人，血濃於水，所以再快我也覺得不夠快，我還是希望它能改變得更快。

很多人讚成漸進，比如說斯坦福大學的劉遵義、錢穎一都贊成漸進。可是我不同意。他們理論上分析出來要漸進，但他們不明白這個世界。漸進有很大的問題，一定要急進。大致來說界定權利有三種方法，不是兩種。一種是以人的等級特權來界定權利，改革前的中國就是那種；一種是以明晰的產權來界定權利，現在中國就是要改為這種情況。

但中間還有一種，就是以管制來界定權利。界定什麼權利？界定貪污的權利！這就是印度的情況。在印度，你管手錶的進口，我管某種外匯管制，他管生產手袋的審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貪污。你貪污手錶，我貪污手袋。這種權利界定得很清楚。貪污權還可以自由買賣，還可以繼承，寫進遺囑裡面。

海關的貪污權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貪污，我星期二、四、六貪污（笑聲），界定得非常清楚的。現在海關貪污權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說走私的權利就界定得越來越清楚。你不相信的話，我可以拿一張價目表出來給你看，走私有這幾種，你要我擔保安全性有多高？絕對安全的是一個價。各種價格全都有，非常清楚。如果用管制來界定貪污權利的情況制度化了，那就無藥可救。看看印度，無藥可救嘛！（笑聲）

中國的問題是，上面要管，可市場是自下而上的，管制從上面來，又要講市場，所以中間就撞得一塌糊塗。所以中國漸進的話，印度這一關就很難過。你要一步跨過去，所以我就說一定要快，一定要一整套的改革推出。弗裡德曼提出一個"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說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長痛不如短痛嘛！（笑聲）弗裡德曼經常說這個比喻。1993年我帶他去見一位中國的省長。省長說，教授啊，我們中國的老鼠是很多條尾巴纏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條呢？（掌聲）弗裡德曼啞口無言（笑聲）。我當然知道答案了，很明顯嘛，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不就行了嘛！（掌聲）

如果政策不是配套地一起推出來的話，麻煩就很大。哪樣先做哪樣後做，很難決定，很容易出錯。弗裡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制，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極力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1991年，科斯拿諾貝爾獎，那次是諾貝爾獎90週年慶典，請我代表科斯發表演講。我碰見弗裡德曼，我跟他坐下來喝咖啡。我說，弗裡德曼，我們建議中國取消價格管制，錯了！他說，怎麼會錯啊？

我說，那些國企解除價格管制，價格就會上升，但生產並不一定就會跟著上升，這就麻煩了。工人的工資不夠買生活必需品，因為物價漲了，但生產沒有增加。假如是企業的產權清晰，價格一上升，它的生產也會馬上跟著增加，大家都獲得好處嘛。但國企就不行了，因為國企是不管賺不賺錢的嘛，哪管你價格升不升？所以應該將國企產權明晰與放開價格管制一起進行。弗裡德曼同意了。

（3）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三個問題

首要的問題是特權階層維護的既得利益的問題。幾個行業都給堵塞住了，一個就是金融。不開放金融，就不可能有金融中心。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沒有一個金融中心是天大的笑話。剛才我跟你們中山大學黃達人校長說，中國沒有金融中心，不開放金融，怎麼可能搞商學院？學生讀的書，裡面講的制度啊，融資辦法啊，都是外國的嘛。金融中心要搞，就要取消所有外匯管制，要允許外國銀行進入，要讓外國的經紀進來。但現在這些全都給特權控制住了。我看中美簽定的世貿協定，看不到取消外匯管制，那怎麼能行？

第二個問題，要讓農村的勞動力能夠轉入城市，已經轉了很多，但遠遠不夠。一個國家的農業人口比例太高是不可能富裕的。這很容易嘛，取消戶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給農民，界定他們的產權，允許他們把地賣了，拿著本錢到城裡去碰碰運氣，然後就完全不用再管，市場自然會搞掂。

也不用擔心治安問題，因為城市人口增加，收入也會增加，只要不貪污，治安一定能搞好。1868年，那時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突然之間那個5歲大的皇帝，聽了宰相的勸說，在一紙法令上簽了個名，日本的土地權可以自由轉讓，農民無事可幹，大量湧入城市，政府完全沒有準備，結果什麼問題都沒有。要知道，明治維新是日本經濟大增長的時期。

香港也是一個例子，解放後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文革時候很多人跑到香港，香港一點問題也沒有。還有深圳，20年來，深圳人口暴升10倍，有什麼問題嗎？一點問題都沒有，政府千萬不要管它（笑聲、掌聲）。

第三個問題，要發揮中國最大的長處。最大的長處是什麼？人力資源。中國人努力、勤勞、物美價廉（笑聲）。腦力也厲害，好像在座各位的腦力就很厲害。怎麼發揮這個長處？取消海關吧！隨他自由進出口。中國人哪裡需要政府來保護？我們跟老外競爭，政府為什麼要綁著我們的手腳？保護我們就等於綁著我們的手腳，那叫我們怎麼去競爭？我認為根本不需要保護，完全不需要。如果中國絕對開放，取消所有的進出口管制，與外國直接公平競爭，完全不需要什麼世貿組織。中國人怎麼可能輸？不可能的！（長時間的掌聲）

（4）我起碼有六七篇文章可以傳世

我對中國只是關心，無意改進社會。我知道自己不行，這是自知之明。假如領導人來問我的意見，我是樂意提意見的。至於他們接不接受，我是不緊張的。所以有什麼會議之類，我從來都不參加。因為參加這些會議的經濟學家都有他們的意圖。很坦白地說，有些人自己買了很多物業，所以他給政府的建議就是要救物業。我絕對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意見。弗裡德曼對世界的影響舉足輕重，可他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言不由衷的話。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

15年前，諾貝爾獎評委會的頭頭來找我，他叫我把我自己的論文思想寫成一本書，言下之意是如果我這樣做的話，獲獎機會很大。我本來是準備寫的，但你叫我寫的話，我就不寫！（笑聲、掌聲）正如粵語俗話所說"面子是別人給的，臉是自己丟的"

有件事情我是感到很驕傲的，我可以肯定，我起碼有六七篇文章，100年後還會有人讀。沒有一個諾貝爾獎的得主敢這麼說的。（笑聲、掌聲）。

關於企業的問題，我想了13年。我是研究計件工資合約的，因為科斯要退休，逼我寫出來。我寫的時候對科斯很客氣，但我認為他是錯的。我對艾智仁和德姆塞茨也很客氣，因為他們那篇著名的文章錯得就更離譜了。

所以你看了我那篇文章，就知道他們是錯的，我那篇文章是1983年發表的，名字是《公司的合約性質》。這是我寫得比較好的文章，100年後還會有人看。企業的問題，那篇文章已經全部解釋清楚了。我做研究是這樣的，自己做過的，認為是滿意的，交了出去，發表了，我就從來不再干預。就像我的"佃農理論"，發表之後，幾百篇文章批評我，也有讚揚我的，很多人要我回應，我從不回應（笑聲）。

關於企業的文章，一年有幾百篇，你問我的話，我就會說，只有我那篇是對的（笑聲、掌聲）。我為什麼這樣肯定呢？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在工廠裡，對於那些計件工資合約我瞭解得很詳細，我是拿著事實來分析問題，我不是在數學上繞圈子。所以我知道我這篇文章一定是最對的。

我日日夜夜地寫，剛一寫完，我就知道，這篇文章一定可以傳世。（笑聲）於是我仰天大笑！（笑聲、長時間的掌聲）

（5）對中國年青經濟學家及其方法的評論

現在還有很多經濟學者認為產權不重要，他們搞的是所謂生產函數，英文叫"Production Function"。你說Production Function能解釋經濟繁榮嗎？產權就可以！為什麼今天這麼多學者認為產權是不重要的呢？我的答案很簡單：許多經濟學家是很蠢的嘛！（笑聲、掌聲）

現在很多年青的經濟學家，我看不到他們有什麼架構。經濟學的目的不是改造社會，也不是數學遊戲，而是解釋世界的現象。一定要先有一個現象，然後才去解釋，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麼樣的。我所有的論著，都是從一個現象入手的，都要先瞭解世界，然後用很基本的理論解釋這個現象。

可是現在的博奕論，我不知道它解釋了什麼，我真的不知道啊。那些小年青，像楊小凱這樣的人才，搞什麼超邊際分析，超這超那，是對什麼現象超出來啊？他們算是比較好的經濟學家了。超來超去，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看來看去也不明白。

我走的經濟學的路子跟這些小年青的主要區別在於，我對世界的事情認識很多，他們是坐在象牙塔裡，很多數學，很多博奕理論，沒什麼內容。你要解釋世事你就要瞭解世事，最蠢的學者就是解釋完全不存在的東西。他們解釋的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我幾十年一直坐在玉器、古董市場裡，走來走去就是研究這個東西。我也做過生意，虧本的也試過，這樣才知道外面在發生什麼事情。我和科斯的觀點比較相近，他也知道很多。你可以到美國石油公司問，在世界上正式的石油專家中，真的懂的，他們一定會告訴你，是張五常（笑聲）。我做石油研究，花了6年時間，逐個部門，逐個油田（看），那些油是怎麼出來的，我全都知道。

像我的"佃農理論"，就是要解釋為什麼台灣的農產品在管制下產量會增加。我寫關於買戲票的文章，我是要解釋為什麼價格高的座位會先賣完。這全都有現象在那裡。我寫中國的婚姻，為什麼女人會纏腳，為什麼會有童養媳，這些都是現象。

可現在，我看了一百篇文章，看完了連一個現象都不存在，這是什麼？是數學吧？不是經濟學啊！現在這個博奕論，已經搞了20年了，你告訴我吧，它解釋了哪一個現象？給一個我吧，我只需要一個！（笑聲、掌聲）

你說你要搞新理論，你要告訴我你的新理論能解釋什麼現象？你說的現象是不是事實？那些小年青，什麼都沒有，你問他能解釋什麼，他也不知道，因為他對這個世界不瞭解嘛。現在經濟學家的數學，平均是博士數學家的水平，越來越厲害。但你問他這個符號代表什麼啊？他就說不上了，搞得很抽像。

你說經濟學是藝術，數學寫得很工整，很有學術性，這也是一種遊戲，可以發表，可以拿諾貝爾獎（笑聲），但你能解釋什麼？你能解釋人的行為，我就服你；解釋不了，就是廢物。

經濟學的目的不是改造社會，也不是數學遊戲，而是解釋世界的現象。一定要先有現象，然後才去解釋，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麼樣的。我所有的論著，都是從一個現象入手，然後用很基本的理論解釋這個現象。

我走的經濟學的路子跟年青輩經濟學家的主要區別在於，我對世界的事情認識很多，他們是坐在象牙塔裡，很多數學，很多博弈理論，沒什麼內容。你要解釋世事就要先瞭解世事，最蠢的學者就是解釋完全不存在的東西，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我幾十年來一直坐在玉器市場、古董市場裡，走來走去就是研究這個東西。我也做過生意，虧本的也試過，這樣才知道外面在發生些什麼事情。我和科斯比較相近，他也知道很多。

你可以到美國的石油公司問問，在全世界正式的石油專家中，真正懂的，他們一定會告訴你，是我張五常。我做石油研究，花了６年時間，逐個部門、逐個油田看，那些油是怎麼出來的，我全都知道。我有個同事在華盛頓大學研究石油管制問題，他算是比較好的經濟學家了，但他不懂石油工業，完全不知道怎麼回事，就寫了一本書，所以錯得很厲害。

世界很複雜，不可能用幾條方程式就搞掂嘛，問題在於你有沒有理論能解釋到這個現象，你說你要搞新理論，你要告訴我你的新理論能解釋到什麼現象？你說的現象是什麼？是不是事實？那些年青輩經濟學家，你問他能解釋什麼，他也不知道，因為他對這個世界不瞭解嘛。

年青輩經濟學家的數學，平均是博士數學家的水平，越來越厲害。但你問他這個符號代表什麼？他就說不上了，搞得很抽像。現在整個博弈理論，我就認為這個概念不好，我過去寫論文是把它放在註腳裡的，現在年輕人反而又翻出來了。你說經濟學是數學，寫得很美觀，很有學術性，也是一種遊戲，可以發表，可以拿諾貝爾獎，但你能解釋什麼？你能解釋人的行為，我就服你；解釋不了，就是廢物。

真正可以做到解釋現象的，全世界數起來也就只有四五個人。所以我跟弗裡德曼這麼談得來就是這個原因，大家一開口就知道對方在講什麼。我是要解釋的，他也是要解釋的。我跟科斯也很談得來，他也是要解釋的，Ａｌｃｈｉａｎ（艾智仁）也是要解釋的，今天沒多少這樣的人了！

我跟弗裡德曼都是從事實出發來研究經濟學的。研究的出發點都是現實存在的東西，不像現在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他們的出發點是一個方程式。

你要解釋世事，你就要先知道世界是怎麼樣的。不是那麼容易知道的。像石油吧，是很複雜的問題，一個細節沒搞清就會全盤都錯。又比如說玉器市場，我在街邊賣玉時學過，為什麼那玉石不切開再賣呢？為什麼連著石皮賣？要用燈照著去猜裡面是什麼，那些專家要學３０年才能猜到兩三成，要是切開了就完全不用猜了。那些專家好幾百人，每人花幾十年去學猜裡面的玉好不好，為什麼不切開來賣呢？切開來就不用猜了嘛，大家都不用這麼麻煩了，為什麼就是不切呢？我為這問題搞了好多年。這就是經濟學研究。

事實是不能解釋事實的。比如說天下雨，天上有雲，但不能用雨解釋雲，也不能用雲解釋雨。這裡面有規律，不能自己解釋自己，一定要拿理論去解釋，這就是工夫了。年青輩經濟學家不懂得這個。

我們的理論走到很深的地方，但能用的一定是很淺的理論。你一定要走回來。世界很複雜，深的理論不可能解釋得了，理論越簡單越好。所以我現在用來用去的都是大學本科一年級的理論，但我抓得很準，因為我曾經走得很深。走到深處又走回淺處，這樣來回幾次，用的都是最淺的理論。但現在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不是這樣，他們惟恐不夠深，越搞越深。

複雜理論是不可能解釋世界的。世界複雜，你又用複雜理論，天才也搞不成。比如說科斯的理論非常淺，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弗裡德曼）是很淺的嘛，Ｓｔｉｇｌｅｒ（斯蒂格勒）也是很淺的嘛，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薩繆爾森）也很淺，就是Ａｒｒｏｗ（阿羅）也很淺，這些全是我的朋友。輪到我，我比他們更淺，我對市場的認識比他們都多。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對於貨幣的認識比我多，但對於市場的認識我就比他多。幾十年了，我就抓著那麼一點理論，我就什麼現象都可以解釋，清清楚楚。所以我跟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很談得來，我跟他講我知道的市場現象，他跟我說他知道的貨幣現象，完全沒衝突，一講就明白了。大家一坐下來，首先就要知道什麼是現象，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分得很清楚。科學的方法，如何假設、如何抽像、如何解釋……都很清楚。

現在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不知道什麼是現象，全是一堆數學。但像Ａｒｒｏｗ，他也是搞數學的。我跟他說玉器市場的事情，他聽得津津有味啊，因為他搞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信息費用），他覺得玉不切開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老跟著我說：「Ｓｔｅｖｅｎ（張五常的英文名），你跟我說，你跟我說。」像他這樣一個以數學出名的人，對世事還想多知道一點。年青輩經濟學家整天坐在那個Ｃｏｍｐｕｔｅｒ（電腦）前，就想知道世界、明白世事，那是不可能的。

有些年青人是很聰明的，他的問題是總想刻意創新。但做學問，不要總想著是不是創新，做到最後，是創新的就是創新，不是創新就不要創新。

我是中國人。中日戰爭時候我在廣西逃難，我年青時的朋友全都死光了，我自己腳上還有當年爛的疤痕。

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經常被踢出學校，因為那時我看不到自己有前途啊。

後來我有機會到外國求學，那是１９５７年。那時有美國的學校肯接收我，我看到有知識就會有前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有前途，所以我讀書非常用功。

壟斷的成因有四種。第一種是壟斷者有特別的天賦，如鄧麗君那樣的歌星，她的壟斷權是不應該被禁止的，否則就得割斷她的歌喉。第二種是有發明的專利權或版權或商業秘密，這種壟斷權也不應該被禁止，否則誰還有動力去搞發明創造？第三種是各國反壟斷法律通常針對的壟斷，這就是在市場競爭中把對手殺下馬來，這種壟斷有壟斷之貌而無壟斷之實，「壟斷者」時時懼怕敗軍之將捲土重來，所以不應該禁止。只有第四種壟斷是要反對和禁止的，這就是因政府管制或立法來阻止競爭而產生的壟斷。

微軟顯然屬於第三種所謂的「壟斷」。微軟案子輸了，因為有個很好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微軟卻沒有用到，就是應從知識產權的角度來分析，把軟件跟硬件捆綁是為了保護軟件產權。

蓋茨不是因為壟斷而輸，而是因為他賺了太多的錢。但是信息產業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就是要讓一個人賺很多很多的錢，才能吸引很多人進這個行業。現在把微軟給殺了，那誰還敢去試？所以信息產業就垮了嘛，你看那些告微軟的公司，現在日子也不好過。我一聽是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ｒｋ做控方，就知道微軟要輸了。他們請的是ＭＩＴ一個九流的經濟學家，怎麼能勝過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ｒｋ？如果是我做辯方就不同了。實不相瞞，我曾經做過很多大壟斷案的辯方，像ＡＴ＆Ｔ的案子，就是我做的。

所有權不重要。比如說我香港的房子是我的，你說那房子是你的也無所謂，你說它是國家的也無所謂，只要你進來我有權打死你就行。也就是說，明晰產權不包括所有權。要明晰產權，但不要所有權，我一向都是這麼說的。６０年代，我跟科斯、艾智仁他們爭了很久。我問，為什麼法律書上這麼重視所有權呢？他們答不上來。後來我寫文章界定產權，就說得很清楚：不需要所有權。

所謂所有權，英文是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就是遠古時代那些牛羊之類在田野裡走來走去，我要辨別哪隻牛是我的，就燒個鐵印，烙在牛身上，我一看牛身上「張五常」這名字是我的，那隻牛就屬於我。所有權的概念就是這麼出來的。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所有權只是個ｔｉｔｌｅ，名義上的東西嘛。

徹底的承包制，就是明晰產權。你說這工廠是你的，你愛說就說吧，只要我有使用決定權、收入享受權和自由轉讓權，你說這是誰的我都不管。

沒有產權，就沒有市場，這是科斯定律，不可能被推翻的。不講產權，怎麼競爭啊？你沒有市場，因為產權是市場的前決條件，這是真正的科斯定律。所以你不可能不講產權。有些人說只要有競爭環境，不要講產權改革也可以，完全是胡說八道。

英文ｃｏｓｔ很難譯。有時譯成成本，有時是耗費，有時是費用，有時是犧牲，有時是代價。我覺得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應該譯成交易費用，你們譯成交易成本，應該是不對的。

不能將交易費用改成交易成本。交易費用這個詞是我發明的，我想了很久才決定要用「費用」這個詞。成本這個詞是錯的，因為成本有一個歷史的含義在裡面。比如你問這杯子的成本是多少，這杯子已經生產出來了，成本是多少錢啊？你說是１毛錢，但那是你昨天生產它的時候是１毛錢，過了時的成本就不是成本了。這是最大的問題。所以應該是費用。

交易費用最好的定義就是魯賓遜一人世界裡不存在的費用，不可能想像到有的費用。魯賓遜生產要費用；捉魚要費用；他爬上山看雲，猜明天會不會下雨，這種信息費用他也有；他摘了蘋果要搬回山洞裡，那種費用也有。但魯賓遜那種制度裡沒有市場，沒有警察，沒有法官，沒有銀行，沒有走後門，沒論資排輩，全都沒有。這些就是交易費用。

有些交易費用的存在與交易沒有關係。文革哪有什麼交易？但文革時的交易費用很高很高，比如說人們整天學紅皮書、背語錄等等，都是交易費用。問題是，有交易的交易費用與沒有交易的交易費用難以區分，所以只能說是魯賓遜一人世界裡不可能想像到有的費用。

絕大部分的所謂創新觀點都是廢物，一文不值。刻意去創新是犯了學術上的大忌。找到一個自己認為需要解釋的現象或問題，翻閱一些有關的論著，就放膽地自己去想，想時要完全不顧及有沒有新意———到最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經濟學的發展在走下坡路！１０多年前我就這樣說。當時持這觀點的有布坎南（Ｊ．Ｂｕｃｈａｎａｎ）、科斯（Ｒ．Ｈ．Ｃｏａｓｅ）、雅倫（Ｗ．Ｒ．Ａｌｌｅｎ）等人；不肯定的有巴澤爾（Ｙ．Ｂａｒｚｅｌ）、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認為後生可畏的有赫舒拉發（Ｊ．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今天，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路」這個說法了。

為什麼經濟學會走下坡路呢？這個問題就不容易有一個一致的答案了。科斯認為今天的後起之秀多用數學，以致沒有內容。弗裡德曼也認為數學用得太過分。艾智仁及巴澤爾認為博弈理論過於普及，而這理論其實有沒有可取之處還不知道。貝克（Ｇ．Ｂｅｃｋｅｒ）、德姆塞茨（Ｈ．Ｄｅｍｓｅｔｚ）等人則認為博弈理論是走錯了路，是不應該鼓勵的。

有實用性的價格理論，永遠都是那樣「淺」。問得淺，答得也淺，困難就是要明白重點所在，而這個「明白」是要花很長的時日才可以掌握到的。

價格理論之所以是經濟理論不可或缺的基礎，是因為一旦掌握得通透，簡單之極。問題是這「通透」來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點要拿得準，引用時要來得活。要達到這樣的水平，我們要由淺入深，由深轉複雜，然後再回到深，又再到淺。我自己來來回回幾次後，３０年來就只懂得用淺的，而忘記了深的或複雜的了。

我這一輩的理念是，理論不是真實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實世界的闡釋。成功解釋所用的理論永遠都是那麼淺，淺得有點難以置信。

一個現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組合。要把整個現象解釋，可用幾個不同的簡單理論，逐部分擊破。在經濟學來說，不同的簡單理論，歸根究底，來來去去都是兩招基本的原理（自利假設和需求定律），活學活用，千變萬化，可以推出數之不盡的理論來。

我這一輩的經濟學者有一句格言：大概地對比精確地錯更可取（Ｒｏｕｇｈｌｙ　ｒｉｇｈｔ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ｗｒｏｎｇ）。今天，年青的經濟學者似乎不知道這個哲理。他們以高深的數學，複雜無比的統計，「電腦」、「電腦」一番之後，以小數點後三四位數字來表達他們的學術結論。這些精確的錯，是自欺欺人的玩意。他們好像沒有想過，世界複雜無比，而統計學的陷阱多如天上星。

所以今天那些經濟學的後起之秀寫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論就覺得複雜無比，不想再讀下去。

１８、１９世紀英國有個大經濟學家叫馬爾薩斯（Ｔ．Ｍａｌｔｈｕｓ），他說人口是幾何級地增長，所以糧食很快就不夠吃了。胡說八道！中國明朝初期中國的人口是６０００多萬，現在人口上升了２０倍，人均壽命是六七十歲，比明朝時候上升了差不多一倍，但每個人的生活都比明朝好了很多。

馬歇爾（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經濟學原理》裡的理論很多是錯的，但他的架構很好，架構的輪廓很好。他綜合了所有前人的東西，建成這個架構。所以我想問題也是在他那個架構裡想的，他錯的東西我就不管了，我改進了他很多地方。但現在很多年青的經濟學家，我看不到他們有什麼架構，這是一個問題。

斯密（Ａ．Ｓｍｉｔｈ）《原富》的英語原作是我讀過的所有書籍中惟一令我產生畏懼之心的作品。它是經濟學的第一本巨著，但２００多年來，沒有另一本經濟學論著可與它平起平坐：哲理縱橫，觀察入微，博學多識，文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

沒有誰讀過《原富》會不覺得自己是渺小的。洋洋近百萬言，其博學多才乃我平生僅見。

斯密的重要結論就是自私給社會帶來好處，他忽略了自私也可能給社會帶來壞處。達爾文講進化論，說進化是根據經濟原則進化的，說進化是一直在改進的。斯密講自私，說人是被迫要自私的，社會制度是逐步改進的。他那社會改進的觀點影響了達爾文，達爾文就有了進化論，所以達爾文的思想是從斯密那裡來的。

我的看法呢，自私會對社會有利，但也可能對社會有害。在某種情形之下，自私的害處可能會將人類滅絕。達爾文研究物種進化的時候，他不知道在幾億年的歷史上有這種事情發生：有些生物曾經很蓬勃，突然之間滅絕了。為什麼會這樣？

斯密與我的觀點最大的分歧就在這裡。我很崇拜斯密，但我認為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只是集中講自私對社會的好處，而忽略了自私對社會的壞處。所以有很多事情他都解釋不了。

斯密錯得很厲害，但他是一個很偉大的思想家。偉大歸偉大，錯歸錯。有些人也許什麼都對，但我還是瞧他不起。斯密是偉大的思想家，但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整個世界都看透了的。我對市場的認識比斯密多，他關於市場的很多說法是錯的。

斯密屢有小錯，但無傷大雅。他的主要論點的整體，不僅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且越來越對。大思想家就有這樣的能耐：分拆開來好些地方都錯，但合併起來的整體卻是對的。

人力資本不是新的概念，從１９３０年到現在都有，是Ｆｉｓｈｅｒ（費雪）首先提出來的。他是一個很偉大的經濟學家，但很多人完全不看他的文章，真可惜。你問現在那些搞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的年青輩經濟學家，他們完全沒有看過Ｆｉｓｈｅｒ。Ｆｉｓｈｅｒ是個天才，我是他的擁護者。我對Ｆｉｓｈｅｒ的理論弄得融會貫通。

我這人是這樣的，我覺得你好，我就會學到你的全套本事。我對Ｍａｒｓｈａｌｌ（馬歇爾）、Ｆｉｓｈｅｒ的東西很精通，但我不喜歡的人的東西我是完全不懂的。

弗裡德曼永遠喜歡深入淺出，其言論與觀點清楚絕倫。你懂不懂經濟學沒有關係，但總知道他在說什麼。好些行家認為，弗裡德曼在口才上的清楚明確，２０世紀無出其右者。

我是艾智仁他的學生嘛！學生有什麼理由不超過老師？他的東西我都融會貫通了，他的錯誤我都糾正了，怎麼能不超過他？

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超乎常人之意料；事實上，統治我們這個世界者，僅只是這些思想而已。———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經濟學不可以改進社會，怎麼可以改進社會呢？但作為經濟學者，我們被人利用則是可能的。

有很多經濟學者是很蠢的，他被別人利用了，還真的以為自己很有影響力呢。我呢，你們要利用我我也無所謂，但我不信我有什麼影響力。現在市場經濟理論佔上風，我張五常剛好在這裡，那些產權、交易費用理論，剛好是我和科斯他們幾個人發明的，我又會寫中文，那就「時勢造英雄」了。

弗裡德曼５０年代初期寫了一本書，真的是怎麼也賣不出去。２０多年後，１９８０年他又和夫人寫了一本書，其實第二本沒有第一本好，但第二本成了全年美國最暢銷的書，全世界譯了很多個版本，賣了幾百萬冊。我問他，你怎麼現在厲害了那麼多？他說不是這樣，是「時勢造英雄」。

所以我們很自量，講什麼政策，講是講，但你聽就聽，不聽就算，完全無所謂。

我的興趣就是解釋，當我解釋到一件事情之時，自己知道邏輯井然，可以整晚都睡不著，太高興了。那種驕傲之情啊，不到那個境界你是不會明白的。你在科學上的追求，好像爬山一樣爬上去，到了相當的高度，往下一看，看到下面的人還在爬，多少人連路都找不到，你會有一種很驕傲的感覺。

我對凱恩斯是有很大的反感的。１９３６年他寫了一本書很出名，就認為自己很重要。他對經濟大恐慌有很多建議，是大英雄嘛。他明知道所有的人解釋他的理論全都錯了。別人說他是主張大政府的，而他自己說不是。他覺得自己這麼重要，這世界有這麼多人崇拜他，而他們都錯了。但就因為他們都錯了，他就是大英雄了，所以他就不去改正他們。他說等他們搞得更糟糕時再去改正他們。但等來等去，他自己就死了，就沒得改了。我對凱恩斯是很鄙視的。政府想將自己搞大，就把凱恩斯抬出來，捧為宗師。

所以經濟學家的所謂「影響力」，都不過是「時勢造英雄」造出來的。就像現在你們要搞市場經濟，就把我張五常就當成了英雄。其實我什麼影響力也沒有的，但你們喜歡利用我就利用吧。

書法十年窗下（二之一）

屈指一算，我研習書法整整十年了。是十年前我決定嘗試書法的，這與我追求其它學問一樣，一決定了，就總要有一個結論。要是我追求某一種學問一段時期後覺得自己天分太差，或培養不出興趣，我會知難而退。但只要有興趣，有希望，我就要有一個「成就」的結論。然而，當年學書法的決定來得不易，因為我有孤注一擲之感。



五十五歲那一年，我認為自己在退休後要在一門藝術上下功夫，因為藝術與科學不同，前者可以很老還在創作。不是任何藝術家都是老而多妙，但先例有的是。中國的張大千、齊白石、朱山己瞻，法國的莫奈等人就是例子。問題是雖然我熱愛藝術，但沒有基礎，而且日常的工作很忙，要找一門藝術入手是不容易的選擇。



我想過搞抽像彩色攝影。這方面我大有基礎本錢。但那時以計算機搞攝影作品開始流行，使我的舊基礎本錢大貶值。學畫嗎？太麻煩。學畫是要按時上課的。想來想去，覺得只有書法最方便：要人教，但不須按時上課；要練習，但可在工作中的休息時間寫十多分鐘，然後過一段時間再寫。



我當時的選擇困難是五十五歲了，不能再像年青時那樣，可以多試幾項才選一。我想，不論成就也要學得使自己有一點滿足感，但時間只能讓我選一項藝術來嘗試。選中了書法後，起初的一兩年我每天寫到滿室皆紙。



求學，無論學什麼，我永遠是個幸運的人。學書法，我一開始就有明師指導。黃永玉給我簡述他對書法的看法。跟黃苗子給我示範，也教了我幾課，再跟是周慧珺，一教就免費教了十年。



開始學時我可沒有想到書法是那樣困難的。事前我屢次聽到學書法很難，但自己心底裡總是有點懷疑。我是要到三年之後才覺得自己可能永遠學不成，所以有一段時期停筆不寫，花不少時間去細想困難的所在，然後改變了學習的方法。其後是寫寫想想，想想寫寫，進步快了。要是我今天從頭學起，以自己想出來的學法，可能快一倍。知道怎樣學可以事半功倍，所有學問皆如是，但怎樣學書法是不容易知道的。



高明的老師可以教你怎樣寫，而更重要的是給你示範。問題是怎樣寫與怎樣學是兩回事。後者重要，而其中好些因素因人而異，所以怎樣學有好些地方是要自己想出來的。



除了有明師指導，我還有幾點是比較幸運的。其一是周老師到香港來給我上第一課時，先教我學執筆，說執筆要學一年。我執筆寫幾個字給她看，寫得一塌糊塗，但她卻高興地說：「你執筆完全正確，不用學了，你學書法會比其它人起碼快一年。」



我只是記前人說過的兩句話。一句是蘇東坡說的：「執筆無定法，只要寬而虛。」另一句是米芾說的：「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我當時想，蘇、米不僅是書法大師，而且是中國文化歷史上最有腦的其中兩個人。他倆是好朋友，曾挑燈夜談書法之道，而他們對執筆的看法一致，我是不用考慮其它的言論了。但他倆執筆也有不同之處：米提筆（即臂離紙），蘇不提。米說要提筆才可以用臂力，有道理，比較一下他倆的字，我就決定要提筆，然後自然地寬而虛之。



第二點比較幸運的，是寫了幾個月後，書法還是難看之極，但苗子與慧珺都說我的字沒有俗氣。這等於老師跟學生說：「可以學下去。」第三點比較奇怪：一開始「行氣」就沒有大問題，其後在行氣上我進步得很快。



我當時的主要困難是「結字」（字的結構）那方面，而這困難到今天仍然不能完全解決。一個書法家對每一個字總要記得有三幾種寫法，寫時不用想筆劃，只是瞻前顧後地選用寫法，然後意之所至地以自然的變化讓感情流露出來。要是你連筆劃的寫法也不知道，要停下來細想一下，或去翻閱書法辭典，那就不能一氣呵成了。要一氣呵成，但若筆劃記得不清楚，字的結構就會有問題。臨老學書，記憶力退化了。要是我能早學五年，結字的困難會遠為容易解決。



說到最困難的用筆，我是得到周老師的首徒李靜的一句提點，才算是大功告成！學書六年，周老師等人認為我用筆全部及格：提按自如，八面出鋒，而手的動作可以拿足分。問題是寫出來的字，撇開結字不談，總是有點用筆的毛病。毛病出在哪裡呢？想來想去也搞不清楚。



有一天，在李靜面前寫書法，一向認為我用筆畢了業的她突然說：「你用筆背時不是真的劃下去。」筆背是指筆毛向外的那一面。得到李師姊的提點，我花了一個月練用筆背。



學書法，跟任何學問一樣，不要集中在自己的長處發展。你要把注意力轉到自己的弱點那方面去。你要衡量弱點是否重要。不重要的可以不理，但重要的就要集中而攻之。



舉些例子吧。「一」字不容易寫。有三種寫法，每種都不易，但只要你能細心研究一下，然後每種寫幾百次，困難就可解決。又例如，「寶」字第三筆的最後一轉相當難，但這一筆很常用，所以重要。你要在那一轉之前把筆輕提轉慢，然後輕按轉快。這一筆你要練上好幾天。再例如，「花」字的最後一筆轉兩次，也不容易。你要在最後一轉之後很自然地向前推，練習幾天，就差不多了。「也」字的最後一筆比「花」字的更難，要再加幾天的功夫。但周老師寫草書「有」字的最後一筆，瀟灑絕倫，我學了很久也學不到。可幸這筆草書不僅少用，而且有其它的代替寫法，所以學不到也就算了。



非學不可的筆劃，加起來所需的學習時間充其量是幾個月。筆劃的本身不是書法的困難所在，孫過庭是說得不對的。



（二之一）

地震是怎樣的一回事

幾位經歷過算得上是大地震的朋友曾經不約而同地告訴我，地震的恐怖不親歷其境不容易想像。既然不容易想像，那我就不想算了。我曾經在美國西岸生活了二十多年，地震的經驗當然是有的，但都微不足道。最近在西雅圖遇到的六點八級地震，是另一番景象，使我能切切實實地體會到朋友們的經驗之談。



是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十一時五十四分發生的，雖然感受到地震的時間僅四十五秒，但我覺得很長，因為在那段時間內我想到很多的事。換言之，在危險時人的腦子想得非常快。這與一般小說所形容的是兩回事。



我當時是在西雅圖市中心、美國西岸最高的七十六層大廈的二十多層，離震央三十多英里。不幸中之大幸，是這震央深於地下三十英里，損毀力大大地降低了，而又因為這深度，餘震甚微。當時是在朋友的辦公室，太太和我二人在一個小房間內。起初的兩三秒，我覺得地面在跳動，以為有工人在下一層大作維修工程。但不到五秒鐘，就明確是地震，大廈開始左搖右擺。我站起來，太太跑到我的身後。我一看形勢，就選站在門框下，雙手緊持門框，而太太在後支持我。我否決太太要躲進底去（這是一般人的做法）的建議，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我認為要離開大玻璃窗；其二是我見天花是安全的輕膠之物，沒有燈箱在頭上；其三——最重要的——是我認為站多一點靈活性。



震盪越來越大，搖擺幅度驚人，而以鋼架建造的高廈，金屬磨擦之聲甚響。二十多秒鐘之後，震盪使我覺得整個大廈可能倒塌下來。我想，這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建的先進大廈，有防震措施，其安全總要比較舊的好。我於是不停地向窗外望，看鄰近最舊的兩三間大廈。心想，要是舊大廈不倒，我們就沒有問題了。



有趣的是，朋友的辦公室有許多房間，工作人員不少，但所有的人都鴉雀無聲，絕不像電影中描述的人們大聲尖叫。後來電視播出的這次地震的幾個公眾場面，除了物體碰撞之聲外，所有的人都是鴉雀無聲的。



為什麼地震會有難以形容的恐怖呢？事後我細想這個問題，答案是明顯的。



（一）事發前毫無先兆，不可能有任何心理準備。颱風、水災之類的天災，先兆明顯，而往往有關的部門老早就作了預告。



（二）地震的威力，不經歷過不容易想像。七十六層的大廈，一時間變得像輕舟那樣在大海中浮沉。大地震不是使你覺得如中巨錘，或被大浪沖走，或像香港的十號風球。不是這些感受，而是突然間覺得自己很渺小。



（三）在震盪中，除了迅速地看一下周圍的形勢，在幾步之內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你會感到束手無策，沒有什麼可以做或明顯地應該做的。聽天由命，是大地震的感受。



以上三點加起來，再加上大地震的經驗不容易遇上，第一次嘗試，就更覺得可怕了。六點八級的地震，算大但不算很大，且震央於地深三十英里，損毀不大，但此前朋友說是難以想像的，這經驗使我容易想像。



這次西雅圖地震的震央地點與深度，與五十二年前那裡的七點一級地震是同一震央。這次以後，恐怕要再等半個世紀才有機會「重演」了。然而，專家們可不是這樣說。我不是專家，但不同意他們事後所說的。且聽我解釋一下。



可能是因為大地震很少出現，事後的報道誇大得不得了。電視不停地播，播了好幾天，但如果你細心地觀察電視上的損毀場面，你會發覺來來去去都是那六、七處。更誇張的是，地震專家們群起而出，說西雅圖將會有八級呀、九級呀的超級地震。



我當然沒有資格說八、九級的地震不會在西雅圖那地區出現，但你敢不敢跟我賭一手？我認為地震專家的工作非常沉悶。大地震等來等去都不出現，等了半生，沒有傳媒問他們的意見。這與什麼股票專家、經濟專家或政治分析專家的經驗是不同的。大地震終於出現了，傳媒雲集作訪問、銀燈普照、相機閃閃，悶了那麼久，專家們語不驚人誓不休。





後記



在回港的飛機上看《明報》，讀到華叔在《三言堂》分析一首為岳武穆墳寫的對聯，是乾隆狀元秦大士寫的。聯云：



人從宋後少名檜

我到墳前愧姓秦



華叔提及另一個版本，上聯的「少」字變為「羞」字。問題是應該是「少」還是「羞」。華叔又認為，上聯的「少」與下聯的「愧」同是仄音，「少」字應改為「無」字，以協平仄。



以「羞」對「愧」，無論平仄、虛實，皆極工整，但我認為「少」字不能改。秦大士既然是狀元，當明其理。「羞」字太露骨，且有俗氣。「少」字含蓄，讓讀者多想一下，可圈可點也。「無」字也不恰當，因為過於誇張，難以置信。



上聯的「少」與下聯的「愧」是第五個字。一、三、五不論，同是仄音沒有問題。但我認為秦狀元棋差一：下聯的「愧」字也太露骨，有點那個。我認為「愧」字應改為「懺」字。聯云：



人從宋後少名檜

我到墳前懺姓秦

演說的秘密

我絕大多數的演說是事前毫無準備的。有時預先知道題目，有時幾分鐘前才知道，但要有兩三個選擇。沒有手稿，也沒有腹稿，要講就講。講正題的時間、聽眾發問的時間，任君選擇，我可以校得很準的。這種毫無準備的演說，可以講得掌聲雷動，但也可以大失水平。其中的差別，可不是碰巧使然，而是由一些明確的因素決定的。我經歷過多次的成與敗才找到這些因素。這些是我演說的秘密了。



回頭說，有小部分的演說我是先行寫好了手稿的。這樣的講話，效果永遠不稱意。最差的效果，是拿手稿但不一字一句地讀出來，只是看手稿發揮。效果比較好的是讀出來。我的困難是越讀越快，使聽眾聽不清楚。講得最好的是沒有準備之中的佳作。本文要談的是這後者的秘密，茲點列如下：



（一）講時不能太疲倦，事前要多休息。重要的演說最好先睡一覺。



（二）講前的三幾個小時，腦子要什麼也不想，最好是一片空白。要記，講前受到干擾就犯了大忌。前年在北京演說時（三天講了五次），因為交通擠塞，影響了情緒，就比不上在武漢的表現了。



（三）講前要多喝水，因為講時會大量消耗水分。口乾是講不出來的。



（四）這是最重要的。講場聽眾一定要人頭湧湧；站的擠得水洩不通更妙。千萬不要要求大講場。較小的站滿了聽眾，可取也。當然，大講場站滿了人更好，但這是有點苛求的。



老友佛利民口才冠天下，也是喜歡不準備的演說。他多次告訴我聽眾越擠迫越好，所以他也喜歡選用中、小的講場。佛老大名鼎鼎，就是大講場都有人滿之患。但他就是怕不滿，要選用較小的。



（五）講場不滿，而前面的幾行座位若是空空如也，就可能有災難性的後果。要知道演說是要自然地對聽眾講，好像是對朋友說話。在講台向下望，前幾排若是空了，你就要望天打卦。



（六）除非是非常重要的演說，一開口不要先作多項稱呼——什麼校長先生呀、主席呀、先生小姐呀之類的，可免則免。我常用的開場稱呼只有四個字：「各位同學」或「各位朋友」。要是你隆重其事地作幾個稱呼，你就會緊張起來，落筆打三更。



（七）入正題之前最好是先說笑話。聽眾若不笑你就很麻煩！再說第二個笑話，聽眾還不笑你就要忙顧左右而言他，替自己鬆弛一下。若聽眾大笑，那你就「執到寶」，因為聽眾與你一起鬆弛起來了。



（八）這項的重要性排在第二位。那就是一開始講話時，你要在自己目光所到的舒適之處，找三四位聽眾的臉孔來直接地跟他們說話。不要找「雖無過犯，面目可憎」的，也不要找愁眉苦臉，或心不在焉的。你要找笑容滿面，細心聆聽的，要在不同位置找三幾個。找到之後，整個演說你的目光就集中在這幾個臉孔上，對他（她）們說話。其它的聽眾你是不需要顧及的。（他們不會知道你是在跟選定了的人說話。）



從聽眾中選幾個「目標」不困難，開講後不久你會很自然地找到對象。要點是找到了之後，你要心安理得、時左時右地跟這幾位說話，好像是對朋友閒話家常的。要記，沒有任何演說可以比對朋友說話來得高明。你的「目標」在笑，你不妨說得輕鬆一點；「目標」似乎不大明白，你就多解釋一下。



（九）這最後一點，是講者往往不能控制的。那就是講者要舒適。講台不要太高（俯視而講發音辛苦，過了二十分鐘你就會覺得疲倦）；擴音器的聲浪要清楚自然，使自己聽得舒暢；坐講或站講皆要舒適。演說一、兩個小時——尤其是沒有準備的演說——是一項很集中的腦力活動。外人不容易明白在一兩個小時內講者的精力消耗量可以是大得驚人的。因此，舒適環境的重要性是不能誇大的。



我可以用三次不同的演說例子，來說明上述的可靠性。



例一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瑞典、高斯拿諾貝爾獎前夕的講話。是晚餐後的演說，在場的諾獎得主二十多人，加上其它重要的來賓，我雖然不用手稿，但腹稿是有的，而且想得用心。殊不知講時一位我敬仰的大名家坐在面前，合眼睛，愁眉苦臉，使我亂了陣腳，講得一塌糊塗。佛利民在晚餐的圓桌上坐在我的右側，我講時他笑容可掬地替我打氣，但我不能常向右看，而又避不了向前看到的大名家，於是飲恨瑞典。



例二是一九九三年。港大校長王賡武搞一系列的「香港演說」，是準備出書面世的。我推卻了那次講話。殊不知事前一日，賡武給我電話，說已發了廣告，不能更改，我是非講不可的。是星期六早上十時的演說，我駕車回港大時掛個電話給女秘書才知道題目，是關於香港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關係的。



會場有三百五十個座位，補加坐椅一百，但坐著的聽眾只有大約三十人。賡武見到我，前來握手，說：「今天聽眾不少呀！」我看到那冷清清的場面，心想，上帝也救不了我。賡武安排我跟他坐在第一排。過了十分鐘，他跑到講台上介紹我。



介紹講者，王賡武是個奇才。他可以不用手稿，恭維的話說得不露痕跡，瀟灑自然，一口氣地說了二十分鐘。到我上台了，硬著頭皮走上講台，聽得背後掌聲雷動。向台下望，密密麻麻地站滿了人，應該有五百人以上，把我嚇了一跳。於心大喜，作一下深呼吸，馬不停蹄地講足指定的兩個小時。



後來這次講話的錄音整理成文，在兩處發表。港大輯而成書是由黃紹倫主理的。後來遇到他，他說想不到完全沒有準備我可以講得那樣好。我的回應，是主要因為沒有準備；有準備反而不成。但其實重要的是聽眾夠多。



更為成功的第三個例子，是去年在武漢中南財經大學的講話。那也是毫無準備的。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但學生早上十一時就輪候。結果是三百座位的講堂擠著七百多人，在講台前站得最近的倚台而立。用廣東話講，太太在旁翻為國語，舒適自然，而太太翻譯時，我有幾秒鐘的時間想下一句。那是最理想的安排了。後來該講話的錄音，整理後成為長文在國內發表，而我是不需要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