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損之謎》的回顧

「公損」是「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分離」（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的古文譯法。高斯之後，經濟學行內簡稱「社會成本」（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公損之謎》（The Myth of Social Cost）是一九七八年英國經濟事務學社（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替我出版的一本小書。說是小「書」，其實是一篇四十八頁的長文，但加上該社的編輯寫了序言，又請了兩位專家教授寫了前言、後記，再加上零散的版權、扉頁之類，竟然近百頁，算是小書了。



據我所知，這小書重印過起碼一次，而停版則起碼十年了。曾經有兩個中譯本，我沒有讀過。見過西班牙文譯本，語言不通，沒有讀。據說還有其它譯本的，但沒有見過。也據說，好些大學曾經採用為教材。



是上述學社的老編邀請我寫的，說明是寫給傳媒大眾讀。該社以維護自由經濟知名天下，但「社會成本」是一個大題目，為什麼選中我？當時自己的解釋，是一九七○年我發表了《合約的結構與非私產的理論》（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推翻了與社會成本有關的家喻戶曉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跟著在一九七三年發表了《蜜蜂的神話》（The Fable of the Bees），把提出蜜蜂例子的後來獲諾貝爾獎的一位英國爵士殺下馬來。左一刀、右一刀，該學社可能見我斬得那樣過癮，就邀請我多斬一下。



說明讀者對象是傳媒大眾，但社會成本問題是產權的問題，也是交易費用的問題，再淺也不會淺到哪裡去。用心地寫，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沒有酬金，出版後得到十本贈書，不半天給學生及同事拿去了。老編說本來是贈書五本的，見我寫得用心提升一倍。



陳年舊事，往事如煙，《公損之謎》這本小書我差不多忘記了。不久前一位朋友說，在網上看到amazon.com旗下一間書店，專賣停了版的成為歷史陳跡的書，有《The Myth of Social Cost》出售，說明是用過的，叫價二十五美元（原價一點五英鎊），把我嚇了一跳。我於是想，如果價夠低，在香港再版應該有市場。英國的學社很客氣地把版權回贈給我。我要求花千樹訂價二十港元，與《壹週刊》同價，香港的二樓書店可能還打個八折！經濟不景，折後作者、出版、設計、發行、零售等各獲二元，大家打個平手，和氣生財。聽說香港某快餐店早餐叫價五元，另一家晚餐八元，是深圳之價打個六折。



私人與社會成本分離是經濟學的一個大題目，好之者甚眾，可能是因為說來說去都是說故事。除了庇古（A.C.Pigou）的工廠污染鄰居而需要政府干預的不雅例子，其它的多是如詩如畫的故事，但一般都不可信。



最早的名例是米爾（J.S.Mill）的燈塔。故事說在黑夜中航海船隻利用了燈塔的指引，但不付費用。高斯引經據典，指出在英國歷史上有幾個私營燈塔的人，發了達。但高斯的典故也不可盡信：燈塔收費由航海公會協助，而「發達」是政府通過法例收購。高斯沒有說，而我也沒有作過考查，但我的揣測是燈塔大都是建造在機要地點，不容易代替，地權為塔主所有，政府要收購倒要破費一番。



庇古的麥田例子，大地如茵，可惜火車從中經過，火花損害了麥稻，但不需補償，是以公損。我說過一九六九年史德拉（G. J. Stigler）與艾智仁（A. A. Alchian）暢遊日本，火車穿過禾田，他們問火車的管理員車軌兩旁是否地價較低，得到的回應正相反，軌旁地價較高，因為火車把吃稻的飛鳥嚇跑了。史氏以之為笑話，但事實卻不是那麼可笑。後來華特斯（A. Walters）告訴我，他研究新機場的建造，飛機的噪音損害了鄰居，但鄰居的地價必定上升，因為機場帶來商業生意。那是說，噪音愈多對鄰居愈有利。



錯得最重要的應該是庇古的農地租用例子。地主不自耕的被認為無效率，或有公損浪費，因為租耕的農民沒有長期合約的保障。庇古也引經據典，但我追查過他的所有典據，發覺完全不是那回事，而中國三十年代的詳盡數據，都顯示租耕地比自耕地有略高的平均產量。



庇古之後，最有名的例子是米德（J. E. Meade）的蜜蜂與蘋果了。這例子著實迷人。大自然風和日麗，蜜蜂採蜜，優美如莫扎特的音樂。可惜蜜蜂的主人不付錢給果園的主人買蜜漿，而蜜蜂傳播花粉的服務也沒有收費，於是前者植樹太少，後者蜜蜂不足，皆要政府的干預。我的調查證實不僅採蜜與花粉傳播的服務皆有合約，而且成交之價甚為精確。更過癮的是，蘋果的果花根本沒有蜜漿可采！（我們在市場常見的蘋果蜜糖，是從蘋果園鄰近的野花採得的。）



在社會中，一個人的行為往往影響他人，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或利害衝突可在市場以市價解決。凡是無價而有利害關係的，經濟學者就認為有公損的問題。到了六十年代，這些「凡是」的被稱為界外效應，分門別類，屈指難算。一九七○年我指出，利害關係的處理是合約的問題，而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不可能所有的利害行為都寫清楚，或每項有價，而那所謂界外效應只不過是漠視了合約的結構。我又同時指出，合約沒有說明的可以不言自明，而風俗、禮教、不成文法等的約束，通常是合約的代替。只看利害關係有沒有價，不可能知道有沒有公損的效果。



一九七三年我再指出，一個人的行為影響他人，沒有合約，沒有價，也沒有風俗或不成文法等約束，公損不一定存在。這是比較複雜的分析，《公損之謎》一書內有詳述。其中的含意是加強了上述的結論：單看一些損人利己而不需付價的行為，是無從作出公損的判斷的。



今天，合約理論在經濟學的專業文獻上大行其道，但可惜術語多而內容少。什麼不完整合約（incomplete contract）、默約（implicit contract）之類的，滿紙皆是。這些我早於一九六九與七○年提出，但也指出考查要牽涉到風俗、習慣、禮教、不成文法等等局限才可以有少許認識。不管世事、只管方程式的治學方法，好比學物理的沒有進過實驗室而去研究天體的黑洞，所得的應該只是黑洞一個而已。以為自己是愛因斯坦或是霍金的經濟學者似乎是太多了。



很抱歉，我認為今天經濟學行內的所謂學問，一般是指能在什麼名學報發表過一些文章，與真實世界是風、馬、牛不相關的。可不是嗎？數之不盡的合約理論專家，連一紙合約也沒有研究過。我這一輩是比較麻煩的。當年我和幾位助手研究合約，真實的合約版本堆積如山，前前後後、大大小小達二萬份，有時審查千多份才可以安心地下一個腳注。